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上不是讲究反高潮么，但是最后那个反高潮本身也要凝聚为一种形式，某种意义上的高潮。我有时候幻想起来就非常有野心，觉得应该用生活的混乱把叙事彻底冲垮。但是从逻辑上讲就不可能，而且也没意义，因为仍旧是在忠于冲垮这个动机，而不是对生活的混沌本身的忠诚。不可能用一生去回忆一生。激动劲儿过去了知道不过就是个新颖的写法，作为缩影的混乱其实就沦为一个概念了。不可能用语言去反对语言。
我们笑不出来，这正说明了阻隔我们和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工人之间的距离。察觉到那一段距离的存在可作为从事一项探究工作的起点，因为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异文化最理想的入口处。当你了解到对在地人特具意义，而你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东西，不论是一个笑话，一句谚语或一种仪式，你就能够晓得从什么地方抓得到可以迎刃而解的一套素昧平生的意义系统。掌握对猫大屠杀的笑点所在，或许就有可能掌握旧制度之下技工文化的要素
罗伯特·达恩顿 《屠猫狂欢》0
罗伯特·达恩顿 《屠猫狂欢》0我现在还是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年轻的作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应该多去尝试一下不同风格的写作，这对他将来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写了那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到一点，就是文学是一条比自己的人生长得多的道路。这就好比我们应该鼓励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多谈恋爱，而且是上床的恋爱，然后再考虑结婚。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我一直以为，部小说发表以后并不意味着已经完成，这只是写作层面上的完成，每一个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继续完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不具有权威性，作品发表以后他的相关发言就是一个读者的发言。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语文和文学之间”的讲稿时，给自己一个定位：我不是一个研究员，只是一个讲解员。我觉得自己会是一个不错的讲解员，因为我的正式讲解里会有一些非正式的内容。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他所说的“只有在个人现实不再存在时，个体才被允许显现自身”，其实也是对马克思的一种改写，如果说在后者笔下，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直接关系倘不能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就无法顺利实现出来的话，那么到了德波这里，则成了个人的现实如果不能被虚化为一种非真实的景观式的“名望”，个人就将一无所有，换句话说，也可以叫无名则无利。我以为，德波的这个判断是十分深刻和敏锐的，放眼今日我们周遭的世界，所有的事物，倘不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似乎就不存在。就此意义而言，生活的表象化和景观化是本体论的。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虚构的事物。为了向我们展示人不再能直接把握这一世界，景观的工作就是利用各种各样专门化的媒介，因此，看的视觉（sense of sight）就自然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最抽象、最易于骗人的视觉，也最毫不费力地适应于今天社会的普遍抽象。但是景观不仅仅是一个影像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影像加声音的问题。景观是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对人类实践的重新考虑和修正的躲避。景观是对话的反面。哪里有独立的表象，景观就会在哪里重建自己的法则。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0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0…美国逻辑很简单，小姑娘手里的配方是不会错的，再有经验的老师傅也有出错的时候。 这样，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看看收银机的意义。你可以看到，“人”的品质与素质，都不必再由雇主去操心。因为这一切都在收银机整个机制的监督控制之下。逻辑也很清楚。雇员必须做出交易记录，才能打开现金抽屉。必须按交易的实际情况做记录，才能通过以自已切身利益为原则的顾客监督。一天下来，店主核对一遍。不论是由于人的素质问题造成的差错，还是由人的品质问题造成的现金短少，都可以马上被发现。在发生几次之后，雇主就可以换人了。也就是说，是一种机制保障了雇员的工作质量。 之所以我把收银机不仅仅称作是一个机器，而称它为一个机制，这是因为收银机的设计者已经把顾客的利益和顾客的监督，也作为设计的一个部分给放进去了，实际上，就连雇主从利益出发的每日核查，也成了这个机制的一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部分，它就不可能如此成功。 于是，在这里，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银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他（孙过程）记着这个下午的冰雹和接下来的大雨，是因为他从小波罗那里终于弄明白，任何一件哪怕漫无目的的事情，都可能有意义；无意义本身可能正是它的意义。他讲不清这其中的弯弯绕道理，但他的确由此开始逐渐放松下来，不再凡事顶真。这个下午，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晃晃荡荡的一辈子也可能是值得过的。
徐则臣 《北上》0
徐则臣 《北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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