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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作时间的逐渐缩短(在近一个世纪内取得了稳步进展)到这个托邦的最终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这个进度还是被高估了,因为人们是以资本主义早期普遍剥削的非人状况来衡量这一进度的。如果我们从较长时段来看,目前个人每年所享受的自由时间的总量与其说是现代化的一个成果,不如说是姗姗来迟的向常态的回归。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一个真正的消费者社会的幽灵,作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理想,比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现实更让人恐俱。这个理想并非新的,它清晰地显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容置疑的假定中,即积极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财富增长、物质丰裕,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此外,这个现代社会的理想不过是穷苦人的古老梦想,作为梦想它始终有自身的魅力,一旦实现的话就变成了傻瓜的天堂。 激励着马克思和各类工人运动中最优秀成员的希望——自由时间最终将把人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让劳动动物富有创造性,建立在一个机械论哲学的幻觉之上,就是假设劳动力像任何其他能量一样是守恒的,如果劳动力在生命的苦役上没有消耗完,就会自动地培育出其他“更高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指引着这个希望的榜样无疑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且马克思相信未来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城邦理想不需要奴隶来维持就完全可以实现。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年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推理的谬误之处: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域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
    《人的境况》
    就人是技艺人而言,他使事物工具化。他的工具化活动意味着所有事物都贬低为手段,让它们失去了内在和独立的价值,以至于最终不仅制造对象,而且“整个地球和所有自然力”(它们的形成无需人的帮助,并且独立于人的世界而存在)都失去了它们的“价值,因为它们不具有从产品而来的对象化”。正是由于技艺人对世界的这种态度,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宣布艺术和技艺的整个领城(在那里人们使用工具和事情不是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生产另外的东西)是banausic,这个词的最佳翻译是“市侩的”,表示从利害出发的思考和行动的鄙俗。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评价也不把希腊雕刻和建筑大师在外的,其蕴涵的强烈鄙视之情就不能不令我们震惊了。 这里关键的问题当然不在于工具性,不在于为达到目的对手段的使用,而在于制作经验的普遍化,即有用和效用被确立为人的生活和世界的最终标准。这种普遍化是技艺人活动内在固有的,因为存在于制造活动中的手段和目的经验,并不随着产品的完成而消失,而是扩展了它的最终目标,服务于使用对象。整个世界和地球的工具化,一切既定事物的无限贬值,每个目的都转化为手段,以及只有让人成为万物的主人和统治者才能阻止的加速的无意义过程,所有这一切并不直接来自制造过程;因为从制造的观点看,制成品本身就是目的,一个一个独立持久的存在,如同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人是目的一样。只有在制造主要用于生产使用对象时,完成品オ又ー次变成了手段;只有在生命过程牢牢抓住了事物并为它的目的使用它们时,制作的生产的和有限的工具性转变成了一切现存事物的无限工具化。很显然,希腊人惧怕世界和自然的贬值,惧怕其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是最高级的存在和万物都为人的生活需要服务的“荒谬”(亚里士多德语)意见,不亚于他们对所有严格功利主义之十足鄙俗的轻蔑。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从技艺人的角度看待人的最高可能性的后果,也许最好地显示在柏拉图对...
    《人的境况》
    在赋予人造物以稳固性(没有这种稳固性,人就没有一个可依赖的家园)的事物当中,有许多东西既没有严格的有用性,而且,由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没有可交换性,从而不能通过共同的等价物,如货币来交,如果它们进入交换市场,也只能被任意定价。另外,我们与艺术品的恰当交往方式不是“使用”它;相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普通使用对象的整个场景中搬离出来,它才能获得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同样道理,它也必须远离日常生活的紧迫需求和需要,比其他东西都更少地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艺术品是否一直都是无用的,还是它从前曾为人的所谓宗教需要服务(就如同普通使用物为更一般的需要服务一样),并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即使艺术品在历史起源上确实有专门的宗教或神话性质,事实也是艺术在与宗教、巫术和神话分离后,仍灿烂辉煌地存在了下来。 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 permanence),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决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坐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为了存在所需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时代而达至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从来不是绝对的)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一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P127)
    《人的境况》
    没有哪种人类表演( human performance)像行动一样需要言说。在所有其他表演中,言说都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仅仅作为交流的手段,或者纯粹是作为在沉默中也可获得的东西的伴随物。言说用作交流和传达信息的手段的确非常有用,但仅限于此的话,它就可以用某种符号语言代替,后者也许能证明在传达某些意图时更为有用和便利,例如在数学和其他学科中,或在某些团队工作的形式中。人的行动能力,特别是协同行动( act in concert,)的能力同样如此,用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或利益目标是十分有用的;没有什么比用行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更危险的了。因为显然同样的目的用无声的暴力更容易达到,以至于行动看上去像暴力的一个并不很有效的替代品,正如从单纯的功利角度看,言说只是符号语言的拙劣替代品一样。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主动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是他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对之他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彻底沉默或绝对不作为的情况下才能隐藏。但自我彰显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却几乎是达不到的,一个人并不能像他可以拥有或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相反,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地向他人显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始终是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 daimon)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与他相遇的人才看得到。 言和行的彰显性质出现在人们和他人共在的地方,在那里既不是为他人而活,也不是与他人为敌,即出现在纯粹的人类归属感( togetherness)当中。虽然无人能得知他在言行中彰显自己时,他揭示的是谁,但他必须愿意冒这个风险,而且承担这个...
    《人的境况》
    严格来说,人类事务的领域由人际关系网组成,这个网络存在于任何人们一起生活的地方。经由言说对“谁”的彰显,和经由行动的开端启新,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到这个业已存在的网络之中并遭受到其直接后果。言与行一起发动的过程最终浮现为某个新来者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并独一无二地影响到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生活故事。由于这个业已存在的人类关系网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愿望,所以行动从来都达不到它的目标;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媒介,行动才能有意或无意地“生产”故事,就像制造活动自然而然地生产出有形之物一样。这些故事可以记录在文件里或纪念碑上,可以显示在使用物或艺术品中,也可以在讲述或复述中编织进各种材料。不过它们本身在其活生生的现实中,依然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这些物化对象的性质。即使任何人手的产品都能告诉我们谁是生产它的主人,行动的故事也更多地向我们讲述了它的主体,讲述了做为故事中心的“主人公”。因而严格来说它们不是产品,尽管每个人都经由言行对人类世界的切入而开始了他的生活,但没有人是他自己生活故事的作者或制造者。换言之,故事作为言行的结果虽然揭示了某个动因,但这个动因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或制造者。某人开始了一个故事,他在双重意义上是故事的主角:既是它的行动者,又是它的遭受者,但没有人是故事的作者。 在诞生和死亡之间的个人生活最终能够被讲述为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这乃是历史——这个无始无终的伟大故事的前政治和前历史条件。但是为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都能讲成故事,为什么历史最终变成了人类的故事书,有众多的行动者和讲述者,却没有作者,乃是因为它们都是行动的结果。到底谁是历史的伟大创造者这个一度困扰着现代历史哲学的问题,其实出现在我们把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并试图为它找到了一个主体——人类——的时刻。此时我们才发现,人类这个主体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变成积极动因的抽象概念;同样关于创造者的无知,也从政治哲学在古代发端的那一...
    《人的境况》
    权力是使公共领域——行动和言说的人们之间潜在的显现空间一一得以存在的东西。权力( power)一词本身,以及它的各种现代变形,都暗示了它的“潜在”属性。我们可说,权力总是潜在的一种力量,而不是像强力( force)或体力( strength)那样是不变的、可衡量的稳定实存。体力是一个人在孤独状态下也拥有的自然属性,而权力是从一块行动的人们中间生发出的力,他们一分散开,权力就消失了。由于权力的这种特性和所有有潜能的事物一样,只能现实化而不能完全物质化,它就程度惊人地不依赖于数量或手段等物质因素。一个人数相对较少但组织良好的团体,能几乎无限期地统治一个辽阔和人数众多的帝国,在历史上也不乏又穷又小的国家打败富有大国的例子。(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仅在比喻的意义上是真的;少数人的权力有可能比多数人大,但是在两个人的竟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权力,而是体力加上机智。所谓机智实际上是指脑力,而脑力肌肉一样,是决定胜负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反抗物质上强大的统治者的民众暴动,也可以产生几乎不可抗拒的权力,即使他们在面对物质上大大超过他们的强力时放弃了暴力的使用。把这称为“被动抵抗”确实有说反话的意思,这实际上是人们设想过的最积极有效的一种行动方式,因为它的力量不会被斗争所消耗。在斗争中有胜有负,但是有在大屠杀中才可以说即使胜利者也是被打败了,被胜利欺骗了,因为没有人能统治死人。 在权力的产生中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只有在人们如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以致行动的潜能始终在场的地方,权カオ与他们同在。因而城市的建立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物质前提,作为城市国家,它始终为所有西方政治组织提供了典范。在行动转瞬即逝后还能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我们今天称为“组织”),同时又通过持续的共同生活而保持活力的东西,就是权力。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把自己孤立起来和放弃了这种共处,就是放弃了权力和...
    《人的境况》
    相信某人是“谁”的问题在伟大和重要性上超过了他所能做的任何事情和他所能创造的任何东西,乃是构成人的骄傲不可缺少的因素。“让医师、糖果制造商和豪宅仆人以他们做过的事情,甚至打算要做的事情来接受评判吧;伟大人物的评判标准是他们是谁。”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而且他们会发现,如果说除了纯粹愚蠢的虚荣之外,在他们身上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做自己的奴仆和囚徒,跟做别人的奴仆一样痛苦,也许更屈辱。在创造性天才那里,人比作品高贵的状况颠倒了,以至于他发现他自己,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还要和自己的创造物竞争,虽然他比它们生得早,但最终它们比他存在得更长久,这与其说是天才的光荣,不如说是天才的困境。因为所有真正伟大的天赋都保有的荣耀是,具有天赋的人总是比他自己完成的产品更高贵,至少他是创造力的活的源泉;这个源泉来自他是谁,并始终独立于实际的工作过程和他所成就的事物。天才的这一困境是如此真实,在文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作者和作品次序的颠倒登峰造极;最让人气愤,而且有时在民众身上激起的怨恨多过在知识分子身上激起的虚假优越感的是,甚至他们最糟糕的作品,都很可能受到比他们本人更好的待遇。而“知识分子”的标志恰恰在于他不受这种“可怕羞辱”的触动,结果真正的艺术家或文学工作者“感到他变成了他作品的儿子”,他注定了要“从如此这般地被局限于其中的一面镜子里”来观察自己。P166)
    《人的境况》
    行动的全部灾难都出自复数性的人类条件,但复数性也是作为公共领城的显现空间的必要条件。因此试图取消这种复数性总是等同于取消公共领域本身。摆脱复数性危险的最明显的办法是君主制,或一人统治,它有许多变种一一从一人反对所有人的绝对暴政到仁慈专制统治,到多人形成一个集体,以致人民“团结如一人”,使他们自身成为一个“君主”的那类所谓民主制。柏拉图的解决方案——哲学王,用他的“智慧”解决了行动的困难,仿佛行动的困难是一些可解答的知识问题,也是一人统治的一种变种,而且决非最少专制色彩的变种。这些政府形式的弊端并不在于它们的残酷(它们常常不残酷),而竟在于它们运转得太过良好。暴君如果理解了他的职责,也能“亲切温和地处理一切”,如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在古代他的统治可与“克罗诺斯的黄金时代”相媲美;他们的措施在现代人听来非常仁慈,一点都“不专制”,尤其是我们听说古代唯一一次取消奴隶制的尝试就是科林斯的僭主佩里安德(Periandros)提出的(虽然不成功。但这些政府形式的共同之处是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坚持认为他们只应当关心他们的私事,只有“统治者应当参与公共事务”。这确实会促进个人的勤奋劳动和私人行业的发展,但公民在这种政策中所发现的,却是他们被不遗余力地剥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时间。虽然从短时期来讲,专制有显而易见的优点:稳定、安全、高效,但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优点就为权力的不可避免的丧失让路,那么人们就应当警惕,哪怕实际的灾难要在相当长的未来时间里才会显现。 事实上,从人类事务的脆弱状态逃避到安宁有序的稳固状态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自柏拉图以来的大部分政治哲学都可以轻易地被理解为:为彻底逃避政治寻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的各种尝试。而统治概念正是所有这些逃避政治方式的标志,也就是仅当一些人有资格发命令,另一些人被迫服从命令的时候,人们才能合法地在政治上共同生活的...
    《人的境况》
    行动向制造转化的模式是多么地一贯和成功,从整个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所用的术语中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证实,政治理论和思想如果不使用手段和目的范畴,并以工具性来思考的话,就几乎不可能讨论问题。也许更令人信服的是,所有现代语言中流行的谚语都异口同声地建议我们,“谁要达到目的,也就必须追求手段”,“不打碎鸡蛋就无法做煎蛋饼”。这样的思想迫使人们承认,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可允许的,对追求某些被定位为目标的东西来说是正当的。我们也许是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内在危险后果的第一代人。然而,只靠附加一些限制条件——例如不是所有手段都是允许的,或在某些情况下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来摆脱这个陈旧的思想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些限制条件要么把某一个道德体系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其喋喋不休的训诚恰恰证明它并非理所当然的,要么正好被它使用的语言和类比所挫败。因为说目的并不能证明所有手段正确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目的之定义就在于它为手段提供了辩护;自相矛盾暗示了困难的存在,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就无法令人信服。只要我们相信在政治领城里我们是在跟目的和手段打交道,我们就无法防止任何人用一切手段追求他所认定的目的。 以制作代替行动和同时把政治贬低为达到一个据说是“更高”目的的手段——在古代通常是保护好人免受坏人统治的手段,特别是保护哲学家安全的手段,在中世纪则是拯救灵魂的手段,而在现代是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手段,这种作法跟政治哲学的传统一样古老。确实唯有现代把人首先定义为技艺人,一个工具制造者和物的生产者,从而克服了传统持有的对整个制作领域根深蒂固的轻蔑和怀疑。不过,就这同个传统排斥了行动(确实是暗中进行的,但同样有效),从而被迫根据制作来解释行动而言,它虽对制作持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却为政治哲学引入了某种现代仍可依赖的思维模式和趋势。在此方面,现代并没有颠覆传统,不过是让传统摆脱了妨碍它公开宣称,工匠的工作要高于...
    《人的境况》
    这种人的存在与行动合一的特殊关系,似乎充分地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z0 on politikon)最早被译作社会动物( animal socialis)是有道理的。这个翻译在塞涅卡那里就已出现,后来经由托马斯·阿奎那,变成对亚里士多德名言的标准翻译: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即社会的( homo est naturaliter politicus,idet, socialis[2。不过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有说服力的是,“社会”一词对“政治”一词的无意识取代,已经暴露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希腊原初对政治的理解。因为有意思(但并非关键性)的是,“社会”一词起源于罗马,在希腊语言或思想中都找不到一个与之对应的词。不过拉丁语 societas的用法最初有着虽有限却清楚的政治含义:它表示人民之间为了一个特定目标而结成的联盟,比如一群人为了统治另一群人而组织起来,甚至为了24犯一桩罪行而组织起来。3只是随着后来人一类社会( societas generisiuma概念的出现,“社会”这个词オ开始获得它作为一种基本人类状况的一般性意义。不是说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无视人不能在人群之外生活的事实,但他们不把这一状况视为人特有的特征;相反,由于它是人的生活与动物生活共有的方面,从而本质上就不是人的特征。人类种群纯自然的社会联合被认为是生物生命需要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无论对于人类动物还是对于其他动物生命形式来说,都是相同的。
    《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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