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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地位能够满足某种“需求”,正如饮食可以满足饥饿的需求。个人虚荣需要公众的认可,正如个人的胃口需要食物。从这一立场出发,现实并不体现于他人的在场,也就是他人在公共领域中和我们一同经历相同之物。现实仅仅体现于主观需求的强度。这种需求的存在与否,只有那个主观感受到或忍受它的人,才能做出说明。而且,相比于人追求公共声誉的“虚荣”,人对食物的需求对应的是人的生物性,因此纯粹主观的饥饿当然来得更真实、更正当。霍布斯曾经轻蔑地称这种对公共认可的需求为自负的虚荣欲(vainglory)。在这种理解下,即便这种需求能够奇迹般地被他人共情,它也是瞬息即逝的。这足以表明,它们绝不可能孕育出像“共同的世界”那样坚实而持久的东西。因此,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现代世界并没有给予诗歌和哲学足够的认可,而是说,即便现代世界给予诗歌和哲学以赞赏,也无法建构起一个能够保存某些事物、使之免于时间毁坏的空间。在我们的世界里,公共认可是如此之短暂,有如一种每日以不断加速的方式被生产和消费的东西。与之相比,即便是最为易逝的金钱,比起公共认可也显得更为“客观”,因此更加真实。 所谓“客观性”,它唯一的基础是金钱作为满足一切需求的通用尺度。比起客观性,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基于无数视角的同时在场。在这些视角中,共同之物得以显现,而这一显现却从来无法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或通用的尺度。因为尽管共同的世界为所有人提供了汇聚之所,但凡来到其中的人都各自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一个人的位置绝不会与另一个人的位置重合,正如两个物体的位置无法相同一样。之所以“被他人看见与听见”具有意义,正源于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位置去看、去听。这正是公共相聚的意义所在。与之相比,即便是最为丰富、最令人满足的家庭生活,也不过是自身立场的扩展与倍增,以及固有视角的放大。私人领域的主观性可以通过家庭得到极大程度的增强,甚至可以强大到在公共领域中也能感受到它的...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言行的特定内容和一般意义可以在艺术品中取得各种物化形式,艺术品不仅赞颂业绩和成就,而且通过艺术的变形和浓缩,充分地显现出些非凡事件。不过,言说和行动特有的揭示性质,即它固有的对行动者和言说者的展现,却与言说和行动的变化之流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以至于它只能通过一定的重复、模仿来加以表现和“物化”。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于所有艺术中的模仿mimesis,实际上只适合于戏剧(drama)(戏剧的名称恰恰来源于希腊动词dran,即“去行动”),暗示了演戏实际上是对行动的一种模仿。11]模仿因素不仅存在于演员的技艺中,而且如亚里士多德正确指出的,也存在于戏剧的创作过程中,并且至少一定程度上只有在剧场上演时,戏剧才真正获得生命。只有再现故事情节的演员和讲述者,才能完整地传达故事本身的意义,以及在故事中得到揭示的“英雄们”的意义。12]就希腊悲剧而言,这意味着故事的直接及普遍意义是由合唱团透露出来的,合唱团的咏叹不是模仿[13],其演唱内容是纯粹的诗,因为剧中行为人不可把捉的身份(它逃避一切形式的普遍化,从而逃避一切形式的对象化),只有通过对他们行动的模仿才能传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戏剧是最优秀的政治艺术的原因,只有这里是人的生活转化为艺术的政治领域。同理,它也是唯一以人与他人的关系为全部主题的艺术。P147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属于人们可能会称之为“迷惘的一代”的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壕和战场中入世,感到自己已经不再适合过正常的生活了。过正常生活,就是对所有恐怖经历的背叛,就是对恐怖经历中的战斗情谊的背叛——正是这些经历使他们成了男人。与其背叛自己,他们宁愿被遗弃——被自己遗弃,也被世界遗弃。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的退伍老兵身上,并在他们被后来两种这样的“迷惘的一代”所接替时,终于形成了一种气候。后来的第一种,生于约十年后的20世纪第一个十年,通过了通货膨胀、大规模事业和革命动乱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训,了解到在四年多的屠杀之后,欧洲还留下的任何完好的东西都是不稳定的;后来的第二种,又十年后,生于约本世界的第二个十年,他们可以选择从纳粹集中营、西班牙内战或莫斯科肃反中进入世界。粗略估计,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出生的三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分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或者作为士兵、流亡者、激进分子、抵抗运动成员、极权国家中的居民、集中营的囚徒,或者作为炮火硝烟下的城市民众、作为布莱希特曾在一首诗中写下的城市中的幸存者:
    汉娜·鄂兰 《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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