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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耶斯回想毕业以来的种种遭际，认为大学所赋予的不是“通往财富显赫地位的通行证”，而是教会她懂得知识本身的价值。( 她沮丧道:当下或许是世界历史上最迫切需要学识的时代。”)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在论文《科学仪式的渴望》中写道:“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学习一门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谓趣味无穷，单词之美丽，句法构成之严密，无不令人心醉神迷……第一次在脑海中重新搭建历史过往，令人欣喜无限。”长久以来，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无外乎妻子、母亲需要的实用技能。现在能够出于单纯的喜好选择一门学科，几乎称得上是令人大喜过望的突破性举动。哈里森相信“学习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生来被赋予的权利”，所谓某一领域“不适宜女性”学习的言论让她愤懑。幼年时期，一位姨母曾将她的希腊语法书没收，“刻薄地”提醒她,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根本用不着这些。这段回忆让哈里森始终无法忘怀:“就因为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应该永远待在房子里做些分内之事。学习殿堂的大门关闭之时，她清晰地听见了哐当的声音。”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在主要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1903年)和《忒弥斯》(1912年)中收入亲眼见证的前沿素材和证据，首次向读者展现那些古代曾经独立作为市民崇拜对象的强大女神——如阿尔戈斯的赫拉女神、雅典的雅典娜女神、爱留西斯的得墨忒尔女神和珀耳塞福涅女神、德尔斐的盖娅女神——古代对这些女神的崇拜仪式逐渐无声地被对宙斯的崇拜取代，她们的祭祀庙宇被更名，神力被归到其他神祗，相关的传说被更改以适应奥林匹亚诸神的故事。哈里森认为，这些后来创造的神祗不仅有着人的外形，而且反映了由男性制订的等级秩序:男性神祗的崛起证明着希腊社会女性地位的逐渐下降。随着社会观念希望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这些强大、深入人心的女神便构成了对国家秩序的威胁。雅典娜女神自宙斯头颅降生，这一“异于寻常、充斥着暴力”的神话在哈里森看来是“通行父系继嗣的社会结构在宗教上的呈现”，目的在于抹去母亲的存在。哈里森还提出，最初，狄俄尼索斯和母亲塞墨勒一色雷斯的古代土地女神——一起受市民崇拜，但随着社会开始通过父系血脉来记载家谱，塞墨勒的身影逐渐被抹消，狄俄尼索斯便以宙斯之子的身份为人所知。哈里森在早期地方偶像崇拜中找到了相关证据，证明与她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的存在。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家族谱系根据母系血脉来记载，女性活动构成了团体生活的核心，市民虔诚地崇拜，而不是讥讽、害怕“属于母系氏族、没有丈夫的女神”。哈里森写道，女性不仅是希腊早期宗教中的核心崇拜对象，在宗教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中提出，欧里庇得斯在《酒神女信徒》(Bacchae)中所描写的照料狄俄尼索斯的那群激情、狂热的女信徒并不是完全虚构的神秘人物，而是采用文学策略刻画的真实存在的崇拜者，她们聚集在只有女性能参加、为乞求神灵庇佑整个族群得以延续而举行的季节性集会上。阅读哈里森的读者能够看出，哈里森所书写的是对当今时代有着巨大影响的一段历史，...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最杰出的作品《校友聚会惊魂夜》(Gaudy Night)探讨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如何既能品尝心心相印的甜蜜，又能保持独立，保有对知识的进取心——本书五位女性所探索的这一人生命题。她们各自对探索内容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决定以自由女性身份生活的环境、方式时，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以下问题:与其费尽心力去找寻一段不会影响创作的关系，或许不如抹去婚姻这个选项会来得更为简单干脆；成为母亲会不会把她们奋力够到的机会又推远；为了换取经济上的安全感，该牺牲什么样的创造力。掌控生活安排所带来的欣喜，仅仅是个开端。伍尔夫对听众中的女学生提出挑战：“现在你已经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但这里仍空空荡荡你必须为它配备家具，装点缀饰，找到与你同住屋檐下的室友。你将为它配备怎样的家具，用什么风格进行装饰?你将与谁分享房间，订下怎样的协议?我想这些都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历史上女性第一次有资格提出这些问题，也是第一次可以自行决定答案。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纽纳姆学院生活期间，哈里森生活的小圈子信奉开明的价值观，坚信女性在智识上与男性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哈里森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她对外的形象有悖于公众对女老师性情恭顺、富有母性的期望，这使得保守的剑桥大学古典学师生纷纷对她侧目而视，还有谣言称哈里森向学院女学生教授萨波的诗歌，借此鼓吹“自由恋爱”。哈里森提出新理论之后，整座剑桥小镇到处流传着对她的中伤。人们举出种种原因来攻讦她的著作：证据过少、主观臆断；章节散漫、缺乏条理且语言过于感性；刻意抬高女性地位，仿佛专门制订了女性主义议事日程；文本风格“过分修饰”，有“失于理性”“过分主观”“宣传教化”之嫌。急于否定哈里森结论的评论家甚至将哈里森的著作与芭蕾舞女演员伊莎朵拉·邓肯所崇尚的狂乐乱舞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相提并论，将哈里森归类为现代传统派那种天马行空的艺术家，而不是处理真实材料的严肃历史学家。随着她在剑桥大学待的时间愈久，纽纳姆学院以外的同行对她的批评愈加激烈。哈里森于1916年提出假设，俄国传统木偶戏和施洗者约翰的头颅这一古老传说有可能共同发源于仪式性舞蹈。威廉·里奇韦爵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著名考古学家，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国家联盟成员，在反对妇女选举权上十分活跃）写信给剑桥大学校内极具影响力的国王学院院长M. R. 詹姆斯，谴责哈里森的推断是“无惧无耻的一派胡言，彻头彻尾败坏年轻一辈思想的言论”。对此，M. R .詹姆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哈里森大加斥责，列举她在学术方面的罪责：掌握拉丁语谚语的水平不足，侮辱攻击基督教信仰。哈里森公开表示不会迎合所谓“学者印象”的文化霸权，对于同时代学者轰轰烈烈的反对反而感到满意，因为这证明她大胆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她后来在梅克伦堡广场家中撰写《忒弥斯》时写道：“对于同时代持传统信仰者，对于年轻一代反对社会变革者，《忒弥斯》是一本危险的作品。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有一只手已经攀...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对于伍尔夫，简·哈里森也起着极大的影响和激励作用。按照家庭规划，弗吉尼亚和姐姐文妮莎本应如当时上流阶层家庭对女孩的期望那样，担负起管家的职责，学会自我牺牲。她们没能像家中的男孩那样去学校上学，但依旧决心学习知识、发挥创造力。两个人整天都待在房间里，文妮莎对着画架，弗吉尼亚则对着高高的书桌。整个青少年时期，弗吉尼亚一直跟着家庭教师刻苦学习希腊语。1904年10月，弗吉尼亚在姨妈陪伴下待在剑桥休养身体，以走出精神崩溃并第二次试图自杀的阴霾。期间，表亲弗洛伦斯·梅特兰带着她去纽纳姆学院拜访各位“学养丰厚的女士”，简· 哈里森便是其中一位。同年，拜访不久后，弗吉尼亚搬到戈登广场，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和书评，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社交生活。因此，以下推测大约不算牵强附会：这段拜访经历曾推动弗吉尼亚彻底下定决心。哈里森的作品向她展现了一种全新而颠覆性的历史观照方式，伍尔夫因此看见强大、可供女性回望的“母亲”，明白父权制社会赖以存在的结构是人为构建且极不稳定的。伍尔夫之后的小说、论文无不受此影响。对于布卢姆斯伯里的男性文人圈，包括利顿·斯特雷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E. M. 福斯特，伍尔夫一直感觉有隔阂。他们结识于剑桥大学，都是由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担任导师、只接收男性的精英社团—剑桥使徒社的成员。即便在戈登广场客厅，这个男女共处一室、自由讨论的地方，男性有时候也会聚成一个小圈子，说着弗吉尼亚听不懂的拉丁语笑话，弗吉尼亚这时就会有强烈的孤立感。（罗杰·弗莱曾经夸赞哈里森“拥有真正的使徒式的头脑”，可谓是一则认真严肃的高评价。）简·哈里森为伍尔夫照亮了另一条她能感觉到归属的路线：一所不同的剑桥大学，一个不同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一种观照历史的不同方式，以及一种不同未来的可能。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通过性别与权力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极大地激励着现代作家，让他们敢于尝试全新而激进的形式。“在挖掘希腊神话和仪式起源这方面，很少有作品能像哈里森小姐的作品这样引人入胜。”T. S. 艾略特写道，他曾在哈佛大学毕业论文中引用她的作品；此外，他在《荒原》（1922年）中对季节仪式和预言的描述辛辣尖锐，锋芒毕露，明显受到哈里森影响。哈里森对艺术理应勃发于“真挚而强烈的情感”的主张宛如吹响了一声激昂的号角，启发着那些正在寻找坦诚、直接抒发情感的表达方式来传递真相、“让一切焕然一新”的作家，其中就包括庞德和其他意象派成员。哈里森描述的那些富有创造力、具有强大力量的复仇女性，她揭露的那些证明着在漫漫世纪的父权体制下、女性价值在系统性压制下被贬低的有力证据，在接下来几十年中，为许多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时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如E. M. 福斯特笔下的施莱格尔姐妹，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莫莉·布卢姆，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拉姆齐，D. H. 劳伦斯笔下的布兰文姐妹。（就在劳伦斯初遇H. D. 的前几个月，他恰好读了哈里森的《古代艺术与仪式》，他告诉朋友“艺术脱胎于宗教祈求，这一观念令我耳目一新”，还推断这部作品应当是出自一位“学术派女性”之手。）哈里森对同时代年轻学者的作品也怀有同等的关切，希望能学他人之所长。例如，虽然没有十分读懂《尤利西斯》，她仍然欣赏乔伊斯“尝试以有声、有意识的方式呈现潜意识。他在挖掘人性中的幽深。这是他的无上贡献”。哈里森的作品为崛起的女性作家—其中就包括H. D. 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启了全新的艺术可能。H. D. 年轻时自学过希腊语，借助法语版和英语版翻译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她没有明确提到过哈里森，但很有可能读过期刊《新自由女性》在1913年刊登的称赞哈里森的文章；H. D. 也读过吉尔伯特·默里关于希腊宗教的研究，而默里在相关研究中归纳过许多哈里森的理论。在19...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在主要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1903年）和《忒弥斯》（1912年）中收入亲眼见证的前沿素材和证据，首次向读者展现那些古代曾经独立作为市民崇拜对象的强大女神—如阿尔戈斯的赫拉女神、雅典的雅典娜女神、爱留西斯的得墨忒尔女神和珀耳塞福涅女神、德尔斐的盖娅女神—古代对这些女神的崇拜仪式逐渐无声地被对宙斯的崇拜取代，她们的祭祀庙宇被更名，神力被归到其他神祇，相关的传说被更改以适应奥林匹亚诸神的故事。哈里森认为，这些后来创造的神祇不仅有着人的外形，而且反映了由男性制订的等级秩序：男性神祇的崛起证明着希腊社会女性地位的逐渐下降。随着社会观念希望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这些强大、深入人心的女神便构成了对国家秩序的威胁。雅典娜女神自宙斯头颅降生，这一“异于寻常、充斥着暴力”的神话在哈里森看来是“通行父系继嗣的社会结构在宗教上的呈现”，目的在于抹去母亲的存在。哈里森还提出，最初，狄俄尼索斯和母亲塞墨勒—色雷斯的古代土地女神—一起受市民崇拜，但随着社会开始通过父系血脉来记载家谱，塞墨勒的身影逐渐被抹消，狄俄尼索斯便以宙斯之子的身份为人所知。哈里森在早期地方偶像崇拜中找到了相关证据，证明与她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的存在。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家族谱系根据母系血脉来记载，女性活动构成了团体生活的核心，市民虔诚地崇拜，而不是讥讽、害怕“属于母系氏族、没有丈夫的女神”。哈里森写道，女性不仅是希腊早期宗教中的核心崇拜对象，在宗教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中提出，欧里庇得斯在《酒神女信徒》(Bacchae)中所描写的照料狄俄尼索斯的那群激情、狂热的女信徒并不是完全虚构的神秘人物，而是采用文学策略刻画的真实存在的崇拜者，她们聚集在只有女性能参加、为乞求神灵庇佑整个族群得以延续而举行的季节性集会上。阅读哈里森的读者能够看出，哈里森所书写的是对当今时代有着巨大影响的一段历史，正是这...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简·哈里森刚踏入学术界时，领域内对古典学的研究局限于对经典文本的细致校订。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中，考古挖掘开始在欧洲、中东地区涌现，大量充满戏剧色彩的考古发现突然令古老的世界仿佛重现眼前，与当前时代如此贴近、如此具有人的色彩。具有戏剧眼光的海因里希·施里曼放弃商业生涯，转而从事考古事业，在土耳其境内的希沙里克山丘成功挖掘到古建筑遗址。他坚称这是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述的战争所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这一消息出现在了全球新闻的头版头条。“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面庞。”从墓中出来的施里曼宣布道。报纸刊印的照片上，施里曼妻子索菲亚身上装扮着特洛伊的海伦的珠宝，光彩照人。哈里森跟随施里曼的考古队伍踏遍了这片陆地，为著作、课堂收集前沿素材：在雅典，她坐在帕台农神庙阶前抽烟斗；在科林思，她和队伍一起骑着骡子登上科林思卫城山；在巴萨伊，她在阿波罗神殿遗迹下的山腹中野营。阿瑟·埃文斯在克里特岛发掘出克诺索斯宫殿遗址，举世震惊。同年，哈里森就亲身前往探访，在那里，她发现了一枚印着牛头人弥诺陶洛斯的图章，他端坐在王座上，脚下匍匐着一名信徒。这枚图章攫住了她的想象力。“宙斯无处可寻，”哈里森以胜利的口吻对默里写道，“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个遭人唾弃、德不配位的神祇。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让大众看清他虚荣狂傲、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真面目。‘将掌权者从宝座上拉下来’令人愉悦。”持续进行的发掘活动为简·哈里森的主要学术兴趣提供了相关的素材：挖掘出“层层厚土掩盖下的宗教信仰”，重现关于希腊古时宗教崇拜的历史。与她同时代的学者普遍将荷马史诗视作西方文学的发端，认为这些诗歌代表着最早的宗教研究。但哈里森无法认同这样的观点。在她看来，荷马和希腊悲剧中所描绘的独特、拟人化的奥林匹亚诸神—神族受全能、滥情的宙斯掌控，整个家族性情阴晴不定、常常相互交战—并不能证明真正的大众宗教的存在，仅仅是“艺术和文学的产物”，诸神脱离神秘、道德败...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尽管“战舰清单”有其历史依据，但为了寻找一名任性的王后而派出1000艘船，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迈锡尼的贵族如此大规模地离开故土前往特洛伊，每艘50桨的战船运载30名勇士，每名勇士至少带一名出身高贵的男仆，那么迈锡尼的经济将会彻底崩溃。公元前13世纪，黎凡特(Levant)海岸仅仅发现了7艘船，就已经引起整个地区的恐慌。而在传奇故事中，赫拉克勒斯据说只用6艘船就洗劫了一座更古老的特洛伊城。我们必须等上将近1000年，才有另一支规模远远不及荷马“清单”的舰队被记录下来，而且即使那时（波斯为了占领希腊而发动的远征军）的数量，也只有500艘左右。回到基克拉泽斯群岛，锡拉岛火山喷发使那里的青铜时代的出色壁画得以保存下来，其中有一幅很小的壁画描绘了一队船舶扬帆起航的画面。这些船都装饰得很漂亮，随风摆动的花环、用作牺牲的动物皮毛、旗帜和彩色布条——显然是为某个盛大的国家典礼而准备的。画面的后方，一群男女正匆忙地在一座巨大的城堡周围走动；可以明显地看到士兵，但是难以判断这些船受到的是欢迎，还是排斥。青铜时代晚期没有专门的战舰。画中出现的这些船是多用途的，有时运送物资，有时运送商人和外交官，有时运送士兵到遥远的地方。船头可能会焚烧樟脑和香料，燃起一点星火，用来对付无边黑暗笼罩下的茫茫大海。把迈锡尼希腊人送往巴西克湾的，正是这种船。而且，如果传说属实的话，把埃阿斯、阿喀琉斯、奥德修斯和其他希腊引以为荣的人物飞速送往大海对岸的，也是这种船。这些已知世界最伟大的勇士，离开他们的故乡和家人，任由他们的城堡无人保护，任由他们的庄稼在田里烂掉，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只为了兑现10年前在斯巴达附近平原上所作出的承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当属被戴了绿帽的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为了让他的王后回家，他坐的那艘船正扯着满帆，驶过风急浪高的大海。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新出土的底比斯泥板上有个名为“埃利昂”(Eleon)的城镇，一直以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为它头疼不已——“战舰清单”中提到过这个名字，是从彼奥提亚出发的舰队中的一支。然而埃列昂却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一般，作为希腊北部的一个地名，它从未在其他的古代文献中出现过。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城镇肯定是荷马虚构出来的。底比斯出土的公元前13世纪的泥板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泥板TH Ft 140上出现了埃利昂这个名字。这么说来，荷马的诗句是在直接向我们传达青铜时代的信息。而且，通过比较荷马的诗句和青铜时代的确凿证据，特洛伊故事中的另一个难题也将迎刃而解。人们经常问，为什么荷马要用两个名字来表示特洛伊。为什么他既叫它特洛伊，又叫它伊利昂？为什么这本讲述特洛伊战争的叫《伊利亚特》？多亏了研究赫梯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我们才得以知晓其中的答案。荷马很可能是希腊爱奥尼亚地区的人，他可能生活在士麦那(Symrna)或者希俄斯(Chios)。公元前7世纪他的口述被记录下来时，爱奥尼亚地区的人会把通常出现在字母“i”前面的“w”省略掉［“w”在伊奥利亚(Aeolian)地区的方言中则保存了较长时间；例如，萨福就使用过“w”这个字母］。赫梯文本告诉我们，在特洛阿德的特洛伊地区存在着两个领地，一个叫维鲁萨，另一个叫塔鲁维萨(Taruwisa)。如果这些名字流传到后世，并由一名省略“W”的吟游诗人唱出来，那么“Wilusa”（维鲁萨）就变成了“(W)Ilusa”，接着变为“(W)Ilios”，最终成为了“Ilios”，而“Taru(w)isa”则变成了“Taruisa”并最终演变为“Troia”。因此我们有了这个讲述伊利昂(Ilios)的故事《伊利亚特》，和特洛伊(Troia)战争。《伊利亚特》的节奏也有助于我们明确认识到，荷马史诗中的许多诗句是在迈锡尼时代创作的。整首诗由六步韵写成...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女祭司是地主，她们有自己的仆人（包括男仆），一块线形文字B泥板似乎写着她们在做“黄金祭品”(sacred gold)的生意。女祭司控制着储存食物的供应，并被称为“克拉维福里”(klawiphoroi)，意思是“掌管钥匙的人”。“Potnia”这个词既可以指女神，也可以指城堡的“女主人”。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赫梯、埃及、巴比伦），贵族妇女都担负着重要的宗教角色，她们是神灵的主要代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迈锡尼王后（青铜时代的海伦）也是一名高级女祭司，一个在宗教和俗世均享有巨大权力的人。虽然荷马笔下的海伦是个半人半神，但是在史诗中自信地对着神灵说话的，却是作为女人和斯巴达王后的海伦；她以平等的身份称呼自己的挚友阿佛洛狄忒。荷马讲述的特洛伊战争和青铜时代最后的辉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荷马的观众看来，这个关于海伦的故事必须做到两点：第一，必须向一群生活在男性社会的观众解释女性的影响力，因为这种影响力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消失。第二，必须（更加潜意识地）描写一个更替和不断变化的历史时刻：少年宙斯是否会成为众神之王，或者他将统治的是哪一种世俗王国，一切均未见分晓。在荷马（和几乎所有后来的作家）看来，海伦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一个长着两张脸，一张脸看着未来，一张脸看着过去的女版雅努斯(Janus)，一个象征着从俗世向灵性世界过渡的青铜时代的普通女人。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一个会令人不安地想起事情本来样子的人。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1905年，一支由德国东方学会(German Oriental Society)和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委派的考古队在哈图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他们在开挖大神庙（Great Temple，单单神庙所占的地方就有65米长、42米宽，接近于一个小型足球场；整个神庙建筑群的面积是14500平方米）的储藏室时，在遗址中央圆顶拱肋位置的废墟中，他们刨出了10000多块泥板碎片。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现的残片越来越多，最终，他们一共从泥土中挖出了30000多块残片。每块泥板原本都是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神庙和宫殿书库两侧的木架上的。这里是伟大的赫梯国王们的中央档案库，有协议、外交文书和行政文件，以及一卷卷的宗教经文（许多我们以为的世俗行为，在青铜时代晚期属于宗教范畴的又一明证）。赫梯人的法律规定详细：什么人可以结婚，什么人不可以结婚，对通奸的惩罚，对兽奸的惩罚，对诱拐的定义，等等。随着这些泥板文书被翻译出来，赫梯人不仅一下子有了名字，还有了历史。那些识字的赫梯人不仅口齿伶俐，还很爱说话——他们使用的语言往往新颖而生动。一名学者指出，这些字形，即赫梯人使用的图形符号或字符以及楔形文字，可以有力地刻在书写用的泥板上。书法艺术相对来说才刚起步，但是赫梯人似乎知道如何把它发挥到极致。迈锡尼人还在史前时代徘徊时，赫梯人已经在学习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意思了。哈图沙的一些发现与帕里斯和海伦的故事格外有关系。泥板上的文字五花八门，但有一种“阿卡德语”（Akkadian，一种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闪族语言），似乎成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旅行者、商人和外交人员使用的“国际语言”。哈图沙等赫梯遗址出土的残片中发现了按格式填写的外交文书：书记员在空格处填上适当的文字。在巴比伦和埃及的政府部门中发现了与这些赫梯文书相对应的文书。公元前13世纪的地中海东部地区，无疑存在一种各国认可并恪守的外交和行...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选美比赛也是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说西西里建了一座神庙给“有美丽臀部的阿佛洛狄忒”(temple of Aphrodite Kallipugos)。故事里讲到必须给阿佛洛狄忒的庙选个合适的地址。这个选择将由一个能体现出人体美的活生生的典范做出。决赛在两名身材非常匀称的农家女之间进行，胜出者将有权决定神庙的选址。在选美比赛中获胜确实是一件具有宗教意义的大事。人们认为美貌既是神灵的赏赐，又能够愉悦众神，因此一些比赛（例如伊利斯）的优胜者成了公共宗教仪式上的主要参与者。“美貌之人”把神圣的器皿端到女神赫拉面前，把祭祀用的公牛牵至牺牲石，然后把动物的内脏放在圣火上，献给神灵。* * *海伦的故事当然始于一场选美比赛——“帕里斯评判”(the Judgement of Paris)。这个开始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即确定一份婚礼的超长名单所带来的挑战。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当普度赫帕加入有关她女儿与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结婚一事的谈判时，我们才真正领略到她的声望(kudos)。拉美西斯写给她丈夫的信她都能收到一份完全一样的副本，不仅如此，对事情进展感到不满意的她，还亲自去信叱责法老本人。公元前1270年前后，普度赫帕位于哈图沙的宝库发生了火灾。王后致信拉美西斯，跟他说如此一来，外交事务不得不延迟，她将无法在短期内把女儿送去埃及王宫完婚。拉美西斯似乎在催促她尽快把这件事情办了——想必他想同时得到这名女孩和她的嫁妆。普度赫帕的回答颇为尖酸刻薄：我的兄弟是否一无所有？只有当太阳神之子、雷神之子，和大海都一无所有时，你才会一无所有！可是，我的兄弟，你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不惜拿我做牺牲。这既不符合你的名声，也不符合你的地位。普度赫帕非常自信地训斥了全世界最强大的男人之一。她的历史提醒我们，在公元前13世纪，只要个性足够强，贵族妇女同样可以在周遭世界留下永恒的印记。当你把目光聚焦于像她这样的王后身上时，你会明显地感到，这不仅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女英雄的时代。* * *哈图沙的文本是极为宝贵的，除了让我们见识宫廷生活，也非常有助于理解海伦和帕里斯之故事的重要前提。大量涉及法律事务的文本表明，强奸、诱拐和通奸是热议的问题。在赫梯帝国的200道法律中，有14道和性方面的不轨行为有关。赫梯文本中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为了受到法律保护，婚姻必须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原则，这种婚姻也伴随着实质性的利益和责任。如果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的未婚妻私奔，那么他（而不是女孩的家人）自己要对此负责，用与女孩的嫁妆同等价值的物品赔偿给这个被拒的求婚者。通常来说，婚姻都是双方协商好的，但是偶尔也会有不好的结果出现。如果双方友好地解除婚约，那么所有财产都将五五分。然而在强奸案中财产的处理将不会这么公平。虽然法律上妇女确实可以得到赔偿，但如果一个女人在自己家里被人强奸，那么她将...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海伦是一件如此完美的作品，她就像被希腊人称为“psyche”（意为灵魂或呼吸）的蝴蝶一样，被认为在真实与奇幻的世界之间飞翔。然而海伦同时也是蝴蝶效应的一个绝佳例子。在宏大的计划中，她的地位并不重要——她是拉科尼亚的一名统治者，帕里斯是特洛伊的一名小王子。这个故事讲述的，不是当时能左右政局的那班人的丑闻，例如牵涉迈锡尼或底比斯的王后，特洛伊国王本人或者他英勇的长子赫克托耳。海伦和帕里斯一开始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但他们在性方面的小小过失改变了整个世界：一种私人的、地方性的行为，最终把人类历史卷了进去。因此，当这对朝特洛伊奔去的恋人听着夜晚的潮声，抚摸着对方的手臂；当海浪拍打着船舷，海伦把她那头“蓬松亮丽的秀发”拢向脑后时，这幅现世极乐图的背后隐藏着的可怕的必然性，使人觉得接下来会有事情发生。一只蝴蝶正在扇动翅膀。混乱即将到来。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对历史上溯得越远，那张使千帆齐发的脸孔就越是无关紧要。人们对她的“感受”如何，即她非凡的魅力使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与这些比起来，海伦的相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她不仅是看不见的，还无法言喻。对于没有基督信仰的古希腊时代来说，她的美貌太重要也太强大了，完全无法用图画或文字记录下来或加以限制。海伦的美无法仅仅用一张脸来描述，简直可以说无法用言语表达。亲眼看到海伦的美，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体验，皆因这是一种来自神灵的美。当特洛伊的老人看着她沿着城墙走来时，他们明白，这场仗值得一打，但他们却说她美得“令人生畏”，一如女神。“令人生畏的美貌”对古人比对今天的我们更加重要，他们知道，只需看一眼女神或者女怪那张超凡脱俗的脸，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蛇发女怪（Gorgon）眼睛一瞪，你就会变成石头；年轻的阿克提安（Actaeon）在树林里打猎时，只因看了一眼在池塘中洗澡的女神狄安娜（Diana），就被她变成了一只雄鹿，接着又在一帮不知情的朋友的鼓动下，被自己的忠诚猎犬追赶并撕成了碎片。这就是拜伦（Byron）说海伦是希腊的黄昏（Greek Eve）的原因。如果按照古人的理解方式，这名斯巴达王后的美貌并非简单地被欣赏，而是带有强制性：她迫使男人和女人都进入一种渴望的状态，她迫使他们采取行动。那些见过她的人，都无法毫发无伤地走开。她激发了人们的欲望。她是个四处散发激情的幽灵。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人认为，战死沙场其实是最好、也是新荣的一种死亡方式。在适当而且遵照惯例的情况下，准英雄们可能会主动寻死，：那些把壮年牺牲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英雄，例如阿喀琉斯，每天都在和死亡打交道。对他们来说，危险、残忍而短暂的一生比漫长幸福的一生更有吸引力。与其惬意地活着，等待老年屈辱地降临，不如年纪轻轻就死去。与其被同龄人和历史所遗忘，不如做一名英雄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当然，没有变得“aoidimos'”（值得称颂），要获得不朽的名声是不可能的。一名战士只有在被人知道（“k1cos”的词根是“ko'，意为“闻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k1cos”（荣誉）。古代的艺术品并不仅仅是生活的再现，它们还赋予了生（和死）独特的含义史诗集成是英维荣誉获得承认的机制。在雅典和斯巴达这类城邦中荷马史诗的朗诵被认为是上流社会的一个关键时刻一海伦的故事是西方文明基因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参加战争的人纷纷以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然而门槛却很高。即使一名战士在展示了令人敬畏的英雄气概后战死沙场，也不能保证他会得到不朽的名声。如果他的尸体和赫克托耳一样受到凌辱（赫克托耳死后，两脚被绑在阿喀琉斯的战车后，在地面上环绕特洛伊城拖行），或者他的尸体腐烂了，那么丑陋、破烂和狼狈的身体将彻底消除他战死沙场所获得的荣誉。一且尸体腐败或者污损，这名勇士便失去了成为完美英雄和不朽的机会。我接触过史前的男女残骸，他们的尸体曾被遗弃在野外，任其腐烂，5许多都有被犬科动物咬啮和啃噬的痕迹。无法判断这些是家犬，还是在人类居住地附近徘徊不去的野狗和狼干的。然而不管是什么种类的动物，它们撕咬尸体时的那种疯狂状态将没有什么不同：腐肉散发的令人作呕的甜味，争夺人肉时发出的声声低吼。因此，为了避免这种耻辱的情况发生，在《伊利亚特》中，死去英雄的尸体都会从战场上迅速运走，并尽可能在尸体完好的情况下把...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关于斯巴达女孩好色而强壮的悍妇形象，可能只是人们凭空捏造出来的，部分原因是对斯巴达的“错觉”，部分原因是神秘和隐秘的异域风情如欧罗塔斯河上的迷雾一般笼罩着这座独特的城邦。斯巴达人选择不记录自己，不宣扬自己的历史和习俗。因此，其他希腊人只能从别人那里听说斯巴达发生的事。他们的报道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到了希腊化和罗马时期，所有人都深信不疑地认为斯巴达女孩具有健美的体魄，十分讲究身材。现在，斯巴达人这些极端的特征受到了大力提倡。男孩被鞭打和女孩裸体赛跑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受虐产业，吸引着整个罗马帝国的游客前来观赏。为了观看这类表演，奥古斯都·恺撒(Augustus Caesar)曾亲临斯巴达卫城新建的罗马剧场，并把一名斯巴达女孩带到罗马，让她当众和一名罗马的元老院议员格斗。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斯巴达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可能很少，然而类似阿尔克曼《少女之歌》这样的罕见文献资料却暗示着，斯巴达女孩是古代世界中同性恋的支持者这一传闻已经得到证实。众所周知，爱上海伦这个人或者这个理念的都是男人，但是通过吟唱阿尔克曼所作的热烈诗句，女人们也有了仰慕她的机会。对这些夜里独自聚在一起，练习她们的独特颂歌的斯巴达女孩来说，海伦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人物。也许需要一些帮助才能感受到脸颊上海伦呼出的气息或者听到她的声音，但是火炬的亮光加上整夜的跳舞和宴饮，可能已经足以改变这些孩子的感觉，使她们相信海伦就在她们中间。在这些容易受影响的头脑里，海伦不仅仅是抽象的，而是个有形的存在。我们可能难以理解，已经死去那么久的海伦在古风和古典时代的斯巴达人心目中是多么栩栩如生，但是请注意：对古希腊人来说，所有的神祇和精灵并非游荡在天上，或者住在人们心中，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人间住所。因此，我们知道宙斯住在奥林匹亚，雅典娜住在雅典卫城，而海伦至少从公元前7世纪起就是斯巴达人的教育女神，她住在斯巴达。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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