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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最民主的，最自由的。释迦牟尼诞生时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不是说释迦牟尼一个人妄自尊大，他是提出了一个人生哲学问题。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能屈从于别人，而是唯我独尊。人人都做到了唯我独尊，天下不就平等了？

王跃文《国画》0

主要是税收制度的变动。起先是八家共耕公田百亩，再各耕私田百亩，此所谓助法。其次是废除公田，在各家私田百亩内征收什分一的田租，此所谓贡法及彻法。贡法是照百亩收益折成中数，作为按年纳租的定额。彻法是照每年丰歉实际收益而按什一缴纳。再其次则贵族只按亩收租，认田不认人，不再认真执行受田还田的麻烦，此所谓履亩而税。更其次则容许农民划去旧制井田的封岸疆界，让他们在百亩之外自由增辟耕地，此所谓开阡陌封疆，而贵族则仍只按其实际所耕收，取什分一的田租。此在贵族似乎只有增添收入，并不吃亏。然而这里却有一个绝大的转变，即是土地所有权由此转移。

钱穆《国史新论》0

西周和春秋是封建社会，所谓封建社会，仅就中国固有名词来讲中国史，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形态即相似于西方的中古时期。在那时期，上层由某几个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袭特权而形成为贵族阶级，下层有被一种均产精神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长期对立，使那时期的社会，形成一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战国，世袭特权推翻，制约经济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许多新的力量都在潜滋暗长，都在迈步向前。战国如此，西汉也还如此。我们不如说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是在无定型的动进状态中，比较稳妥。康息军在这时期，有两种新兴势力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

钱穆《国史新论》0

汉武帝的盐铁政策，在近代看法，极近似于西方新起的“国家社会主义”。然在汉时人理论，则山海池泽之所有权既归属于王室即公家，则遇王室有需要时，自可收归自己经营。而且汉武帝是把这一笔税收来津贴国防对付匈奴的，那更是名正言顺无可统议了。但自由经济思想，仍在汉宣帝时，由民间代表竭力主张而再度得势。当时政府财政当局与民间代表，对此政策之详细讨论与往复辩难，曾记载在有名的《盐铁论》里面，此书直保留到现在。但下到王莽时代，政府中制约经济派的理论又重新抬头。连一切田亩，完全收归国有，由中央重新平均分配。盐铁官卖的政策，又复严厉推行。这只是沿续汉武帝时代的理论，进一步来恢复春秋封建时代的经济政策，即一种制约的平均分配政策。这些全都渊源于春秋时代之井田、禁地及一切土地所有权公有之一观念上，演变产生。依据上述，春秋封建时代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在上既无世袭特权的贵族，在下却兴起了许多富农新地主，以及大规模的私人工商企业与新富人。若说春秋社会有一些像西洋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到战国，可说完全变样了。

钱穆《国史新论》0

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农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名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钱穆《国史新论》0

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纯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的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上去。

钱穆《国史新论》0

战国时期两种新兴势力：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的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以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上去。

钱穆《国史新论》0

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醇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地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的路上去。

钱穆《国史新论》0

在春秋时代，照法理讲，农民绝无私有的土地,耕地由贵族平均分配。照现在观念来说，土地是国有的，农民是在政府臸定的一种均产制度之下生活的。现在税收制度改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那土地所有权却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去。从前是一种制约经济，现变成自由经济了。有些农民增辟耕地渐成富农,有些贫农连百亩耕地也保不住，经由种种契约而转卖给富农。既是土地所有权在农民手里，他们自可世代承继而且自由买卖。与私有制相引而起的，则是贫富不均，此在中国史上谓之兼并。农民有着自由资产，中间便有着贫富的阶层。富农出现了，渐变成变相的贵族。从前平民贵族两阶级的基础也连带摇动。所以井田制度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钱穆《国史新论》0

我们把汉、唐两代的经济制度作一对比，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民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钱穆《国史新论》0

“连带而来，正因为在春秋时代，最先入侵山泽禁地，营谋新生利事业者，是被指目为盗贼的，因此直到秦汉时人，尚认为自由工商业为不发的营业，而称之为奸利。汉初晁错等人重农抑商的理论，以及汉武帝时代之盐铁国营官卖政策，皆该从此等历史演变之具体事实来说明。”

钱穆《国史新论》0

因此，人类之追求自由，则只有逐步向前那一条大路，由肉身我自然情状的生活进一步到达于社会我社会情状的生活，而更进一步，到达于精神我道德情状的生活，才始获得了我之人格的内在德性的真实最高的自由。我们却不该老封闭在社会关系中讨自由，我们更不该从社会关系中想抽身退出，回到自然情状中去讨自由。更不该连自然情状与这肉身之我也想抛弃，而幻想抽身到神仙境界与天堂乐园中去讨自由。

钱穆《人生十论》0

在中国人心里，这一理论，沉浸得够深够透的。古人有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中国人不想涅槃，不想天堂，也不想在生前尽量发展个人自由与现世快乐，却想自己死后还在别人心里留下一痕迹，这一痕迹便是名。忠臣孝子，全只是一个名。名是他的生前之全人格在别人心里所发生的反映与所保留的痕迹。古人又云，盖棺论定。

钱穆《人生十论》0

我们若把此故事，再进一步深思，便见在许衡心中，觉得东西非我所有，我便不该吃。但为何非我所有我便不该吃，此则仍是社会礼法约束。因此许衡当时内心所觉，虽说是心我，而其实此心我，则仍然是社会我之变相，或影子，或可说由社会我脱化来。孔子称赞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一番颜渊心中之乐，则纯由颜渊内心所自发。此出颜渊之真心，亦是颜渊之真乐，如此始见真心我。若颜渊心中想，我能如此，可以博人称赏，因而生乐，则颜渊心上仍是一社会我，非是真心我。心不真，乐亦不真，因其主在外，不主在内故。此一辨则所辨甚微，然追求人生最高自由，则不得不透悟到此一辨。

钱穆《人生十论》0

这一条大道，再简括言之，则是由自然情况中来建立社会关系，再由社会关系中来发扬道德精神。而人类此种道德精神，则必然由于人类心性之自由生长而广大之。

钱穆《人生十论》0

最合理想的，只有在正面，积极方面，诱导人、指点人，让人更自由地选择，并还容许人更自由地提供与创造。

钱穆《人生十论》0

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有时要受外界自然势力之阻抑与限制，有时要在人与人之间起冲突，更有时在同一人的本身内部又不能两全。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的中间于是便有是非高下之分辨。换言之，即人生种种目的之是非高下，仍只看他的自由量而定。除却自由，仍没有其他评判一切人生目的价值之标准。

钱穆《人生十论》0

惟其人类要求人生目的选择之尽量的自由，所以人生目的便该尽量地增多，尽量地加富。目的便愈多，愈加富，则选择越广，愈自由。

钱穆《人生十论》0

故自由恋爱除自由结婚外，又包括着自由离婚。

钱穆《人生十论》0

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获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上发出。若舍弃这一个标准，便也无善恶可言。

钱穆《人生十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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