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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人格形成期正好发生在“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时代。我们的精神成长深深地纠缠于对“重大的根本性问题”的关切。当时伴随着关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热烈讨论，同样有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我们清楚地记得，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出“人生的路为什幺越走越窄？”的问题，对“文革”时期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生观提出质疑。，《中国青年》杂志共收到6万封读者来信，发表了30多篇文章，讨论持续了8个月之久。自此之后，中国大陆的公共领域中再也没有发生过影响如此深远的人生观大讨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知不觉地，人生意义问题变成了个人的“私事”。值得指出的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时“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两个重大问题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用学术语言来说，这是一种“整全性”的思考，也期待一种整全性的答案。这种整全性倾向不只是由于人格成长对于“认同一致性”的需要，更为深刻的原因或许在于，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1949年之后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述，都提供了一套“政治/人生”一体化的整全性论述。在我们接受的正统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史、历史观、社会政治观，同时也是人生观。因此，当旧有的整全性论述发生危机的时候，其具体内容可能不再被人轻易接受，但其整全性的论述结构仍然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对任何试图取而代之的后继方案都施加了一种压力：如果一个替代性论述没有提供对于政治和人生的整全性答案，似乎终归难以令人满足。对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不满，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晚近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取向，似乎将人生价值问题变成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自由主义的现代人似乎陷于无所依归而茫然失措。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西方的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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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是一个很强的形而上学宣称。简要地说，它主张不存在任何普遍的认知或/和价值的真理（真相），所有真理（真相）都只相对于特定（历史、文化或个人）的语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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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几大轴心文明都延续了两千多年，显然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次，这些文明传统（在其思想最深处）都主张了某种超越（验）性的真理一一既是认知的（宇宙论）又是道德的（价值论）。这些真理主张因其形而上的超验品格，在原则上无法被任何形而下的经验所动摇，成为各自文明传统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每一种轴心文明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与坚实的思想根基。以此反观自由主义，就会发现相当不同的情形。自由主义兴起于欧洲的世俗化时代，不仅历史不够久远（至多不过四百年），而且明确地源自基督教文明传统，因此就历史渊源来说，自由主义是派生性的（derivative）而非源生性的（original），似乎无法成为一种“根基”。再次，在哲学层面上，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实质上都是“以人为本”的，是一种泰勒所说的“自足的人本主义”（self-sufficing human-sm），甚至是“独占性的人本主义"（exclusive humanism）--"不接受任何超越人类繁荣的终极目标，也不拥戴任何外在于这种繁荣的事物”。[4这是一种内在的（immanent）而非超越的（transcendent）哲学，诉诸人的理性以及基于理性的自主性原在着不同的（肯定的、否定的以及不可知论的）回答，取决于各自不同的信仰立场。而信仰在根本上不是理性能够证实或否证的。理性对接近信仰或许会有帮助，但最终信仰的确立还需要理性之外的东西，需要克尔恺郭尔的所谓“纵身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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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学术主体性之确立，首先需要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摆脱中国思想对西方理论的依附状态。近20年来，一种批判意识和话语在中国学术界成长，从边缘走向中心，已经成为一种耳熟能详的论述，大体可概括为如下主张：中国学术界的许多学者一直在套用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这种移植套用在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首先，它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独特的经验。其次，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将多种异质文明的“空间性”错误地转换为（貌似普世的）同质文明的“时间性”，由此将中国文明置于西方文明（“世界历史”）进程的低级阶段。由这种批判论述得出的一个自然推论是：中国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于是，“中国学术范式”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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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西方历史进入了现代。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已，也就是说，越来越信奉科学的认识模式。科学是理智化活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科学论述的特点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在根本上抵制神秘、反对迷信。在这种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再轻信古代的玄思妙想，不再接受各种“神神道道”的话语。世界被理智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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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是福山的问题，那幺我们的问题是“面对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如果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加完善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竞争选举、议会与多党政治以及分权制衡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共同富裕、自由和谐、平等公正的社会能够发展既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世界文化精华的精神文明，那幺，中国模式就不是一个过渡期的“转型模式”，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明模式”（到那时候，历史终结论自然会进入历史博物馆，而福山及其信徒或许也会心悦诚服地向中国致敬。毕竟，在福山的笔下“最后之人时代”的来临也不是多幺值得庆贺的前景）。但在此之前，历史还在展开，竞争仍在继续。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来说，历史终结论是一个信念，也是一个赌注；而对中国独特道路的捍卫者来说，它不只是一个论敌，也是一桩尚未了却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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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界，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展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主张中国的思想必须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附状态。因为“照搬西方理论”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中国的独特经验。其次，它在规范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将多种异质文明的“空间性”错误地转换为“普遍的”、文明的“时间性”，由此将中国文明置于西方文明（所谓“世界历史”）进程的低级阶段（黑尔格对中国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批判论述得出的一个推论是：中国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于是，建立“中国学派”或寻求“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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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学术界，“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概念。大体来说，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是指一种思想偏见：将西方的历史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或者标准模式，将西方的观念、理论以及价值看作优越的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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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未来取向的问题意识中，中国思想家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同时面对着两种“他者”：历史传统作为时间意义上的他者，以及外来文化作为空间意义的他者。。因此，他们既需要参照历史传统来认识西方文化，同时也反过来需要参照西方文化来鉴别历史传统。正是这种“互为参照”的局面和论辩，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激进学习他者和自我转变的可能，也展现出“变法”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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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以勘察那些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规政治机制。这些要素一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一旦它们在特定的时机中汇合起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重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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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L.J.宾克lai莱（L.J.Binkley）教授的《理想的冲突一一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介绍讨论了弗洛伊德、克尔恺郭尔、尼采、萨特、蒂利希等西方思想家的学说。这是我读懂的第一部“学术性”著作，在当时为我提供了一张有用的关于西方思想的“知识地图”，而且让我懂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困境，人们信奉不同的多元价值，各自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但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与冲突，难以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被调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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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问题有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含义。比如，对死亡关切的重心是随历史而变化的。古代，死者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与生者在一个共同体中，死亡是“我们”的事件。到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死亡的主要问题是担心对“我的”末日审判。而在现代，死亡的重心转向与亲人至爱的离别，关切的是“你”。这种历史变化可以用“我们之死”“我之死”和“你之死”来分别表述。而伊壁鸠鲁的说法，至多能部分地打消“我之死”的问题，但完全没法解决“你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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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力图阐明，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这带来了空前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以及人生意义的迷失。这是所谓“现代性之隐忧”的要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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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概括福山的思路，政治秩序起源于家族主义，而政治秩序的演化历史，就是家族主义力量与扩展合作力量不断斗争的历史，现代政治秩序的发展，包括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政府的诞生，就是扩展合作力量、克服家族主义力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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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思想生涯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但韦伯的研究横跨了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领域，他是一位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第二，韦伯广泛介入了公共讨论，在报刊上发表过重要的政论文章，还直接卷入了许多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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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先在于社会群体的独立个体是一种观念，它并不是对人的境况的“真实历史描述”，而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自我理解”。当这种观念被大众普遍接受和默认，就成为一种泰勒所谓的“社会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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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历史犹如自己的孩子，无论是否值得骄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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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西方历史进入了现代。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说，越来越信奉科学的认识模式。科学是理智化活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科学论述的特点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在根本上抵制神秘、反对迷信。在这种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再轻信古代的玄思妙想，不再接受各种“神神道道”的话语。世界被理智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比如，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日食或月食曾被视为神秘的天象，而当现代天文学揭穿其中奥秘，这些以往“神秘的天象变得清澈而简单，一下子就失去了迷魅之处。世界被看透了，没有什幺不可思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处。人们相信，即使有些事情一时还看不透，但在原则上终究是能被看透的，其中的奥秘迟早会被破解。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需要注意的是，韦伯将“世界的祛魅”视为现代转变的精神特征，这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并没有说这一转变是值得庆幸的，也无意去赞颂祛魅后的世界。实际上，韦伯对此怀有复杂暧昧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需要注意的是，韦伯将“世界的祛魅”视为现代转变的精神特征，这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并不带有价值断的倾向。他并没有说这一转变是值得庆幸的，也无意去赞魅之后的世界。实际上，韦伯对此怀有复杂暖昧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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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那幺，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幺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比如你想为一场考试做一个复习计划，那当然没问题。因为这是个局部的、短期的计划，出了错也很容易变通调整。今天进度没完成，明天少玩一会儿手机，就补上了。但如果你要制定一个整体的人生计划表，从毕业工作到事业发展，从恋爱结婚到孩子教育，把一辈子的大事小事全都安排好，这种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的规划肯定就行不通了。社会也是如此。在波普尔看来，想要覆盖一切、规划一切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不可能成功。但为什幺还有人会去信奉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划工程，甚至付诸实践呢？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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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惊涛孩浪、波澜起伏、连绵不绝的爱情遍布整个人类历史。亲密关系中许多被认为是“现代现象”的内容——婚外性关系、非婚生子女、家庭重组，等等——也都是古已有之，在“传统社会”中都不罕见。现代人真正的创造，是“为爱成婚”这种特殊的观念。因为古代人不把爱情和婚姻紧密关联在一起，前者更不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所以，爱情是婚烟的基础与核心，这才是“现代婚姻”的界定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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