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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季风并不是历史判断的可靠指南。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人们真的能从历史教训中获益吗？英国已故历史学家A. J. P.泰勒在评论拿破仑三世时有句名言：“他像大多数研读过历史的人一样，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如何犯下新的错误。”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从历史角度看，早年美国的移民主体来自欧洲，欧洲文化和宗教塑造了美国的主流文化。但在理念层面上，新大陆的移民中有许多是欧洲的“弃儿”，清教徒遭受的宗教压制使他们要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他者的“新世界”。所以，与欧洲大陆那种基于“血与土地”的民族身份认同不同，美国的认同又是观念性的：凡是信奉美国理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立宪等）的人，不问来历，都可以是“美国人”，这种普遍主义也构成了美国文化和认同的一种“正统”：这是始于《独立宣言》倡导的普遍权利，经由林肯的废奴主义，到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所代表的传统。如果将这条政治文化线索从美国的传统中割裂，那幺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而丧失了其“新大陆”的精神特质。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p33: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新一轮磋商之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都转发了一篇公号文章，其中写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细想想，很多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正要做的？”1这是挑战引导变革、冲突促进汇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投影。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p52:在气候危机的认知方面曾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气候是否在持续变暖？“温室效应”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吗？在气候变化的成因中人为因素是否关键？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真真假假的辩论。所谓真辩论，是指科学家之间正常发生的观点分歧。气候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在观测工具、分析模型和判断能力还不够成熟的时期，还很难对相关问题做出理据充分的确定判断，存在着一些合理分歧的空间。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格雷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的周期变化和偶发事件，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将会存在许多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它们持续不断地变化和互动，却不会融为一体，成为类似于某种普世文明的东西”。因此，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和混合形态出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而目前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却只能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塑造人类未来的神话”。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恰恰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在自己这边”。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中国跟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国内有相当多的争论，比如对美国的态度就有许多分歧，极端地说，有所谓“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野。但无论持何种立场，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曾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中国首先要做“知华派”。这种态度对我们理解西方也有启发。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人们真的能从历史教训中获益吗？英国已故历史学家A. J. P. 泰勒在评论拿破仑三世时有句名言：“他像大多数研读过历史的人一样，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如何犯下新的错误。”然而，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日子里，肯尼迪总统正在阅读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著《八月炮火》，由此他警觉到，困惑、犹豫和大国之间缺乏沟通使得欧洲滑向了战争，他意识到必须明白无误地向赫鲁晓夫表明立场，才能避免核战争的危险。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权力的构成中是有“理念”参与的。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想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和表述，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构成性的部分，这个在政治学中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往往把权力想象成一个自在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每种权力的起源和使用及其正当化，都一直涉及理论的阐释和辩护。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面的世界格局，它是有一套论述的，它是以对世界的特定的想象或者说世界图景为基础的。为什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原则，依赖于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世界想象。如果这种世界想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分布就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在强调文化观念对现实权力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观念变迁推动现实变化的进程是复杂的，也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新的全球想象和文化观念，一定要通过实践中的政治力量去改变。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p5: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所以每年的年度综述，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论，对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 主题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但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技术文明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也是一条主线。我持续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身份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公共讨论也有参考价值，包括社群和族裔的认同问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也是一个持续出现的焦点。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中国眼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国内有相当多的争论，比如对美国的态度就有许多分歧，极端地说，有所谓“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野。但无论持何种立场，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曾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中国首先要做“知华派”。这种态度对我们理解西方也有启发。西方思想内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包括了各种自我批判的思想传统。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内部视角”去认识和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以我们的立场来借鉴、反思和批评。”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当下的冲突与离散趋势，恰恰因汇聚本身而起。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相互依赖的复合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观的持续兴盛，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性认同都不过是蒙昧的遗迹，而且已行将就木，但实际上它们远比全球主义者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持久。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的那样：“后冷战的自由派人士低估了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认同（教派、族裔和部落纽带等）的作用。他们假定，这些返祖性的依附会逐渐消亡，仅仅局限于非政治性的文化表达，或会在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中被因势利导地平衡和应对。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许多人更加在乎民族身份、历史上的敌人、领土象征物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超过关心（自由派所定义的）‘自由’。”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所有施米特标举的人民民主式”的政体都未能存活，而现代历史上最为强大而稳定的政体恰恰是施米特认为充满内在矛盾、脆弱而动荡的自由民主国家。这是施米特个致命的错误一不是个人道德或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是作为一个学者在“智识上”的判断错误。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
    阿伦特认为将宪政的权力和法律锚定于“民族意志”，是一种虚假的解决。实际上，法国宪政历史表明，“所谓大众的意志在定义上就是变幻不定的，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结构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其结果无法避免“不断革命”的命运，因为每一次革命都可以用同样虚构的方式来声称民族意志，来自我授权为不受约束的绝对主权。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
    《悲剧的诞生》很像是一次“寻根”旅程——穿越两千年的历史回到了“本源”，回到了罗马基督教之前“伟大、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古希腊”。但尼采实际并不是要退回过去他说“过去箴言只是些神谕卜辞”，只有被未来的建筑师用以开创未来才能彰显其意义。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
    黑格尔虽然“不是第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发现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洞察到“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所导致的传统伦理生活总体性的分裂，而在哈项马斯看来，这就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现代”是在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中诞生的一种崭新的时代意识：“现代”是前行的、向未来开启的时间概念，是对过去的断裂与克服。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
    哈贝马斯似乎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因此，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现代思想史的一次重构。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
    马克斯·韦伯曾以“世界的祛魅”来表达超验秩序的解体，但泰勒提醒我们“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西方历史上有许多敏锐的思想家警觉到现代人的意义迷失及其隐患，泰勒在本书中也有所列举。比如，托克维尔曾告诫，民主时代的人们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尼采指称的“末人”（last man）则是现代文明没落的最低点，他们除了“可怜的舒适”“软绵绵的幸福”之外，生命没有任何抱负。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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