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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生活不过是打着思想旗号的生存，亦如妓女是打着性欲旗号的生存，”他这样写道。这不仅是对妓女的赞许（克劳斯认为单纯的性是两性行为中最纯粹的形式），也是对文人生活方式的颂扬。本雅明以克劳斯这个不太可能的人物作为例子，因为他“单单因为思想那真正的、恶魔般的功能而成为和平的破坏者”。现代作家的道德任务不是成为一个创造者，而是成为一个破坏者——破坏浅薄的内在性，破坏普遍人性、半瓶子醋的创造性以及空洞的言词所具有的安慰人的意图。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忧郁的人是如何变成意志的英雄的？答案是通过一个事实，即工作可以变成一剂药，一种强迫症。（他在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思考是一帖有名的麻醉剂。”）事实上，忧郁的人会成为最大的瘾君子，因为真正上了瘾的体验总是一种孤独的体验。……需要孤独——伴随着因自身孤独而感到的痛苦，这是忧郁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人要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对忧郁的人来讲，以家庭纽带形式出现的自然情感引入的只是伪主观的、多愁善感的东西；这是对意志、对独立性的压榨；它们剥夺了他们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自由。这一自然情感也是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挑战，忧郁的人有种直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忧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就是投入、全身心的投入。他要是不投入，注意力就涣散。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如果一个作家试图做很多事情，那幺，一种可怕的、刻薄的美国式忿恨就会向他袭来。古德曼除了写社会评论意外，还写诗、写剧本、写小说，他还着书立说，论题涉及学术界及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制力量严防死守的知识领域，譬如城市规划、教育事业、文学批评、精神病学，等等，古德曼这样做对他都不利。学术上人们怨恨他自己不作研究却获得本应由他人获得的成果，当精神病专家，又似乎是野路子，然而，谈论起大学和人性来，他又是如此内行，许多人不免为此大动肝火。这些人不知道知恩图报，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惊诧。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复仇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2〕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3〕。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拚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鲁迅 《故事新编》
    人性的尊严与光荣不在精明而在诚实。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
    希腊人忘记了，母牛其实只是云霞，却把原来仅为个别目的而设想出来的神狗之子变成听候诸神做种种差遣的机灵使者。山中雷声隆隆，他就见到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上挥舞尖劈；青天重又笑逐颜开时，他便看见宙斯的女儿雅典娜璀璨夺目的眼睛；希腊人自己创造的形象给自己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不久之后便把这些形象看成是人，只是这些人被赋予自然力的光辉并蒙受其照耀。然后，他就按照美的规律随意对这些形象加以创造和修改。意大利民族却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其宗教热忱，但表现并不稍弱。他固守概念，不允许概念被形象所掩蔽。希腊人献祭时举目望天，而罗马人却蒙头盖脸，因为希腊人的祈祷是瞻仰，罗马人的祈祷是默思。在希腊人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和有形体的，而罗马人却只能应用一目了然的抽象公式；正如在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印度发展出形形色色的神圣叙事诗，伊朗却发展出玄妙的曾特古经（Zendavesta），希腊神话中以人为主，罗马神话中以概念为主，前者重自由，后者重必然。希腊民族如不同时把自己的政体改为专制政体，便不能从民族统一进入政治统一，这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至善的独特性格。美的理想境界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并且多少能补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所欠缺的东西。希腊每逢出现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
    因此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限，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会革命。试问这一个政权，凭借何种力量来完成大业。如上分析，在内则仍只有军队，在外则仍只有凭外力。那些是否可资凭借，兹且不论。但你攀登树巅来自伐树根，伐木者只有随木俱到。幸而这老树根深蒂固，然而旦旦而伐，终有根断株绝的一天。
    钱穆 《国史新论》
    智识与理想生活成为超群体而外在，为多角形的尖锐放射。在此种社会里，必然要求一个共通的，为群众内在所公有而共享的智识体与生活理想。而此一种智识体与生活理想，亦用一种超越外在的形式而出现，是即宗教、即上帝与神。群众的共同人性，只有在上帝与神的身上反映。群众内心之共同要求，只有在上帝与神之身边获得。人生理想生活最高发展之可能，不是诗人、音乐家、雕刻家等，而是成为上帝之子与宗教信徒。
    钱穆 《国史新论》
    中国的禅宗，似乎可以说守着一个中立的态度，不向外，同时也不向内，吃然而中立。可是这种中立态度，是消极的，是无为的。 西方人的态度，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佛家的态度，同样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你不妨说，佛家是无限向后，无限静退。这只是言说上不同。总之这两种人生，都有他辽远的向往。 中国禅宗则似乎没有向往。他们的向往即在当下，他们的向往即在“不向往”。若我们再把禅宗态度积极化，有为化，把禅宗态度再加上一种向往，便走上了中国儒家思想里面的另一种境界。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也不偏向物。他也不屹然中立，他也有向往，但他只依着一条中间路线而前进。他的前进也将无限。但随时随地，便是他的终极宁止点。 因此儒家思想不会走上宗教的路，他不想在外面建立一个上帝。他只说“人性由天命来”，说“性善”，说“自尽已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内。儒家说性，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上求。他们亦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钱穆 《人生十论》
    必得其人成为尽人所愿挑选之人样，始属最好最高的人样。此一样子，则必然为最杰出者，而同时又必然为最普通者。换言之，此乃一最普通而又最不普通之样子。再换言之，必愈富人性之我，乃始为最可宝贵之我。即愈具普通人性之我，乃为愈伟大而愈特殊之我。
    钱穆 《人生十论》
    不仅各人性情有不同，而且时代风气也不同。对我幼年时有所启悟的，此刻别人不一定也能同样有启悟。换言之，教训我而使我获益的，不一定同样可用来教训人。
    钱穆 《人生十论》
    人類中果有此一種品格,果有此一種境界乎? 曰:有之。此惟中國人所理想中之「聖人」始有之。聖人乃人性我性各發展到極點,各發展到一理想境界人人所願企及,故為最莊嚴,亦為最尊貴。之理想人格之稱號。此種人格,為人人所能企及,故人人所願企及,故為最平等,亦為最自由。既為人人之所能企及，即为人人所願企及,故為最莊嚴,亦為最尊貴。
    钱穆 《人生十论》
    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大加议论，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知道的事物上发表不知道的看法，并且乐此不疲。那些轻易发表看法的人，很可能经常将别人的知识误解成是自己的，将过去的知识误解成未来的。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一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您知道，人身上善与恶相反相成，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并行存在。在出类拔萃的人身上，利他主义多于利己主义。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长夜行》
    有钱，是另一种形式的陶醉，意味着无忧无虑。为了能够无忧无虑，人们才想发财。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长夜行》
    当然喽，他们不能为此和老婆离婚。相反，这成为保持家庭幸福的[261]一个理由。于是，每当她在事后第三个月怀孕之时，她就必定要去找接生婆。一个女人性欲旺盛，又没有戴绿帽子的丈夫，但总有乐不出来的时候。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长夜行》
    一切有趣的事情都在暗中进行，人的真实情况是不外露的。这位教员叫普兰沙尔。他到底决定采用什么办法拯救他的颈动脉、左右肺和视神经呢？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人类要想严格保持人性和功利主义，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远未思考这个问题便一头栽进荒谬绝伦的理想，口不离好战的和癲狂的陈词滥调。我们像烤焦了的耗子，疯疯癫癲地一味想逃出着了火的船，却缺乏总体的计划，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们被战争搞得昏昏沉沉，结果患了另一种疯癫：害怕。这样就构成了战争的阴阳面。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长夜行》
    高谈阔论只是害怕的另一种方式，是胆怯的伪装。p159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长夜行》
    人对过去的遭遇、吃过的苦头总那么耿耿于怀，难以忘却，心灵上蒙盖的阴影总那么难以消除。他们对现实的不公正进行报复，存心给未来抹黑。但实际上他们既正直又怯懦，他们的本性便是如此。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长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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