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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这是图画，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图画，是一面镜子；它表达激情，非常委婉地批评你，指引你，使你若有所悟，它也是一种文献。这都是我拾人牙慧，从他们那儿学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0

纵使涅克拉索夫读完《穷人》以后发出“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这样的惊叹，但文学评论家瓦列里昂·迈科夫的认识应该更为准确。在《穷人》发表的同一年，迈科夫写了《略论一八四六年的俄国文学》一文，明确指出：“果戈理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罢，表现的都是现实的社会。但果戈理主要是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心理诗人。对于一个人来说，个体作为某个社会或某个圈子的代表而言重要；对于另一个人来说，社会本身因其对个体的个性产生影响而言有趣。”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0

办，我要好好地做人，单是出于对大人的尊重，我也要循规蹈矩地做人；我们又可以互相写幸福的信，互相倾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喜悦、我们的忧愁，假如还会有忧愁的话，我们的生活将会加倍地和谐幸福。我们要读点文学。。我的小天使！我命运中的一切都转变了，一切都变好了。女房东变得比较通情达理，捷列扎变聪明了，连法尔多尼也变得勤快些了。我跟拉塔贾耶夫和好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0

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只要一想起这一切，我总觉得难受至极。有许多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受，但是。是否应在这里结束这部《手记》呢？我觉得，我动手写这部《手记》，是犯了一个错误。至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直感到羞愧难当，因此，这已经并非文学，而是一种感化性的惩罚。须知，比方说，创作一篇冗长的小说，叙述我偏居一隅，因道德堕落、环境恶劣、脱离活生生的生活，在地下室里追慕虚荣、满怀怨恨，因而虚度一生一一真的，那将是兴味索然的。小说里一定得有英雄，而在这里却故意集结了非英雄的一切特征，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催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脱离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我们脱离生活甚至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有时候竟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产生了某种厌恶，因此当别人向我们提到它时，我们就会无法忍受。须知，我们竟然发展到几乎把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当件劳动，几乎当作了职业，而且我们大家都暗暗同意，还是照书本行事更好一些。可我们有时为什么要胡折腾，为什么要瞎胡闹，为什么要乱请求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我再也没见到丽题，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我也要再说几句，关于谈辱与僧很的用处的漂亮话一直以来都让我感到满意，尽管我自己那时候差点儿忧愁得快要生出病来。甚至到现在，经过了几年之后，每当这一切浮上我心头时，似乎都感觉很不好。许多事现在浮上我心头都感觉很不好，但是……真的不就此结束《手记》吗？我觉得，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是我犯了错误。但至少，在我写这篇故事的时候，我感到羞愧，因此，这已经不是文学，而是感化的惩罚了。毕竟，要讲故事，比如像长篇幅的故事会谈到，我如何耽误了自己的一生，因为实身角落里精神上的堕落、环境上的缺陷、与真实生活的疏离，以及地下室里虚荣的愤恨——这实在是没趣；在小说中必须有英雄，而这里故意收集了所有反英雄的特质，而且主要是，这一切将产生出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全都疏离了生活，我们全都跛行于生活，无论是哪一个人多多少少皆如此。我们甚至会疏离到有时面对真正的“真实生活”！还会感到厌恶至极的程度，因此，当有人提起生活的时候，我们连忍都不能忍。毕竟，我们已经搞到这种地步，就快把真正的“真实生活”当成一种劳动，几乎要当成一种工作，而我们全都暗自同意，照书本行事会更好。那我们有时又在胡想什么？乱来什么？要求什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如果我们胡乱的要求都能达成目的的话，那我们会变得更糟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只要一想起这一切，我总觉得难受至极。有许多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受，但是…是否应在这里结束这部《手记》呢？我觉得，我动手写这部《手记》，是犯了一个错误。至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直感到羞愧难当，因此，这已经并非文学，而是一种感化性的惩罚。须知，比方说，创作一篇冗长的小说，叙述我偏居一隅，因道德堕落、环境恶劣、脱离活生生的生活，在地下室里追慕虚荣、满怀怨恨，因而虚度一生一真的，那将是兴味索然的。小说里一定得有英雄，而在这里却故意集结了非英雄的一切特征，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催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脱离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我们脱离生活甚至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有时候竞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产生了某种厌恶，因此当别人向我们提到它时，我们就会无法忍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我觉得，动手撰写这都《手记》就是一个错误。至少，在撰写这部小说期间，我一直感到愧疚：这么说吧，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带有感化性质的惩戒书。如果撰写一部冗长的小说，描述我栖居在地下室的角落里，道德堕落，环境恶劣，过着没有活力的日子，既爱慕虚荣，又怨天尤人，从而蹉跎岁月，虚度一生一真的，那是多么乏味无趣。小说里应当有英雄人物，而这里则有意识地集中描述了与英雄相左的所有特征；主要之点还在于：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人产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脱离生活，每个人，毫无例外，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缺陷；我们已经严重地脱离生活，以致有时会对“有活力的生活”产生厌恶之感，因此，当人们向我们提及这种生活时，我们甚至无法忍受。要知道，我们甚至几乎要把真正的“有活力的生活”认为就是劳动，就是谋生，而且，我们大家都默认按照书本生活会更好一些。那为什么我们有时还要劳碌奔波，为什么要折腾胡闹，为什么要提出各种请求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们不合情理的要求得到满足，那我们的情况将会更加糟糕。要是不信，您就试试吧！比方说，如果给了我们更多独立的空间，放开了我们所有人的手脚，拓展了我们活动的空间，放松了管理，那么，我们…我敢保证，我们会立即尽求重新回归被管束的状态。我知道，你们也许会因此而对我十分恼火，会跺着脚对我大声吼叫：您说的是有关您个人和地下室里你们一小撮人的情况，您可不能说成“我们所有人”。对不起，先生们，我可不是用我们这个小群体的行为来为自己辩解。至于我个人，那么，我在白己的生活中做到极到的事情，你们则连做到一半的胆量都没有，而且你们把自己的怯橘当成明智，并聊以自慰，自欺欺人，因此，我也许会比你们“更具活力”。请你们用心地仔细看一看吧！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有活力的东西现在在哪儿，它是什么样的，又该怎样称呼。如果只剩下我们自己，没有书本，我们会立即迷失方向，张皇失措——我们将不知道应该追随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德国诗人海涅（1797—1856）在其著作《论德国》第二卷的《自白》（1853—1854）中写道：“撰写一篇自我描述不仅非常棘手，甚至无法进行……凭着天地良心，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情况说出真话。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无论他是圣奥古斯丁，那位希波城虔诚的主教，还是日内瓦人让·雅克·卢梭，曾经成功地做到过这一点，尤其是后者，做得最差。他自称为专讲真话、追求自然之士，可是骨子里他比他的同时代人更为虚假，更为矫揉造作。”详见《海涅文集·小说戏剧杂文卷》，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至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直感到羞愧难当：因此，这已经并非文学，而是一种感化性的惩罚。须知，比方说，创作一篇冗长的小说，叙述我偏居一隅，因道德堕落、环境恶劣、脱离活生生的生活，在地下室里追慕虚荣，满怀怨恨，因而虚度一生——真的，那将是兴味索然的；小说里一定得有英雄，而在这里却故意集结了非英雄的一切特征，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催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脱离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我们脱离生活甚至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有时候竟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产生了某种厌恶，因此当别人向我们提到它时，我们就会无法忍受。须知，我们竟然发展到几乎把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当作劳动，几乎当作了职业，而且我们大家都暗暗同意，还是照书本行事更好一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这是一个敢于把自己叫做蛆的伟大的蛆。有一位俄罗斯的权威学者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露角的作品之一，嗣后，他再也没有如此露骨、如此直言不讳地披露过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批判社会主义，第一次公开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非道德的个人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这话未免有危言耸听之嫌。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说，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因此，某些人“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拟定的“幸福体系”，只是空想，是实现不了的。人也是复杂的，不是单凭教育就能改造好的，因为人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每个人的行为都受自己的“自由意愿”支配，有时还有逆反心理，明知不好，对自己不利，却故意为之，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亲爱的，如果我的书问世，我的想法是我绝对不敢在涅瓦大街上露面了。到时人人都会说，看，过来的那个人就是文学家和诗人杰武什金，他们会说，这就是杰武什金，这可叫我怎么办呢？再比如说，那时我拿我的靴子怎么办呢？顺便告诉您，亲爱的，我的靴子几乎总是打满补丁，而且说实话，靴掌都快要掉下来了，非常不体面。当所有的人都知道作家杰武什金的靴子上净是补丁，那可怎么办！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巴赫金指出：狂欢节的主导行动就是狂欢节国王丑角般的加冕和接踵而来的脱冕，“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在狂欢节上往往通过加冕和脱冕这样的礼仪形式赋予事物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表现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赋予它们令人发笑的相对性。这种形式转化到文学作品中，就用来表现人物命运的急剧变化，使他们一夜间、一瞬间回旋于高低之间、升降之间，造成一种狂欢的气氛，从而表现事物的相对性和两重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我觉得，我动手写这部《手记》，是犯了一个错误。至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直感到羞愧难当，因此，这已经并非文学，而是一种感化性的惩罚。须知，比方说，创作一篇冗长的小说，叙述我偏居一隅，因道德堕落、环境恶劣、脱离活生生的生活，在地下室里追慕虚荣、满怀怨恨，因而虚度一生——真的，那将是兴味索然的。小说里一定得有英雄，而在这里却故意集结了非英雄的一切特征，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催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脱离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我们脱离生活甚至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有时候竟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产生了某种厌恶，因此当别人向我们提到它时，我们就会无法忍受。须知，我们竟然发展到几乎把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当作劳动，几乎当作了职业，而且我们大家都暗暗同意，还是照书本行事更好一些。可我们有时为什么要胡折腾，为什么要瞎胡闹，为什么要乱请求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们瞎胡闹的要求得到贯彻执行，那我们就将会更糟。唔，你们就试试看吧，唔，比方说，给我们更多的独立自主，放开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双手，拓展我们的活动空间，减少对我们的管束，于是，我们……我敢保证：我们就会立即请求重返管束的状态之中。我知道，你们也许会因此对我怒气冲冲，跺着脚向我大喊大叫：“您说的只是您个人的事情，和您在地下室里的不幸，您可不能说‘我们大家’。”对不起，先生们，须知我并非借用这个大家来为自己辩护。至于说到我本人，那么须知我只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把事情推到极端而已，而你们却连我的一半都不敢达到，并且你们还把自己的怯懦当作明智，聊以自慰，自欺欺人。因此，我也许比你们活得更“活生生”一些。请你们更仔细地瞧瞧吧！要知道，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活生生的生活现在究竟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如果让我们单独留下，远离书本，我们就会立即陷入歧途、惊慌失措——我们将无法搞清，我们追随什么，我们依...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于是，当我写一个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期的压抑感，而且还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我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而且能够对其注入活力，颂扬，野性，简约风格，强烈的乐观主义，它们曾经属于抵抗文学。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0

因此这部著作的开篇辞是很沉重的。这是一个在悲剧情境中探讨的严肃论题。不过，马克·布洛克很快就再度发现并诉说着历史的一个优点：它“可供消遣”。在认知的愿望发生之前，历史受“天真的兴趣”的刺激。一旦好奇心和历史传奇恢复了声誉，它们便可从一个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上为历史学服务：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读者可能就是“潜在的历史学家”。因此，为了写出漂亮的历史，为了传授历史、使人热爱历史，我们就不应该忘记，历史除了“必然存在的艰辛”，还有“独特的美学愉悦”。同样，除了与学术和历史学研究必然相连的严格性，历史也有“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由此得出的一个见解我认为至今仍很恰当：“我们切不可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不过应更深入地理解马克·布洛克。他并没有说历史是艺术，历史是文学。他说得很清楚，历史是一门科学，不过这门科学的特点之是它的诗性。这既是它的弱点又是它的优点，因为这样它就不会简化为抽象的概念、法则和结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0

如今，已有一整套专门的术语供我们使用，这些术语力图超越任何特定时期的含义。几代历史学家曾不自觉地对这些术语加以修正和提炼，使许多不同时期、不同起源的词素融为一体。“封建的”和“封建制度”最早是法律术语，布兰维里耶把这个18世纪法庭里的行话写进自己的著作，后来孟德斯鸠也用了这个词，结果就勉强成为一种社会结构的代名词，而且这种社会结构本身也没有很好的定义。“资本”原是高利贷者和会计师的用语，早期的经济专家扩充了这个词的含义。“资本家”一词是由最初的股票交易所里的投机商人留下的，而“资本主义”（ Kapitalismus）却是一个新造的词，它的结尾正好揭示其起源，今天它已成为经典著作的常用语。“革命”原指天文学上的公转，如今，它的词义已包含强烈的人文色彩，在天上，它指周而复始的天体运动，在人间，它指一往无前的社会大变动。“无产阶级”一词带有古代的风格，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从卢梭的著作里找来这个词，马克思又从巴贝夫那里加以沿用，并给“无产阶级”打上他永久的烙印。美洲的原始部落教给我们“图腾”一词，澳洲的原始部落则传来“塔布”（禁忌）一词。面对这些人种史上的适应性变化，某些历史学家却仍然抱着崇古主义恋恋不舍。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0

从本质上来说，刘彻是公认“多欲”的性格。多欲者，往往好面子，讲究气势和排场，喜欢奢靡夸张的风格。这种性格体现在政治上，往往好大喜功；体现在生活上，往往纵情声色；体现在文学上，往往喜欢追求华丽繁复。

戴波《有为》0

司马相如之后得到刘彻的青睐，则是因为刘彻读到了《子虚赋》。其时刘彻即位不久，尤其喜欢辞赋文学，读完这一名篇，以为作者必是一位高邈传奇的古人，忍不住赞叹道：“可惜朕不能和此人生在同一时代啊在一旁侍奉的狗监杨得意恰好是蜀人，赶紧奏言：“我曾听同乡司马相如说过，《子虚赋》似乎是他的作品。”司马相如因而得到召见，又为刘彻创作《上林赋》，从此极受亲任。“文章两司马”，指的便是西汉朝文学水平最高的两人：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戴波《有为》0

所以在这场盐铁改革中，链条最底层的劳动群体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们仍然是盐铁生产最基础的劳动力。盐铁大商的利益虽然部分受损，但至少保住了饭碗，完成了由民营到官营的身份转换。官方则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经典的权力寻租和利益攫取，坐拥矿山盐海宝贵资源，并垄断了从中获利以及分配利益的决定权，从此盐铁商品产生的利润源源不断流人地方财政并上缴国库。一个社会，假如生产力不能显著提高，那么短期内它的整体财富总是相对固定的。朝廷收益多一些，民间相对就少一些。盐铁专卖并非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改革，其本质仍然是蛋糕的重新分配。刘彻死后没多久，朝廷就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在辩论中直截了当指出，盐铁专卖是在与民争利。专卖制度下谁受损最严重？首先是原先拥有盐铁资源的封君，他们被直接取走了一部分收人源头；其次是中小商人，由于实力原因，他们被剥夺了盐铁经营权且无法像富商一样继续和官方进行合作；最后则是百姓，一旦某样生活必需品被垄断，很容易随之而来的就是价格飞涨、品质跌降、服务效率低下，原先的便利性不复存在。

戴波《有为》0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许多事情，我渐渐明白。中国人当初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和思维逻辑，多幺的荒唐可笑自不待言。严肃认真的态度，又使当初那荒唐可笑涂了一层黑色幽默的艺术的绚丽异彩，也给当今的中国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唯有一点我仍不能明白中国人比较普遍地发现“问题”的敏锐的目光，究竟应该从生理学方面还是从社会学方面作出解释呢？千思万想总归不明白。故而我怀疑中国人的视网膜的结构，肯定是与全世界各人种不同的。不谈高级海绵底篮球鞋底儿上的那个“毛”字，也不谈铁片儿编的锅帘子上的那个“毛”字，专说“哈尔滨”香烟盒上“哈尔滨”三个字的拼音字母被发现是“牛乃文主”吧！怎幺发现的呢？翻面，倒过来，朝向阳光一一三次“程序”才能有所发现啊！偶然的？十万百万甚至千万中也未必产生这样一个偶然啊！只翻过来而没有倒过来是发现不了的；只倒过来而没有翻过来也是发现不了的；又翻过来又倒过来了却没有朝向阳光，还是发现不了。唯有在三个偶然同时“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发现！这样的情况太少太少了啊！不错，人类中有过这样的例子，苹果掉在科学家头上，科学家发现了地球吸引力。科学家在梦中梦见奇特图像，于是醒来受到启迪，联想到科学上的什幺什幺，发现了“链式结构原理”。但也都不过是自人类有史以来的一次偶然性啊！倘苹果不但须掉在科学家头上，还须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的几点几分掉在一个秀顶的科学家的头上，如此偶然不成“天方夜谭”了吗？必然的？意识明确的？是什幺人头脑中忽然产生主观判断一“哈尔滨”香烟盒上有反标！难道是特异功能？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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