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于人们不谈论身边当下碰巧发生的事,而谈论他们“持以为真”的事情之处。处。而这样种谈话在孤独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属于这样一片场域:在其中有许多声音,每一种“持以为真”的宣告都既联结了人们,又把他们分开,从而在那些组成世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些真实的距离。任何超出这种场域之外的真理,无论它是给人们带来利益或灾祸,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人性的”。但这并非因为它会使人们彼此不和或将他们分离开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会导致所有的人立刻就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意见之下,以至于从许多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就好像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再是无限多数的人们,而只有一个单数的人,一个唯一的种类及其样本。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的话,由于世界只形成于多样化的人们之间的中介空间中,因而世界就会彻底消失。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莱辛的一句话中发现,对真理与人性之关系中最深刻之物的谈论,似乎是对他所有著作中包含的智慧的总结陈词这句话是:“让每个人说出他所认为的真理;并让真理自己被引向上帝!”
一个人的品质是由他的行为决定的,而不是他说的话。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0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0人生是否精彩与一个人的实际经历无关,而与他的内心感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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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哈代 《德伯家的苔丝》1一个人依旧只能在被许可的范围界定内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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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宝贝 《清醒纪》0“无事时胆小如鼠,有事时胆大如虎”
莫言 《晚熟的人》1
莫言 《晚熟的人》1平常我们在小区里送货,一般离开三轮时都不会拔下钥匙,因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钥匙很浪费时间,也没有实际意义,小区里没人会偷快递车。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楼,才刚走到二楼,无意中朝楼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把她三岁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驾驶座上玩耍。娃娃的双手扶在了车把上,模仿在开车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轻轻一拧,车就真的会往前冲出去——我吓得赶紧撂下快件往楼下跑。当时我组里的一个同事,因为上楼时忘拉手刹,三轮车被大风刮跑了,蹭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轿车,最后赔了1600块。我不敢想象一个小娃娃启动了我的三轮会造成什么破坏和伤害——他可能会撞到停在前面的轿车,那是我赔不起的,也可能会剐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从车座上摔下来,被车轮碾过……想到这里我几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气地骂了那个妇女,她只讪讪地看着我,我还记得我说她:“小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这其实是我在葛优主演的一部电影里听来的台词。
胡安焉 《我在北京送快递》0
胡安焉 《我在北京送快递》0有种假设被深深织入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问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观点,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阿肯色州立大学或鲍勃·琼斯大学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A Nation of Strangers)中,他喜滋滋地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幺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惟一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比较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从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从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耶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地区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
保罗·福塞尔 《格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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