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人性"的句子:本页收录的人性的句子/关于人性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人性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为何我要承受这极度的痛苦?以什么名义,我理应如此?难道是由于拥抱了一个男人所招致的罪恶?是由于在我没有期望、没有要求的情况下细胞发生了分裂,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直至无穷?抑或是以生命的名义吗?很好,以生命的名义。然而这种生命又凭什么判定你那仍然是不完整的存在,比我这已经非常完整的存在更重要?这种把对我的尊重挪向对你的尊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图?这种只考虑你存在的权利,而不大考虑我存在的权利的目的又是什么?你身上并没有人性。人性!你是一个人类吗?难道说一颗小小的卵子泡泡加上一个五微米大的精子真的就足以构成一个人?我自己是人类,我能思想、言语、欢笑、哭泣并且在世界上行动这个世界需要行动去建立理念和事物。你除了是一个小小的不能思考、不能言语、不能欢笑也不能哭喊的肉娃娃外,你什么也不是。你仅仅是在为建造你自己而采取行动。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你,而是我自己! 我给予你心智,与你进行了一次长谈,但你的心智就是我的心智,我们的长谈实际上是一种独白,我内心的独白!这场喜剧、这场谵妄的剧,已经够了,该收场了。没有人能够在出生之前就自然地被当成人。我们是在那之后,在出生以后オ成为一个人的,因为我们与他人在一起,因为别人给予我们帮助,因为一个母亲或一个女人,一个父亲或一个男人,或某个别的人,教会我们如何像人一样吃、走、说、想,如何像人一样行动。我亲爱的,那唯一使我们联系在起的是一根脐带。我们不是平起平坐的一对,我们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你是压迫者,我是被压迫者。你像一个贼一样小心蠕行,潜入了我的身体,带走我的子官、我的血液、我的呼吸。现在你正打算盗走我整个人的存在。 我不会让你得逞。我已经到了该告诉你这些神圣真理的时刻,你理解我所说的一切吗?我没有找到我应该拥有一个孩子的理由。跟孩子在一起时,我从没有自在过。我从来无法与他们相处。当我面带笑容走近他们,他们总是会哭...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章回小说在明清两代十分发达,其数量之大,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因此良莠不齐,高下各异。及其末流,即模式化,俗套多,事迹不外男女私情,人物“千人一面”,毫无个性与思想感情的等差和变化。一到《红楼梦》,立即展开了一幅惊人奇丽异彩的“万尺画卷”,数百人物,各个不同,声口、气质、风格、神态,绝无雷同,而且不只是一个无灵魂的空名字,个个如同现实世界,活现其情境于纸上。这则是又一奇迹,又一绝作。 第三,如鲁迅先生早已指出的:雪芹之写人,打破了以往的旧式: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都坏。《红楼》人物都是如现实中的人,其性与质都是复杂的构成品,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而不是有意美化或丑化的绝对化认识与作法。正如鲁迅所说:都是“如实抒写”,不是纯主观概念式的褒扬讥贬。 与此紧相关联的即是立足视点的多元化与感情的多元化。这一点十分重要,也是《红楼》艺术的突出特色。在本书中,作者不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僵死点去观察观照人、物、事、境,而是从众多的“点”或“角”去进行的。他写人,各有其处境、关系、甘苦、哀乐,而不是以作者个人的心意去代替的“一面性”写法。例如写宝玉为父亲笞打,牵动了全家的每个人的心魂,无不泪下或痛哭——每个人,包括教子的严父也并非是灭绝人性的“卫道者”,他内心痛苦更大。 再如写迎春房中大小丫环与厨役柳嫂的矛盾争吵,那场对话,令你感到各有其愤怨不平的理据,又各有难言的苦处——作者绝不是“站在哪一边”专为单方硬撑强辩,护张排李。 这一特点,绝不见于以往的小说中,表明了一个极大的胸怀见解,即:大悲悯,大体贴,“众生皆备于我”。 第四,写人的手法纯粹是中华画法的精神体现:传神写照(晋代大师顾恺之的提法)。
    周汝昌 《红楼小讲》
    笛卡尔式理性完全建立在“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生产出的东西,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始终保持在它自身范围内的隐含假定之上”。从而它的最高范型是现代所理解的数学知识,即不是从心灵之外给予心灵的理想形式的知识,而是心灵自身产生的形式的知识,在此特殊意义上,它甚至不需要自身之外的感觉对象的刺激或激发。这个理论确如怀特海所谓“共同感退却的结果”。因为共同感(common-sense)曾经是所有感觉之中的这样一种,由于它,所有其他严格私人性的感觉才适合于一个共同世界,正如视觉使人适合了这个可见世界一样,但现在共同感变成了一种与世界无任何关联的内在机能。这一感觉现在还被称为共同的,仅仅因为它恰好对所有人来说是同样的。现在人们共有的不是世界,而是他们的心智结构,严格说来,心智结构也不是他们共有的,只是碰巧在每个人那里都相同的推理机能。对于“2+2”的问题我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答案“4”,这就是常识推理的模式。理性,在笛卡尔和在霍布斯那里一样,都变成了“根据结果计算”,变成了演绎和归纳的机能,即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他自身之内发动的过程。这个人的心灵(就仍处于数学范围而言)不再把“2+2=4”理解为一个等号两边处于不证自明的和谐中的等式,而是理解为一种思考过程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2+2”变成“4”是为了生成下一步的加法过程,最终导致无穷大。现代把这种能力称为常识推理,其实是心灵自己和自己玩的游戏。当心灵与所有现实隔绝而只“感知”自身时,它就开始自动运转了。游戏的结果就是必须接受的“真理”,因为据说一个人的大脑结构跟另一个人的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和另一个人的身体没什么区别一样。如果有区别的话,只是智力上的区别,可以像马力一样加以测试和比较。这里,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古老定义获得了一种可怕的精确性:在人丧失了共同感(由于它,人的五种动物性感觉才与一个对所有人共同的世界相应)之后,人类确实变成了能够...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正是考虑到公共领域这一多重重要性,“私有”一词就其最初反义的含义而言)才获得了意义。过着完全独处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真正人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来自他人所见所闻的现实性被剥夺了;通过公共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作为媒介的与别人相联系或相分离的那种“客观”关系被剥夺了;取得比生命本身更为永久的业绩的可能性被剥夺了。独处的贫乏在于他人的缺失;就他们而言,私人并没有出现,因此就像他并不存在一样。不管他做了些什么,对别人来说都毫无意义毫无影响,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则无足轻重。 在现代,与其他人的“客观”联系以及从中得到保证的现实的被剥夺,已经成为一种大量的孤独现象,在这一现象中,孤独表现了它最极端且最反人性的形式。产生这一极端性的原因在于大众社会不仅破坏了公共领域,而且也破坏了私有领域,不仅剥夺了人们在这一世界中的位置,而且还剥夺了他们的私人家庭生活,在私人家庭生活里,人们曾把它作为尘世中的避风港,即使是被世界抛弃的人也能体会生活的暖意,体会家庭生活的有限的现实性。家庭生活最终充分发展至一个内在的私人空间我们将这一发展归因于罗马人不同寻常的政治意识。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他们从不为了公共领域而牺牲私有领域,相反,他们懂得只有在两者共存的形式中,这两种领域才能生存下去。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就道德不止是风俗习惯的总和,而且是以同意为有效性基础,并通过传统得到强化的行为准则而言(二者都因时而变),它在政治上至少要像善良意志(good will)一样,随时准备着通过宽恕和被宽恕,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来维护自身,以对抗行动的巨大风险。这些道德法则是仅有的不来自外部,不诉诸某些据说是更高级的能力或超越行动本身范围的经验,却适用于行动的道德法则。它们直接产生于愿意以行动和言说的方式与他人一起生活的愿望,这样它们就像嵌入行动和言说能力的控制装置一样,开启了新的、无休止的进程。如果没有言说和行动,没有诞生性的表达,我们就注定要在周而复始的流变循环中永远转动个不停;如果没有取消已做之事和至少部分地控制我们所开启过程的能力,我们就成了自动必然性的牺牲品,这种必然性带有一切不可阻挡的规律的标志,而按照我们时代先前的自然科学的观点,不可阻挡规律构成了自然过程的显著特征。我们早已知道,对于有死的存在者而言,死亡的自然厄运终会降临,只有死亡本身才是永恒的回归自身。如果死亡真的是历史过程不可取消的标志,那么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注定要灭亡,也就是同样真实的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如果顺其自然,人类事务就只能遵循必死的规律,这个行进在生与死之间的最确实、最可靠的规律。但正是行动能力打断了这个规律,因为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不可变易的自动进程,进而打破和干预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循环。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那么人向着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假如说从自然的角度看,人介于生死之间的生命垂直运动,是对通常自然循环运动规律的一种特殊偏离的话,那么从仿佛决定着世界进程的自动化过程来看,行动就像一个奇迹。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说,这是“有规律发生的无限不可能性”。事实上,...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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