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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小兵在复旦课堂上的文本漫游里有一个段落提到小说里的卡车，他说：“因为卡车是他的小说里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意象，它把故事里的人物串联起来，空间组织起来。余华就说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他很快就补充说，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讲，卡车喷出的尾气其实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不像现在满大街跑的小车喷出的废气，给人的感觉都和污染联系在一起。卡车带给农村少年的体验是非常有意思的，几乎就是现代的气味。”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贝瑞逊在信里说，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鲨鱼就是鲨鱼，他们不象征什么，但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贝瑞逊在这里不只对象征做出了准确的解释，还指出了文学的宽广性。简单地说，当你把老人写成某种象征，把大海写成某种象征，把鲨鱼写成某种象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描写局限了，甚至老人不像老人，大海不像大海，鲨鱼不像鲨鱼。把老人写成活生生的老人，把大海写成活生生的大海，把鲨鱼写成活生生的鲨鱼，就会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文学是包罗万象的，当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读到有三个人正在走过来，有一个人正在走过去时已经涉及了数学，三加一等于四；当我们读到糖在热水里溶化时已经涉及了化学；当我们读到树叶掉落下来时已经涉及了物理。文学连数理化都不能回避，又怎能去回避社会和政治。但是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读者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人物、命运、故事等这些属于文学的因素。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现实世界之外，都拥有一个虚构世界，很多的情感、欲望和想象存放在那里，期待被叫醒，电影、文学、音乐、美术，所有形式的艺术如同叫醒闹钟，让人们虚构世界里的情感、欲望和想象获得起床出门的机会。然后虚构世界开始修改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开始修改虚构世界，这样的相互修改之后，人生不知不觉丰满宽广起来，并且存储在记忆之中。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后来的行程里，我不时会想起维罗纳那家精神病医院的文学活动。我此前觉得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无底洞里，但是那两对男女亲密走去的身影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那里有爱情。那两个男的和那两个女的，他们可能各有妻子和丈夫，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妻子和丈夫应该会定期来看望他们，可能中间的某一个某两个甚至某三个和某四个已经离婚了，或者从来没有过婚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里有爱情。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任何一次阅读经历其实都是在补充和完善一部文学作品。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作者完成一部文学作品之后，仅仅是出版和发表意义上的完成。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开放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又一个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体验和个人感受，通过阅读来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这部文学作品。简单地说，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差异性，促成了这样的完成，文学的价值和文学的意义也在差异化的阅读中体现出来。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翻译就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的合作。这意味着文学的翻译，就是不同时代的合作，不同文化的合作，还有不同人生经历的合作。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一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想在这里简要谈一谈文学传统和文学先锋性的问题有人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讨论，这是错误的，传统不是固定的，是开放的；不是已经完成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当传统开始自我革新的时候，就是先锋性出现的时候，所以先锋性只是传统自我革新时的一系列困难活动。由于先锋性常以捣乱的面目出现，在当时很容易被认为是传统的敌人，其实它就是传统自己的行为，是传统自我不满时必然出现的革新行为。同样的道理，非经验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就是说非经验的起飞，是因为有经验这个跑道，而且跑道越长，起飞越可靠。有句老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叶兆言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你要先读过十年书，才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没读十年书的话，听君百席话也没用。这个读了十年的书就是经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顿悟就是非经验的突然闪现。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一直以为，部小说发表以后并不意味着已经完成，这只是写作层面上的完成，每一个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继续完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不具有权威性，作品发表以后他的相关发言就是一个读者的发言。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语文和文学之间”的讲稿时，给自己一个定位：我不是一个研究员，只是一个讲解员。我觉得自己会是一个不错的讲解员，因为我的正式讲解里会有一些非正式的内容。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后的情景，当时轰动美国文坛，批评家纷至沓来，刨根问底分析老人象征什么，大海象征什么，鲨鱼象征什么。海明威对于这种定点清除似的评论很不满意，他说老人和大海都没有象征，只有鲨鱼有象征，鲨鱼象征批评家。然后他把小说和那些评论文章寄给侨居巴黎的正在撰写美国艺术史的贝瑞逊，这是他信任的学者，八十多岁的贝瑞逊读完小说和评论后给海明威写了回信。贝瑞逊在信里说，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鲨鱼就是鲨鱼，他们不象征什么，但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当我正式开始写小说时，当时中国文学界追捧一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我读了他的传记，他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读过一千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他走出中学校门不需要再读文学作品，只要写文学作品就行了。我当时很羡慕他，我在中学的时候只读了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还有《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以及在大字报里大海捞针般的去寻找通奸小故事。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两个世纪前，歌德读到了波斯诗人哈兹菲（一三二Oー一三八九）译成德文的诗作之后，开始了他文学阅读的东方之旅。他兴趣十足地阅读和研究了其他波斯和阿拉伯文学的译本，又读了马可・波罗的亚洲游记。他的阅读没有停下来，一路东行来到了中国。一七九六年，他读了《好逑传》，这是他读到的第一本中国小说；一八二七年，他读了英译本小说《花笺记》；还读了译成法文的中国故事选集和另一本小说《玉娇梨》。这样的阅读让歌德走出了欧洲，置身到了遥远的东方，然后他发出了那个著名的宣言：民族文学的时代过时了，世界文学的时代来临了。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从相互关心到开始真正的交流，我相信这会获得很大的收益。两年前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人》一书中，白乐晴教授在第一章就澄清了国的民族文学与政府投入大量预算所标榜的“韩国式”民主主义不是一回事，白乐晴写道：“政府所倡导的民族文学与我们基于民族的良心、文学的良心所指的民族文学有距离的话，谈论‘民族文学’就不得不更为小心。如果只将民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与展示，并将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昧乐观论当作民族文学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正经文学，对民族大多数成员也无益。”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狂人日记》里的那个精神失常者上来就说：“不然那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我以前说过，鲁迅写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有些作家为了让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写了几千字上万字，应该说是尽心尽力了，结果人物还是正常。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作家，八十年代初对于刚开始写作的无名之辈是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后来的人再也不可能遇上。我当时处在这么一个状况，“文革”之后老一代作家复出后写出的作品，还有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这几年开始出名的作家，或者是出点小名的作家，他们写下的全部作品加起来都无法填满中国那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所以当时的编辑们都会认真读自由来稿，发现一篇好小说，发现一个有希望的作者，编辑会兴奋很长时间，我就是这样向一个又一个文学杂志投稿。那时候是邮资总付，不需要自己付钱，只要把稿件塞到信封里面，剪掉一个角，表示是稿件，邮资就由对方杂志社付了。我寄给《人民文学》就由《人民文学》付钱，寄给《收获》就由《收获》付钱，我就这样寄出去。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马上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是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文学杂志上，不管这个文学杂志有多么优秀，五十年、一百年以后那上面发表的作品能够流传下去的，我想寥寥无几，更不用说那些并不优秀的文学杂志了。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当时我的小说在其他文学杂志上发表不了，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现在看来没什么问题，可当时不是这样，别的杂志是不敢发表的，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这个题材是卖血的，在一九九五年还是比较敏感的。《收获》是巴金的《收获》，他是杂志的主编，虽然李小林当家，可巴金这个名字挂在那里，就是一种力量，我们这些作家就是在这个力量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王蒙的评论还起到过文学之外的作用。《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准备对其进行政治批判，而不是文学批评，当时《北京文学》的另一位副主编陈世崇为了保护我，就把王蒙抬了出来，说余华这篇小说受到文化部长的表扬。准备批判我的人只好放过我，这是几年以后林斤澜告诉我的。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这个小镇牙医白天拔牙晚上写作，完成一个短篇小说总是先寄往《人民文学》或者《收获》，被退回来后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再被退回来就再往重要性低一些的杂志寄，我的手稿去过很多有文学杂志的城市，比我后来三十多年去过的城市还要多。当时我们家有一个院子，邮递员总是隔着围墙把装着退稿的大信封扔进来，我父亲听到“啪嗒”一声响亮的声响，就会对我说，又有退稿了。有时候一封轻薄的信飘进来，我父亲会说，这回有点希望了。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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