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句子 | 关于自由的句子 | 描写自由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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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问：有一些人，他们一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人，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的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0

你经常问的问题是：什幺是美国的自由。我最想告诉你的总是：什幺是美国自由的代价。在新闻自由这个问题上，如果一些次要的问题和争执，将会对新闻自由形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国家利益。因为在上述案件中你可以看到，真正能等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真正有可能迫使新闻自由让步的，就是国家利益。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和国家利益是互为代价的。美国人始终站在两难之间，安全与自由。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从根本上的运作正常，才是他们继续这样自由自在生活下去的保障，而新闻监督是整个游戏规则在操作过程中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一个聚集了巨大财富的美国政府，会迅速腐败下去，一个拥有强大权势的美国政府，会很容易地制造一些借口，轻易地拿走老百姓的那点自由。这是二百多年来，他们感到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最后，有关言论自由的“内容中性”原则，我还想到，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原则，那幺，像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性的社会，它将依靠什幺准去作判断？它又靠什幺人去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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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历史进步往往始于妥协，如果互不妥协，可以使历史也随之一起僵持很多年。如果一方以强力压服另一方，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未必就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进步。言论自由是一个人说的权利，但是有一条，就是你不能强迫别人听，也就是说，你不能侵犯别人。最高法院在1931年尼尔案件”中指出：“（新闻自由）的主要意图就是防止对出版物的预先限制。”也就是说，即使对于滥用新闻出版自由的人，也只能在事后，即出版之后适当惩罚，而不能预先阻止他出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一个编辑想发什幺和不想发什幺消息，也不在于应该和不应该发什幺消息，关键在于他认为发表的决定权应该在她的手里，而不是在美国政府手里。也许，从长久的意义来说，不自由毋宁死，但是从眼前看，我们只有在拥有活下去的自由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享受到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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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他开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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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美国的言论自由与言论的内容无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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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这块土地选择了这样的原则，就必须为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支付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是指金钱，有时候，这个代价，甚至是生命。明确了代价之后，仍然选择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最高目标，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必须是有能力支付价方能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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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权利法案》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白写的。只要你能找到条文对上号，你就可以切切实实地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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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极端事件很少，但是，我相信用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情况在美国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还会有很多人成为这种用自由的牺牲品，这是不可避免的。终会有狂人，也永远会有由于种种原因上当的。但是，美国人并不因此而怀疑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成人，你就拥有许多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至于你是要正确地使用它、滥用它，还是自己放弃权利而去听任别人摆布，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也必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实际上，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追求这样一个理想，奉行一种共同的游戏规则，这也是一种选择，整个社会也在为此支付代价，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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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感到吃惊的，并不是一个“反恐怖法”草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而是美国人对于所有的立法和案例所涉及到的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问题所持有的认真态度，惊叹他们的持久的顽强和理性的思素。在这个论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负责人还提到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他提到，克拉何马爆炸案之后，要提醒国会防止过度反应并不是无格之谈。二次大战美国在遭受到日本的珍珠港突袭之后，海军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曾经作出过一次错误的过度反应。美国西海岸当时有十二万日裔的侨民，你也知道，一般来说，东方民族对于“故国家园”很难从根子上抛舍。更何况，这些日民还有一些来到美国不久的新移民，两国交战，确使多移民产生巨大的心理矛盾。同时，惊恐之中的美国政府，面对数量如此之大的来自敌国的移民，也觉得防不胜防。由于珍珠港事件是一场突袭，美国政府更担心这些日裔移民中会有人向其母提件各种情报，从而导致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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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困于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性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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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囚于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性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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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这种代价昂贵、只有潜在意义的自由和权利，在支付了有目共睹的惨重代价之后，为什幺至今还没有被放弃呢？和美国人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两百多年前建国者的理论：对于“政府”这样一个人类所创造的“怪兽”必须时时防其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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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极端事件很少，但是，我相信滥用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情况在美国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还会有很多人成为这种滥用自由的牺牲品，这是不可避免的。终会有狂人，也永远会有由于种种原因上当的。但是，美国人并不因此而怀疑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成人，你就拥有许多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至于你是要正确地使用它滥用它，还是自己放弃权利而去听任别人摆布，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也必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实际上，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追求这样一个理想，奉行一种共同的游戏规则，这也是一种选择，整个社会也在为此支付代价，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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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司法制度对于被告的保护，至今还不能完全防止冤假错案。比如说，假设佛曼的录音带是完全真实的，里面就提到不止一个品质恶劣的警察制造伪证、陷害被告的案例。辛普东案一结东，司法部长就下令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是，《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困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记得我很久以前读到过一个笑话，说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谈什幺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些来自英、法、美的人谈的幸福时刻，都没有给我留下什幺印象，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来自斯大林肃反时期的苏联人。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一个人站在门口说，“伊凡・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他说“对不起，伊凡·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政府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以至于膨胀到了百姓都要把这样的时刻当作“幸福时刻”的时候，也许街上盗贼是很少的，犯罪率是很低的，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绝对不保护坏人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也同样是不保护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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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意调查还使我们看到，在美国，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会清楚地把一个人“是否犯罪并且得到了判罪”，和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区别开来。但是对于一个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想通的道理。他们会如果凶手是判罪了，那幺说明审判是公正的，凶手没有被判罪，这场审判当然就是不公正的。这二者怎幺会出现不统一呢？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幺，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在辛普森这个案子里，我认为，这个制度要求检方也就是打算把一个公民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去的一方，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取证必须科学、严谨；在提供证人的时候，证人必须可靠。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证据尚不充分，因此把这个被告放回家了，你也没什幺可说的。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我已经介绍过，《权利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一个被告，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他立即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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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记得前面的那些信里，每当我在一个方面回答了你的问题，介绍了美国人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我就要同时告诉你，他们为此支付了什幺样的代价。让你对这些代价有清楚的了解，是我写这些信的真正出发点。我们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时代，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总有一些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向那些对于各种需求饥肠辘辘的民众，描绘不同食谱的美味午餐。于是这些人有了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这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往会不幸地目出来。一种情况是，这是一份虚假的许诺，人们被土豆加牛肉的食谱所吸引，得到的午餐却是树皮加草根，今人大失所望。另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这是一份真实的午餐，可是，当人们被引到餐桌前，才发现一个早该想到的简单真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还未享受到，已经先被昂贵的代价所吓倒，不知那个当初引他们走向餐桌的家伙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竟然从来没有提起过这样的代价。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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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给捉住，仍然诱使着一些人犯规。美国人认为，最有可能这样做，而且最有可能犯规成功的总是有权力、有势力、有组织的力量，因此，最可能犯规的就是美国政府。他们认为，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还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而如果出现政府一级从根本点上犯规成功的话，就可能出现真正的失控。为了约联邦政府的犯规冲动，美国的立国者们才写下了这短短十条修正案。它成了美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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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人们以复杂的心情，又一次在电视里，看着一辆着辛普森的白色汽车在公路上向家里开去的时候，宪法保障公民所拥有自由和权利的代价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辛普森是有罪的，他已经永远地逃脱了。“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这里，不错判错系一个无辜公民的代价，就是可能有一千个罪犯被放跑了。这种代价是多方面的，不论从哪一方面去探究，都是沉重的。如果辛普森是杀人凶手，两名被害人的公道就再也无法讨还，正义再也无法得到伸张，老高德曼苍凉悲愤的声音将永远使有良心的美国人不得安宁。在“放掉一千”的同时，人们必须面对许许多多被害人哭泣的冤魂。人们将时时会怀疑，他们在检察官输掉一场场官司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像老高德曼所指责的，正在输掉一个国家？如果辛普森是凶手的话，他放回家之后，大概也不会再去杀人。但是，谁能保证那些由于没有足够证据而被放掉的“一千”，甚至远不止一千的嫌疑犯，回家以后会干些什幺呢？“放”得越多，当然危险就越大，社会就越不安宁，这几乎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每一个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实际上，美国人为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除了付出精神上和安全上的巨大代价之外，他们人人还在付出金钱的代价。……他们为这块土地选择了这样的原则，就必须为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支付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是指金钱；有时候，这个代价，甚至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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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在美国，言论自由是什幺呢？说白了，它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说什幺、写什幺，只要不真干，都无人干涉。真干的话，必须受法律约束，合法的行，非法的不行。因此，基于美国复杂的移民背景，你在这里不仅永远可以听到不同声音，而且，可以听到超出你想像的千奇百怪的无数种不同声音，包括滥用言论自由者发出的不和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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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这种代价昂贵、只有潜在意义的自由和权利，在支付了有目共诸的惨重代价之后，为什幺至今还没有放弃呢？和美国人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两百多年前建国者的理论：对于“政府”这样一个人类所创造的“怪兽”必须时时防其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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