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相信“大记忆”，他相信所有人都继承了自己祖辈的记忆。他的祖辈，当然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相应更多的曾祖父母，依此类推直到囊括全人类。他认为在每个人身上都汇聚着，这些几乎是无限的先祖，所以一个作家没有必要拥有很多的亲身经历，因为全都在那里：每个人都配备有这记忆的秘密宝藏，这对于文学的创造已经绰绰有余了。
博尔赫斯 《最后的对话 Ⅰ》0
博尔赫斯 《最后的对话 Ⅰ》0鲁君派孔子弟子宓子贱出去做官，宓子贱向鲁君要了两位秘书同行。到了任所，秘书办公的时候，宓子贱常常从后面拉他的胳臂弯，秘书没有办法工作，只好辞职。他们回去向鲁君诉苦，鲁君恍然大悟说：“这是宓子贱暗示我用人不可不专，不要随便干涉他的工作。”这件事留下一个典故：掣肘。
王鼎钧 《讲理》0
王鼎钧 《讲理》0这部非虚构自述原本以连载的方式发布在黑蓝文学公众号上，从2021年12月开始写作，到2022年7月结束，总共历时大半年，期间我对它的认识和构想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它是我对自己精神成长的一次回顾和梳理，其中的一些价值表达，只是我对自己“自我”的一种确立，而不是要向人提倡那些价值。我希望它们能触动读者对人生的可能性的开放性思考，而不是给出“对”与“错”的答案一一因为人生并无一个标准的答案。
胡安焉 《我比世界晚熟》0
胡安焉 《我比世界晚熟》0
巴赫金指出：狂欢节的主导行动就是狂欢节国王丑角般的加冕和接踵而来的脱冕，“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在狂欢节上往往通过加冕和脱冕这样的礼仪形式赋予事物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表现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赋予它们令人发笑的相对性。这种形式转化到文学作品中，就用来表现人物命运的急剧变化，使他们一夜间、一瞬间回旋于高低之间、升降之间，造成一种狂欢的气氛，从而表现事物的相对性和两重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德国诗人海涅（1797—1856）在其著作《论德国》第二卷的《自白》（1853—1854）中写道：“撰写一篇自我描述不仅非常棘手，甚至无法进行……凭着天地良心，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情况说出真话。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无论他是圣奥古斯丁，那位希波城虔诚的主教，还是日内瓦人让·雅克·卢梭，曾经成功地做到过这一点，尤其是后者，做得最差。他自称为专讲真话、追求自然之士，可是骨子里他比他的同时代人更为虚假，更为矫揉造作。”详见《海涅文集·小说戏剧杂文卷》，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结果你只会发现，在接下来无休止的庭审中，讲故事——至少在不做任何文学加工的前提下——有多么困难；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暇；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拥有。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无用的性别》并不是一部小说，它是我应《欧洲人》要求，在三十天内环游世界后写下的一部报告文学。它想要告诉公众，世界各地的女人都以一种无用的方式活着，换个说法就是，“错误”的方式。无论她们身在女人和一头骆驼差不多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女人过于举足轻重的国家，比如歌颂女权的美国。在意大利，女人们的生活状态有点像骆驼，又有点像美国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0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0她发现刚才还热腾腾的那想法，衰落下去了，她清楚地知道，这种单向度的情感，无论如何是自己的头脑的诡计。但是她顺着这衰落写下去：我可以、应该也必然，渐渐地对亲人、对熟悉的人抱有这种文学式的观望，但是这观望并不解决我的问题，并不能令我与他们相处得更自然、更真实。事实上我不是一直这样观望着么，刚才无非是黑夜中独行的景象触发了文艺式的感慨！这是多么轻浮。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我很少在大姨身上感觉到那不可理喻的生命的神秘？所有那些被妈称之为“虎”的特征，其实都是严酷的陌生啊，但是都被当做一种“趣味”愉快地接受了。也许因为我确信我爱她，所以在她面前是坦然的？但是爱、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说，我确信我们的关系是安稳的、平滑的，所以不感到困扰。她不禁为自己的清醒感到骄傲，虽然问题完全没有得到解决，她并没有找到与世界、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一一，她继续写道：我感到不正当，是的，那莽莽的大山似的挡住我大海似的淹没我恐吓我的问题，也许可以简单地被描述成，我不知道如何生活才是正当的。这真是美妙的感觉，好像一种复杂混乱的关系被写成一个简洁的函数。这快乐是计算机的快乐，是头脑的自娱一一
刘天昭 《无中生有》0
刘天昭 《无中生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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