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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级以后的学生多只打小日子算盘，罕有关心文化和政治的。人多小聪明，认定从事文化政治只吃亏不占便宜，所以政治风潮难达此间。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
    但凡卓越的诗人，心中自有相互冲突的情感、追求，而因了人格的巨大，始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循当时的时势物理，把种种不同的情感追求统一在某种主调之中。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
    西湖的疏浚和建设，得力于白居易和苏东坡尤甚。白堤、苏堤因以得名焉。东南形胜，在诗人们的治理下，和平昌盛，锦绣繁华。古时的太守们，出则攻城略地，治国安邦；退则花间月下，歌舞诗酒。李太白诗酒放荡，其实一生以政治为抱负，玄宗又焉知他没有治平之能？预见安史之乱，即是一证。即以玄宗本人论，既有雄才大略，又精通舞蹈音律。古今中外，其例甚藩。曹孟德一世英雄，其诗其文，沧海日月为之动容；诸葛武侯功盖三分，前后出师表，老杜为之泪满襟。外域如伯利克里斯、凯撒、拿破仑和丘吉尔，皆武功其赫赫，文章其千古。从来优秀的民族昌盛的时代，习文从政都融为一体。而今文化同政治割裂久矣，于是二者均衰败不振。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
    在这里，你看到上海人民的总体，衣着得体（不像北京人那么土头土脑），作风正派（不像南京人那样严肃得发呆，态度客气（不像广州南蛮子蛮声蛮气）。实际上，上海人比其他都市对外乡佬远为热心客气，有几次简直让人感动。文明、整洁、明理识礼、生动而规矩，精干而有文化，使上海注定要在健康的未来充当中流砥柱。相形之下，北京还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它是帝王权贵之都，共生着一批春秋义士六朝狂客。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
    沿海地方的确比较繁荣，每个城市的人都以自己比别省人过得好而得意，对政治的热情比西、北部要差得远。分田到户后，农村似乎正在经历次从低限的回升，所以邓说广大农村安定，有一定根据；至少在东南地区，感不到政治危机的气氛。甚至文化人对魏京生、竞选、内地闹事、中央纷争等也往往模糊得等于无知觉。中国太大了，在很多方面，这里同北京、西安、四川竟可说是两个民族。加一点夸张和溢美，西北像罗马，东南像迦太基。难怪从东南考到北京的青少年，对首都之为“政治中心”的那种气氛往往膛目结舌。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
    由于给了新政策，or better，由于少给了好多坏政策，广东福建沿海一带脱贫的速度真是很快。中国人实在穷得太久了，这个民族原配得上一种更像样的生活。把这么勤劳肯干的民族弄得这么穷，可见只要有了坚强的领导，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我粗粗一想，世界上好像只有欧洲文化和儒家文化以发奋图强为要旨，结果也只有这两批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昌盛不衰。可惜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运气很糟，尤其是和西方碰撞的时机不对，如果欧洲人是在康熙时候侵犯中国，中西之间必能保持相当的平衡；民族自尊心不垮掉，再加上康熙的通达大度，多半会对西方的种种兼容并蓄。邓公个子小，心怀倒大，这样向外界开放，没有内在的自信是办不到的。唯对自己的长处有踏实的信心，才能多多看到别人的长处，择其善者而从之。一味看别人短处的，不消说，必是小家子气里闷出来的。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
    这里的村镇往往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虽经剧烈的改造，仍随处可见其特色的文化。……人们知道本地的名人，对他们的家世和成就如数家珍，以他们为自豪。我们生长在大城市的人，见多识广，但这也是说，我们有太多可以追求的，太少可以守护的。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
    西湖（4月29日）一走出来就是西湖。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杭州是一座千古如斯的大花园，处处怡人，反倒不必特特去寻找奇峰怪洞名泉珍瀑了。看那些游人，一双双，一行行，头油面粉，唇红齿白，西服革履或轻纱软帽，手提照像机，肩负长皮筒（盖不知其学名也），行百步则娇喘，停一处则照像，未语先颦，欲顾犹嗔，扶肩援股，柔媚万态；真个让人羡煞！反身自顾，孑孓一人，面黑肌瘦，须发横生，坐则呆如木鸡，行则疾似惊鹿，哪像游园客，活脱潜逃犯；鞋破无袜，衣长带丝，黄背包里一书一本，衣口袋里两元三角。象样的行头，唯林家所赠小花伞一领，却不下雨，无缘撑起。真个羞与自己同行！我还是七○年前后那种玩法，时代却进步了。不过说起来，这次旅行已比当年条件好多了，每行数日就有一家亲友接待，不必担心他已经扫地出门，或正在受审查不敢接待亲友，在外碰到盘查，掏得出一个证件来表明自己不是歹徒。富贵何所愿，云游亦足矣！信步过了白堤苏堤，到了满觉陇石屋洞。西湖的疏浚和建设，得力于白居易和苏东坡尤多，白堤、苏堤因以得名焉。东南形胜，在诗人们的治理下，和平昌盛，锦绣豪华。古时的太守们，出则攻城略地，治国安邦，退则花间月下，歌舞诗酒。李太白诗酒放荡，其实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成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罅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斯巴达和雅典长期保持强邦地位，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两个城邦特有的政治文化，在于它们的民众信赖自己特有的政治制度。
    陈嘉映 《希腊别传》
    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不少论者曾点出，无论从社会政治方面、文化艺术方面还是从人们的心态看，希腊化世界更像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世界模样。
    陈嘉映 《希腊别传》
    这就回应了你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知道很多，却没办法活得更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有关文化的内容融入生命中，去改变自我的认知。有时候虽然你也看了很多东西，但你的认知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我发现很多人本身有一种坚固的价值观与认知思维模式，而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往往看再多的内容也很难改变自己固有的根本认知模式。但当你深人佛教的核心，知晓了这种过去未曾了解的认知模式，才能真正理解那些你所看到的佛教文化现象背后的真实意涵。
    成庆 《人生解忧》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梁启超 《李鸿章传》
    可是我还想在写作上再进一步，我知道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表象。当然，我没有能力分析这个社会的本质，这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我相信一个道理：只要我在某个方面足够深入，万事万物的共性都会从中呈现，因此重要的是深入。而这次我决定深入的对象是自己。毕竟我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必然部分地是某个时代和社会、某些文化和观念的产物。当我追究我怎么变成了今天的我，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些经历时，追究的过程必然会发掘出远比我锚定的目标更丰富的内容。
    胡安焉 《我比世界晚熟》
    由此我想到，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对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来说，尽管每年的农务受到二十四节气的限制，但他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由。农闲的时候和亲朋打打牌，农忙的时候忙完一天的农活儿，晚上回家喝点儿小酒，感觉惬意且满足，仿佛自己所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可是文化水平越高，思维和意识越复杂，人就越难在工作中感觉到自由。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
    胡安焉 《我在北京送快递》
    主编这时着迷于一个做创业内容的播客，主持人叫罗振宇，节目名称是“罗辑思维”，当时很受欢迎。他热情地向我大力推荐这个人和节目。我听了一下，不但没觉得好，反而有些反感。主编说罗振宇是做文化的，我既然要写作，就应该多关注他。我说罗振宇是在做营销，不是做文化，他是个商人。但主编说罗振宇也卖书，是个文化英雄。他告诉我罗振宇是这样卖书的：事前不告诉买家是一本什么书，然后向买家收取全款，买家要收到书后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他通过这种方式，一次可以卖出两三万本冷门的历史书，而且还不打折。我觉得很震惊，但并不佩服。我猜那些买书的人，大多并不会真读。他们买书的动机，我觉得很可疑。但是主编很崇拜罗振宇。而且他和我说话的腔调，也越来越像罗振宇了。之前我在云南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没能洞察到主编的这些变化，还以为他真的发现了好机会，所以才表现得那么热切和自信。
    胡安焉 《我在北京送快递》
    他流连于高档餐厅，也不排斥街头排档。更重要的是，他的所有的美食文字都是“双引擎”的：一方面他痴迷于食物考古，把许多语焉不详的食物记载进行系统性汇总；另一方面，对所有的记述，都转而用现代科学的目光重新审视，把食材的纲目科属种、食物的具体成分，以及加工和烹任时的物理化学变化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一种现代科学认知对中国传统食文化的重构、这个工作、与我们团队完成美食纪录片的创作流程非常类似。
    陈晓卿 《吃着吃着就老了》
    同科不同属的两种豆子的果实，跨越万里，在不同的地域，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巧用，却这样水到渠成地达成了某种味觉上的默契。美食家们常说，“食物是最亲善的使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陈晓卿 《吃着吃着就老了》
    由于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对美食家的界定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美食家是一门职业，他们有敏锐的嗅觉与味蕾，能细致区分不同的味觉感受，也能凭借经验和审美，判断各种食材搭配、加工烹饪以及艺术呈现的效果。而中国的美食家，就像今天大家公认的蔡澜、沈宏非等，则继承了古代文人的传统，很注重把对食物的感知与时空的变换，以及个人的阅历，用训练有素的文字，风生水起地呈现出来。我无论是见识还是表达，都无法望其项背。 不过有次和学者陈立聊美食，倒是给了我一些安慰。他说人类享用美食的终极境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达到颅内高潮。有权有钱的人可以通过精细制作的食物，和繁复的进餐仪式去获得；但普通人也可以依赖简单平凡的风味暗示，通过咀嚼，甚至吞咽，达到同样的享受。从这一点上说，食物无所谓高下，人也是平等的。陈立老师的专业是心理学，他用现代科学的逻辑，讲述了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广厦万间，夜眠只需六尺；黄金万两，一日不过三餐。如此说来，尽管赶不上美食大咖，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吃货，也蛮好。
    陈晓卿 《吃着吃着就老了》
    井冈山几乎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和他们聊天，没几句话就会进入历史教科书的B面，一个接一个的八卦掌故，听着很乐，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与吃相关的，比如，这里几乎所有的特色菜馆都写着斗大的字一一红米饭南瓜汤。小刘笑了：“那是文化，给外地人吃的，红米价格比大米还贵，粗糙难咽，我们本地人不怎么吃…”哈，这就是特色和口味的区别了。
    陈晓卿 《吃着吃着就老了》
    中国太大，大到了在食物上千差万别，异彩纷呈。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生活样本——就像月饼，馅料和工艺的细小差别，让月饼从口味到口感南辕北辙，但无论差异多大，人们都约定在中秋这一天享用。相比美味，这更是一种文化认同。
    陈晓卿 《吃着吃着就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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