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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国家要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及保障其存在的法律负责，那么，国家行为也就不必遵循与公民同样的准则。就好比暴力的尺度。法律恰恰是用来消解暴力的绝对统治的，可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存在，一定尺度的暴力又不可或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存在，一定会被追迫做出通常被视为犯罪的行为，而且既不是在战争状态也不是在国际关系当中。即便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类似的犯罪行为也屡有发生。比如拿破仑谋杀昂吉安公爵，或者很可能由墨索里尼本人执行的对社会党领袖马泰奥蒂的谋杀事件。无论是否公正合法，国家利益理论都诉诸紧急情况；而以此名义实施的国家罪行，就算在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体系下属于犯罪性质，却仍被视作紧急措施、受现实政治利益所迫，被视作为维持权力从而保障现存法律制度整体而作出的退让。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P295 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眼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这也是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P309 当时的第三帝国是由一群罪犯统治的，对他们来说，既谈不上什么主权，也谈不上什么公平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一方面谁都知道，罪犯的类比，只在特定的范围内适用，用在此处显然不妥；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所有这些罪都发生在“法制”秩序之内。这才是这些罪最特别的地方。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P12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这个漏洞的背后是法官们的无助——理解罪犯本是法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耶路撒冷的法官们彼时则明显体会到—种无助感。公诉方将被告描述成一个“邪恶的虐待狂”，’这显然是个错误。可是，即便法官们在这一点上做到了不对公诉方亦步亦趋，或者就算再进一步，指出公诉方的自相矛盾之处——豪斯纳一方面想要审判他所见过的世上头号变态恶魔，另一方面又要审判这个恶魔身上潜藏的“众多跟他一样的人”，甚至还要审判“整个纳粹运动和反犹主义”——对于理解罪犯也都无济于事。法官们心知肚明的是：若相信艾希曼是个恶魔，那么也就高枕无忧了；尽管那样一来，以色列的审判工程即便不会土崩瓦解，至少也会魅力尽失。毕竟，你不可能把全世界的眼球和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都吸引到这里，却只给人家看看被告席上的杀人狂魔。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这也是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在这—点上，艾希曼案的证据甚至比审判主要战犯时的呈堂证供更具说服力；这些主要战犯为良心辩白，轻易就遭到了驳回。他们—面说，职责使然不得违抗“上级命令”；一面又吹嘘说，偶尔会拒绝服从。这些被告明显在撒谎，唯有一项证据尚能证明他们是有罪责意识的——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纳粹，尤其是艾希曼隶属过的那些犯罪组织，一直忙着销毁他们的犯罪证据。可这个证据更是靠不住。它顶多能证明这样一个共识：大屠杀的法令刚刚颁布，还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或者用纳粹的话来说，在把人们从”次等人的束缚“，尤其是“犹太长老”的统治中“解放”的战争中，他们输了。简言之，它无非证明他们承认战败。假如胜利了，他们中间还会有哪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对于这些理论，我本人同耶路撒冷初审法院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它们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层面毫无意义，所以任凭你把艾希曼看成多大尺寸的“小齿轮”，根本无关宏旨。法庭在宣判时自然承认，这样一桩罪行只能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以国家手段来实施；不过，只要它是一桩罪行——这也是法庭审判的先决条件——那么在对簿公堂之时，这台机器上的所有大小齿轮就自动蜕变成凶犯，变回了人。当被告请求原谅，说自己当时不是作为个人，而纯粹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在行动，说任何一个身在其位者都会如法炮制，那么，就好像一个罪犯在引用犯罪数据说明每天发生了许多罪行，而他只是按照数据的要求去做事——因为即便你不做，终归是有人要去做的。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这里要处理的既不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遭遇的头号灾难史，也不是要陈述极权统治制度或者追溯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一段历史，更不是要撰写一篇关于恶的本质的学术论文。每一场审判的中心，都是这个被告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除此之外的一切，比如犹太民族的流散历史、反犹主义或德国民众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或者当时的意识形态、第三帝国的统治机器……只有当这一切为审判者提供背景、能够再现被告犯罪的具体情境时，才能左右审判。被告没有涉及的事情或对他从未发生过影响的事情，法庭审判必须不予考虑，庭审报告也必须不予采纳。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假如人们很清楚，在“国家行为”的概念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理论，那么可能距离事实真相会更近一步。按照这个学说，既然国家要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及保障其存在的法律负责，那么，国家行为也就不必遵循与公民同样的准则。就好比暴力的尺度。法律恰恰是用来消解暴力的绝对统治的，可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存在，一定尺度的暴力又不可或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存在，一定会被迫做出通常被视为犯罪的行为，而且既不是在战争状态也不是在国际关系当中。即便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类似的犯罪行为也屡有发生。比如拿破仑谋杀昂吉安公爵，或者很可能由墨索里尼本人执行的对社会党领袖马泰奥蒂的谋杀事件。无论是否公正合法，国家利益理论都诉诸紧急情况；而以此名义实施的国家罪行，就算在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体系下属于犯罪性质，却仍被视作紧急措施、受现实政治利益所迫，被视作为维持权力从而保障现存法律制度整体而作出的退让。可是，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法律秩序下，犯罪一直以规则外的例外情形示人，一直“逍遥法外”——因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就岌岌可危，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存在，或规定其如何持存——那么，就像我们刚刚从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政策中学到的那样，原则上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组织，反过来把非犯罪行为（比如1944年夏希姆莱命令停止遣送犹太人）看成了迫于失败近在咫尺的现实作出的应急方案。此处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组织如何行使自主权？它难道不是靠自己一手遮天破坏了以公民法律为前提条件的平等性吗？平等者之间，的确只是说说罢了？还是相反，要以本质上的公平或平等为基础？或者换一种说法：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她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将染上法西斯的特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最高行动理论的基础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提起诉讼，因为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而这条论据在纽伦堡就已被证明毫无效力。……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很多阿姨来深圳前一直过的是没有被规则化的农村生活，成为保洁员后，严格的打卡制度、每天的晨会、每隔一个小时的签到，让她们感到“头昏脑胀”。来自四川、有着火爆脾气的冬容阿姨入职前就跟大经理打好招呼：“不要让我签字、开会，一开会排队，我脑子就炸了。”大经理应允了。两个月后，副经理不明缘由，让阿姨跟大伙一样，不能例外，否则就要换岗位。她很气愤，转身去工具房拿上自己的背包就离开了，算是辞职。公司没有扣她的钱，几天后她又在附近的写字楼找到了工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0

我当时所处的传统媒体正在被互联网颠覆。互联网大厂以明星般的姿态出现在各路媒体上，形成过度曝光。来自太平洋的季风带来充沛的雨水。大厂的产品在“双创”年头里逐渐渗透进支付、出行、娱乐，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为二维码方便一切的时代欢呼。“产品改变世界”成为互联网行业深切认同的理念。大厂成为一条专门“线口”，有记者去采写关于它们的新闻。“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成为热词，传统行业带上这两个词，就是进步象征，是可以被报道的对象。扁平的组织结构、高效的管理制度、自觉随性的企业文化也成为各行业头部公司竞相模仿、学习的对象和榜样。

张小满《大厂小民》0

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赋予她更为长远的视角，鲍尔希望研究等级制度，何以这样的等级制度会使得人们在出生以后养成如此天差地别的视角。长久以来，中世纪研究由那些维护社会原有等级的专家和怀有民族优越感的学者所垄断，他们所致力的研究是使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体制变得合理并继续维持下去，他们所关注的核心是战争、王朝与国王，他们所挖掘的是那些能彰显民族品性的历史记录。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简而言之，身份认同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有哪些共同之处）或与他人相异（有哪些区别），其中个体认同或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独特性的意识，其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他者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制度、思潮、风俗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身份认同是确立差异化并经由差异化来建构自我同一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是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或者说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其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态度，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简而言之，身份认同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有哪些共同之处）或与他人相异（有哪些区别），其中个体认同或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独特性的意识，其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他者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制度、思潮、风俗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三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确立差异化并经由差异化来建构自我同一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是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或者说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其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态度，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简而言之，身份认同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有哪些共同之处）或与他人相异（有哪些区别），其中个体认同或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独特性的意识，其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他者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制度、思潮、风俗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三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确立差异化并经由差异化来建构自我同一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是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或者说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其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态度，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简而言之，身份认同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有哪些共同之处）或与他人相异（有哪些区别），其中个体认同或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独特性的意识，其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他者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制度、思潮、风俗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是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或者说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其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态度，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简而言之，身份认同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有哪些共同之处）或与他人相异（有哪些区别），其中个体认同或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独特性的意识，其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他者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制度、思潮、风俗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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