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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税新法：废除采铜收税，向盐、茶、马帮、商行征税
    王跃文 《大清相国》
    奥斯特利茨说，这个新图书馆大楼，无论是其整体布局还是那近乎荒唐的内部管理制度，都意图把读者当作潜在的敌人排除在外，勒穆瓦纳这么认为，它就是一个愈加迫切地想要和一切仍旧与过去存在联系的事物划清界限的官方声明。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奥斯特利茨》
    P260 唐代科举最要者有两科：一是进士科，以诗赋为主。一是明经科，则考经义。但所考只是帖经墨义。“帖经”是把经文帖去几字，令其填补。“墨义”是就经文上下句或注疏中语出题，令其回答。P261 可见仅凭某一项制度，少却其他制度之配合联系，该项制度亦难有大效。P269 然此一制度，究竟自唐以下一千年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其主要意义可分三项陈述：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二是消融社会阶级。三是促进政治统一。
    钱穆 《国史新论》
    中国文化绵历五千年。皇古难考。兹述中国教育制度，姑从西周开始。 自西周迄孔子为第一期。此期亦已占四五百年之久。书阙有间，仅能粗枝大叶，叙述一概要。 其次要谈到孔子以下及于战国，其间约有三百年时期。此一时期，在教育上乃有一特殊情况，亦可谓乃是一有教而无学校之时期。 西周以下之教育，乃是一种官立教育，同时亦是一种贵族教育。从孔子以下，虽无教育制度，但有教育精神，其时乃是社会私家教育时代，亦可称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教育或平民教育。 东汉以下，政治解体，急切不能再统一，在此一时期之教育制度，当分两项叙述，一日门第教育，又一日寺院教育。 故可谓唐代仅有考试取才，而无学校养才。养才仍赖于寺院与门第。唐末有书院教育，此事乃门第教育之残波余影。门第没落，子弟向学，无共学之人。
    钱穆 《国史新论》
    正式的封建制度则始自西周。西周封建乃由武王、周公两次东征，消灭了殷王室的统治权，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这种演进是由上而下的。西方封建由统一政府之崩溃而起，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统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
    钱穆 《国史新论》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 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
    钱穆 《国史新论》
    主要是税收制度的变动。起先是八家共耕公田百亩，再各耕私田百亩，此所谓助法。其次是废除公田，在各家私田百亩内征收什分一的田租，此所谓贡法及彻法。贡法是照百亩收益折成中数，作为按年纳租的定额。彻法是照每年丰歉实际收益而按什一缴纳。再其次则贵族只按亩收租，认田不认人，不再认真执行受田还田的麻烦，此所谓履亩而税。更其次则容许农民划去旧制井田的封岸疆界，让他们在百亩之外自由增辟耕地，此所谓开阡陌封疆，而贵族则仍只按其实际所耕收，取什分一的田租。此在贵族似乎只有增添收入，并不吃亏。然而这里却有一个绝大的转变，即是土地所有权由此转移。
    钱穆 《国史新论》
    最要的是隋、唐公开考试制度，即所谓科举制度之确立。任何一公民，皆可自动请求参加考试以获得进人政府的一种最有保障的资格。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门第那一种变相的贵族，便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这文是中国历更上关于社会形态一番极大的革命过程，但仍非由下层民众掀起流血狂潮经斗争而获得，仍是由上层政府在制度之改革上和平达到。
    钱穆 《国史新论》
    但平民学者兴起，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而他们却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以开始的天下，只要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因此他们从国际联盟，再进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他们常常在各国间周游活动，当时称之为游士，即使说他们是流动的知识分子。其实凡属那时的知识分子，无不是流动的，即使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他们绝不看重那些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而造成秦汉以下中国之大一统。
    钱穆 《国史新论》
    春秋列国君卿大夫，他们究竟同是贵族，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上拥有特权，因此他们只能做到他们那时所能有的一种“国际联盟”而止。但平民学者兴起，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而他们却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因此他们从国际联盟，再进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他们常常在各国间周游活动，当时称之谓“游士"，即是说他们是流动的智识分子。其实凡属那时的智识分子，无不是流动的，即是无不抱有天下家的大同观念。他们绝不看重那些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因此而造成秦汉以下中国之大一统。
    钱穆 《国史新论》
    职分与法制，本剧偏重在限制束缚人。中国传统政治一切制度之最要宗旨，即在反抗此等病害。而在其长治久安之下，终不免仍在此等病害中敷衍度过，乃终至于一衰不起，无可救药。重法过于重人，重职过于重权，重安定过于重动进，重限制过于重放任，此在一大一统政府之庞大机构来适应农业国家之平稳步骤上，正常容易陷入此等病害而不自觉悟，乃终至陷于大病，不可自拔。
    钱穆 《国史新论》
    不断由规定的公开考试中，选拔社会优秀智识分子，加进政府组织。政府亦由此常获新陈代谢，永不再有世袭贵族与大门第出现。而科举制度又规定不许商人应考，又因官吏不许经商，因此官僚子弟仍必回到农村去。那一批参加科举竞选的智识分子，遂大部出身农村，因此也抱有传统的防止商业资本过度发展，及加意保护下层民众最低限度水平生活的政治意识。这一种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
    钱穆 《国史新论》
    明以后的社会，仍与宋代相似。在政治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不让有过贫与过富之尖锐对立化。
    钱穆 《国史新论》
    北朝因有“均田”与“府兵”两项新制度，遂造成了此下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而此两项新制度，则全由当时北方门第中智识分子，从研究古代经史（《周礼》）而建立。
    钱穆 《国史新论》
    中国政府凭借广土众民之支持，本来不需横征暴敛，政费是不愁不足的。这又是历史上一番大革命，但也没有经过下层民众的暴动流血，强力争取，只由政府自动地在法律制度上改进一番，而和平地完成了。
    钱穆 《国史新论》
    秦汉大一统政府种种法理制度的传统精神，早在中国史上种下根深柢固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中央政府，虽则规模不如秦汉，但在政治观念上，依然还是沿袭秦汉政府之传统。当时的大门第，虽则因缘时会，获得许多私权益。但在国家制度上，并未公开予以正式的承认。他们虽是大地主，但并不是封建贵族，因他们并没有政府正式颁赐的采邑。
    钱穆 《国史新论》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之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
    钱穆 《国史新论》
    至于全民兵役制，则确立于汉代。三国以下有屯田兵，唐有府兵，明有卫所兵，虽非“全农皆兵”，亦必求其“全兵皆农”。兵农合一，永为中国历史上一传统制度。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
    钱穆 《国史新论》
    科举制度又规定不许商人应考，又因官吏不许经商，因此官僚子弟仍必回到农村去。那一批参加科举竞选的知识分子，遂大部出身农村，因此也抱有出啊弄得防止商业资本过度发展、及加意保护下层民众最低限度水平生活的政治意识。这一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贵族，又无工商大资本大企业出现，全社会比较能往平等之路前进。但社会不平等固是一弊，而组织与力量，则有时需从不平等带来。直到现在，人类智慧尚未发现一个既属平等，而又能组织有力量的社会。
    钱穆 《国史新论》
    现在我们若为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安立一个它自己应有的名称，则不妨称之为“科举社会”。这一种社会，实在是战国游士社会、西汉郎吏社会之再发展。这一种社会之内在意义，仍在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这一套中国传统意识之具体表现。这一种社会，从唐代已开始，到宋代始定型。这一种社会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科举制度之用意，是在选拔社会优秀知识分子参加政府。而这一政府，照理除却皇帝一人之外，应该完全由科举中所选拔的人才来组织。
    钱穆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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