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即兴表演,还是事后追认,蒙古人显然觉得,自己对金朝的战争具有正义性,是天神护佑下的复仇之战。 的确,金朝不仅年年派兵来草原“灭丁”,还残忍杀害了成吉思汗族曾祖俺巴孩和伯祖斡勤巴儿合黑,与蒙古诸部结下了世仇。早在金章宗时代,窥视北朝动静的南宋人就知道,女真“与鞑为仇”。62 不过,对成吉思汗这番话,似乎也不必过于当真。 明朝杀的是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生父,努尔哈赤可能真的是以“遗甲十三副”含恨起兵。不过,他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朝宣战,已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其间这三十多年,努尔哈赤佯装恭顺,接受了明朝指挥使的职位,还多次入京进贡。羽翼未丰之时隐忍不发,伺机而动,自是枭雄本色。成吉思汗也是一样。当年,他投奔王汗,亟须积累政治资本和壮大实力。他从金章宗的宰相完颜襄手里接过“诸糺统领”的官职时,可一个字都没提到俺巴孩。 成吉思汗幼年丧父,一家孤儿寡母长期被族人遗弃和孤立。对那两个先祖,他未必有几分真感情。他需要的是一个掷地有声,能激起同仇敌忾的名字,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名分,一把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 第2个结果,共3个》 X
蒋介石的这一切复杂的手腕,为了什么目的?显然,这么巧妙地搞这一套手法是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对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讲话,全会的决议,按其正确饿顺序来读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满足了所有各反对派别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刚好使他们不至于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他,但又不足以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叛。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0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0再煊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董哲 《太平年》0
董哲 《太平年》0当我死时,愿江南的春泥覆盖在我的身上,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当我生时。当我在东南的天地间漂泊。战争正在海峡里焚烧。饿莩和冻死骨陈尸在中原。黄巾之后有董卓的鱼肚白有安禄山的鱼肚白后有赤眉有黄巢有白莲。始皇帝的赤焰们在高呼,战神万岁!战争燃烧着时间燃烧着我们,燃烧着你们的须发我们的眉睫。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塑造历史,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
余光中 《逍遥游》0
余光中 《逍遥游》0卡根的体验清晰明了地指出了单身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一个提出问题,以改善独居单身者的身心健康的组织。很少有单身者倾向于将单身定义为自己未来的选择,或者是愿意组织政治活动来招募与自己命运相似的同伴。很多人,其中也包括卡根本人,愿意与督促人们尽快结婚的文化抗争,以鼓励那些热爱单身生活的人们,但他们也将单身视为一个现阶段的暂时状态。另外一些人则可能要单身更久,但并不被视为单身社会的一分子,是因为他们身上的一些其他元素——男性或女性,黑人或白人,富人或穷人,年轻人或老年人,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已经勾勒出了他们的自我认知。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单身社会》0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单身社会》0关于财产持有的三条正义原则而诺齐克自己,就是要主张一种完全彻底的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经济问题上,都要把个体权利放到最高位置。这种自由主义被称为“自由至上论”,英文叫Libertarianism。拥有财产的第一步是获得财产,所以第一条正义原则就是“获取正义”。如果你最初获取的财产是正当的,比如是通过劳动占有天然资源,像是你开垦了一块无主荒地,自己种庄稼,没有侵犯他人财产,那持有就是正当的。接着,第二条就是“转让正义”:如果财产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整个过程没有巧取豪夺,是通过自由自愿的交换或者馈赠,那转让就是正当。如果最初获取财产是正义的,转移的过程也是正义的,那幺你持有的财产,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如果整个社会的财产分布都符合这两条原则,那幺社会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不过你肯定也想到了,哪有这幺理想的事,肯定会有违背两条原则的事情发生啊。诺齐克说,对,所以还要有第三条原则,就是“矫正正义”。对那些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财产持有,不管经历了多少变化,都要作出矫正。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耶路撒冷的被动属人管辖原则,以P.N.德罗斯特在《国家犯罪》(Crime of State ,1959)中提出的学术观点为依据,即在某些情况下,“被害者的祖国的法庭可以拥有审判案件的资格”;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可以由政府代表受害者提起刑事诉讼,即是说受害者有权进行报复。这事实上就是控方的立场。豪斯纳先生以下面的话开始作开庭陈词:“我现在站在以色列的法官面前。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在这一时刻,有六百万起诉者同我一起站在这里。然而他们再也无法提出控诉。他们无法用手指逼向那个玻璃间,无法朝坐在里面的那个人大声疾呼:‘我要控诉!’……他们用鲜血泣诉,他们已经发不出声音。因此,我要成为他们的嘴:我要以他们的名义提出这骇人的控诉。”凭借此番辞令,公诉方倒是为审判质疑者的主要观点提供了支持,即开庭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依然是为了满足受害者的复仇欲,或者,复仇权。在刑事诉讼中,即使受害者宁愿选择宽恕或忘记,也必须强制启动。刑事诉讼所依据的法律,其“本质”是——正如特尔福德·泰勒在《纽约时代杂志》上所说的——“犯罪的对象不仅是受害者,而且首先是共同体,因为罪行触犯了这个共同体的法律”。将作恶者绳之以法,原因在于其行为扰乱或严重损害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这有别于民事案件。在民事案件中,伤害涉及的是个体利益,后者有权要求赔偿。刑事案件中的赔偿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要求进行“赔偿”的是政治实体本身,是普遍的公共秩序遭破坏失灵,因而必须得到修复。换言之,刑事案件首先事关法律,而非原告。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性别并不是造成“与世隔绝”的唯一因素,其他危险因素包括:无儿无女,或者是生活在远离子女的地方;疾病,尤其是那种会限制患者行动、必须待在家里的疾病;沮丧,或是患有其他精神类疾病;贫穷,经济上的贫穷几乎会令所有伴随年龄增长而来的各种问题与孤独的风险都增加。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单身社会》0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单身社会》0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它使政治像经济。它使外交像外贸。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在权力的产生中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只有在人们如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以致行动的潜能始终在场的地方,权力才与他们同在。因而城市的建立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物质前提,作为城市国家,它始终为所有西方政治组织提供了典范。在行动转瞬即逝后还能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我们今天称为“组织”),同时又通过持续的共同生活而保持活力的东西,就是权力。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把自己孤立起来和放弃了这种共处,就是放弃了权力和选择了无能,无论他的体力有多大,他的理性有多管用。如果权力不只是这种在共处中存在的潜能,如果它能像体力一样为个人拥有,像强力一样应用,并且不依赖众多意志和愿望之间不可靠的、暂时的联盟,那么人就可以变得无所不能。因为权力像行动一样是无限的,它不像体力那样受人的本性和人的身体存在的物理限制,他人的存在是它唯一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的权力首先相应于开始谈到的复数性条件。出于同样的原因,权力可以被分割而不受削弱,而且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甚至倾向于产生更多的权力,只要这个相互作用的模式有活力而不陷于僵死状态的话。相反,体力是不可分割的,他人的在场反倒会制约它,多数人的相互作用对个人的力量造成明确的限制,不仅使它保持在有限范围内,而且被多数人的潜在权力所控制。把制造产品所必需的体力等同于行动所必需的权力,只有对于一神的非凡属性来说才是可想象的。所以在多神教中,无所不能从来不是诸神的属性,不管神在力量上如何高于人。相反,对无所不能的渴望,除了乌托邦式的僭妄(hubris)外,总是意味着对复数性的破坏。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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