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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诗歌的世界里非常紧张。我妈妈过去常常断然拒绝读诗,声称诗歌对她不形成意义。虽然十几岁时,我曾为她感到震惊和尴尬,但在读了很多诗还写了不少(尽管我从不认为自已写得好)之后,我终于发现,我其实继承了她那乏味平庸的本性。诗歌最能感动我的瞬间,是从散文角度给我的冲击我一直无法真正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人觉得写诗是自己存在的理由。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当一卷诗歌在我手中流转,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幸运的是,这也恰好是编辑应该做的全部,除非是庞德与艾略特一起工作,这样的话,两位诗人或许还能擦出相互理解的火花。我会仔细阅读作品,努力在书的封面简介上说明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一些诗歌整体能打动我,有一些则是部分诗句能打动我……随便怎么都可以。但我同时也感到一种紧张的崇敬,因为我一直觉得更为优秀的人对诗歌应该有所感应,当然到了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想法。而诗人,虽然他们天生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思维特质,这让他们写出卓越的、情感强烈的文字艺术品,但诗人自身并非更卓越的存在。在古老的时代,诗人们对着同伴歌唱,提供娱乐和指导时,他们是有用的;当诗人们设计和操纵某种文字形式,以囊括更常见、更重要的人类情感时,他们是聪明而令人愉快的;但到了近代,当他们将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就往往变得非常无聊了(我已经不再阅读《独立报》的“每日诗歌”专栏了,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无趣得令人沮丧)。即使诗歌并不乏味,诗人也远非高人一等,想想可怜的拉金吧!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简·哈里森刚踏入学术界时,领域内对古典学的研究局限于对经典文本的细致校订。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中,考古挖掘开始在欧洲、中东地区涌现,大量充满戏剧色彩的考古发现突然令古老的世界仿佛重现眼前,与当前时代如此贴近、如此具有人的色彩。具有戏剧眼光的海因里希·施里曼放弃商业生涯,转而从事考古事业,在土耳其境内的希沙里克山丘成功挖掘到古建筑遗址。他坚称这是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述的战争所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这一消息出现在了全球新闻的头版头条。“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面庞。”从墓中出来的施里曼宣布道。报纸刊印的照片上,施里曼妻子索菲亚身上装扮着特洛伊的海伦的珠宝,光彩照人。哈里森跟随施里曼的考古队伍踏遍了这片陆地,为著作、课堂收集前沿素材:在雅典,她坐在帕台农神庙阶前抽烟斗;在科林思,她和队伍一起骑着骡子登上科林思卫城山;在巴萨伊,她在阿波罗神殿遗迹下的山腹中野营。阿瑟·埃文斯在克里特岛发掘出克诺索斯宫殿遗址,举世震惊。同年,哈里森就亲身前往探访,在那里,她发现了一枚印着牛头人弥诺陶洛斯的图章,他端坐在王座上,脚下匍匐着一名信徒。这枚图章攫住了她的想象力。“宙斯无处可寻,”哈里森以胜利的口吻对默里写道,“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个遭人唾弃、德不配位的神祇。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让大众看清他虚荣狂傲、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真面目。‘将掌权者从宝座上拉下来’令人愉悦。”持续进行的发掘活动为简·哈里森的主要学术兴趣提供了相关的素材:挖掘出“层层厚土掩盖下的宗教信仰”,重现关于希腊古时宗教崇拜的历史。与她同时代的学者普遍将荷马史诗视作西方文学的发端,认为这些诗歌代表着最早的宗教研究。但哈里森无法认同这样的观点。在她看来,荷马和希腊悲剧中所描绘的独特、拟人化的奥林匹亚诸神—神族受全能、滥情的宙斯掌控,整个家族性情阴晴不定、常常相互交战—并不能证明真正的大众宗教的存在,仅仅是“艺术和文学的产物”,诸神脱离神秘、道德败...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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