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考虑从一下这种依据人的行为来明确区分手段和目的的能力的丧失,我们就可以说,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产品而对工具自由地处置和使用,已经被劳动者身体和它的器具的有节律统一所取代,劳动运动本身想一种自成一体的力量一样活动。为了取得最佳效果,劳动(并非工作)需要按节律进行,而且,就许多劳动者聚集在一起而言,劳动需要所有个人运动的有节奏配合。在这种运动中,工具失去了它们的工具性质,人和他的工具以及他的目的之间的界限变模糊了。主宰着劳动过程和一切以劳动方式进行的工作过程的,既不是人的有意图努力,也不是他想要的产品,而是过程本身的运动和它强加在劳动者身上的节奏。劳动工具也卷入到这个节奏当中,直至身体和工具都以同样的节律做重复运动。也就是说,直至在机器的使用当中,所有器具都极其恰当地配合了劳动动物的运作,不再是身体运动决定器具的运动,而是机器运动反过来强迫和支配身体运动。关键在于,没有什么东西比劳动过程的节奏能更轻易地、更自然地加以机械化,反过来,劳动过程与生命过程(以及生命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同样的自动化的重复节奏相吻合。真是因为劳动动物使用工具和器具的目的不是为了建造一个世界,而是为了减轻自身生命过程的辛劳,它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已事实上生活在一个机器世界中了,劳动的解放用机器代替了所有手工工具,实际上是用更高级的自然力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补充了人的劳动力。 …… 对于一个劳动者社会来说,机器世界已经变成了真实世界的替代品,即使这个虚假世界不能完成人造物最重要的任务——为有死者提供一个比他们自己的存在更持久、更稳固的住所。在无休止的操作中,这个奇迹般的世界正在失去它独立的世界性特征。耳工具、器械和现代早期的机器都还明显地拥有这些特征。它赖以维系的自然过程越来越与生物过程合为一体,以至于我们一度运用自如的设别,开始看起来更像“海龟身上的甲壳一样,变成了人身体上的壳”...
一旦死掉,你的国际、政治、立场也就消失了。
海明威 《丧钟为谁而鸣》1
海明威 《丧钟为谁而鸣》1“然而马克思也曾经从波拿巴主义角度,描述了近代国家官僚制度的雏形,即资本与国家的融合,构成一种‘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的国家权力,一种旨在奴役社会的有组织的公共力量'。在这样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将放弃除事物经济历史之外的任何历史生活,它情愿‘与其他阶级一样被迫成为政治的虚无’。”参见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0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0我在非洲曾经有一个农场,种咖啡豆,给黑人小孩治病。我在非洲遇见了为自由奋不顾身的情人,热爱动物胜于人,折桂而来,情迷而往。我在非洲曾写过一首歌,哪里有已逝的热土,哪里有纯洁的朝露。我总是两手空空,因为我触摸过所有。我总是一再启程,因为哪里都陋于非洲。
卡琳·布里克森 《走出非洲》1
卡琳·布里克森 《走出非洲》1首先要改变你的认知,然后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获得真正的自由。而这个“认知”,其实就是“无我”的内涵,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不过是刹那无常的现象转变,那么就不会拼命地执着追求一个所谓绝对不变的美好理想,因为那个所谓的“我的理想”其实根本就不稳定,从绝对坚固的“我”出发去追求自由,结果反而束缚了自己。
成庆 《人生解忧》0
成庆 《人生解忧》0车子拐进万乐花园,她的家不远了。那是一栋单层排屋,老屋子,门前有破败的长形庭院,半边沙土半边水泥。沙土处杂草丛生,各种野草有如八方来的难民,高高低低全簇拥在那小小的一方土地上。有些善于攀附的已沿墙爬上了头房的窗户,抱着锈迹斑斑的铁花在呼吸自由的空气。荒地中间有个久未被清除的空蚁巢,野冢似的巍巍耸立。一旁的水泥地大概是当初施工时用料不足或水泥砂浆拌得比例不匀,时日一久,抵挡不住杂草在地下蔓延过来的野性,已处处龟裂,远看像被摔破了却还凑合着躺在门前的一块巨型碑石。蕙兰下车,在家门前掏出一串钥匙,就着向街灯借来的微光,打开两重门。客厅里几乎漆黑,几个睡房却囤积着光明。光太拥挤了,自房门底下的缝隙溢出。蕙兰卸下她的肩包,这才忽然发现它的沉重一重得要等它被卸下了,她的肩膀和腰背才敢呼痛。
黎紫书 《流俗地》0
黎紫书 《流俗地》0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活,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 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 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与现代的理解不同,言辞的伟大不是因为表达了伟大的思想;相反,正如我们从《安提戈涅》的最后几行中得知的,也许正是这种以“伟大言辞”去回应可怕打击的能力,最终教给人年老的智慧。思想与言说相比是次要的,言说和行动则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这一点首先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只有纯粹暴力才是沉默的。因此,暴力永远都不会伟大。即使在古代相对晚期的时候,战争和言说的艺术(修辞)作为两种基本的政治教育科目,其发展仍然受到更古老的前城邦经验和传统的激励,并始终隶属于这个传统。亚里士多德对人作为“政治存在”的定义不仅和家庭生活中体验到的自然联系无关,甚至与之截然对立;要充分地理解这个定义,就要加上他关于人的第二个著名定义:作为一个“能言说的存在”。这个短语在拉丁文中被译作“理性的动物”,如同前一个短语被译作“社会的动物”一样,都造成了根本的误解。对他来说人的最高能力不是逻各斯,即不是言说或理性,而是奴斯,即沉思的能力,沉思的主要特征恰恰是它的内容无法诉诸言辞。在他这两个著名定义中,他只是要表达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通行意见。据此意见,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他们不是丧失了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获得了意义,并且唯有言说有意义,所有公民主要关心的是彼此交谈。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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