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自由"的句子:本页收录的自由的句子/关于自由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自由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什么是liberte?这就是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大家都有为所欲为的同样自由。什么时候能够为所欲为呢?当你拥有百万财富的时候。自由能否给每个人百万财富?不能。没有百万财富的人会怎么样呢?没有百万财富的人,就不能为所欲为,却只能任人摆布。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除了自由还有平等,这就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关于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只能说一句话:就现在实行平等的情况看来,每一个法国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把这种平等看作对自己个人的的侮辱。那么在这个公式中还有什么呢?博爱。可这是最滑稽可笑的一条,应当承认,在西方迄今为止这仍是最主要的绊脚石。西方人谈论博爱时是把它当做人类伟大的推动力,但却没有想到,如果实际上没有博爱,那就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博爱。那怎么办呢?无论如何要找到博爱,可博爱原不是做出来的,因为它是自然地形成,存在于人的天性当中。然而在法国人的天性中,以至在一般西方人的天性中,这种博爱是不存在的,有的是个人原则,是独来独往的原则,即围绕自己这个我加强自我保护、自我关怀和自我做主的原则,就是自己之我作为自身权利的独立因素,作为同他身外一切完全平等并具有同等价值的因素,而与大自然和所有人相对立。可是从这种自主自决中是不能产生博爱的。为什么?因为在博爱之中,在真正的博爱之中,不应是独立的个人即自己之我来谋求自己与其余所有的人具有同等价值和同等权利,而应是这其余所有的人主动来关心这个要求权利的个人,来关心这个独立之我,并且不待他提出要求,就主动承认他与自己、就是与世界上其余所有的人具有同等价值和同等权利。不仅如此,这个因不平而诉求的个人,首先应当把自己整个的我,把自己整个献给社会,并且不仅不要求自己的权利,而是相反,把自己的权利无条件地献给社会。可是西方人不习惯这样的作法。他们大声疾呼地提出要求,要求权利,他们要分享权利,这样就不会产生博爱了。当然,不是可以脱胎换骨吗?可是,脱...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
    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能否担保,给它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吗?人的利益有时不仅可能,而且甚至一定表现为,在某种情况下正是宁可希望对自己不利而不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又该怎样呢?你们在笑。笑吧,先生们,不过请你们回答:人的利益是否都早已计算得完全准确无误了呢?是否有一些不仅无法纳入,而且也无法归入任何一类的利益呢?要知道,先生们,据我所知,你们所开列的人类利益的整个清单,只是从统计数字、经济学公式中所得出的平均数而已。须知,你们的利益——就是幸福、财富、自由、安宁,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有一个人,比方说,他明目张胆并明知故犯地公然反对整个这一利益清单,那么,在你们看来,唔,当然我也是所见略同,他必定是一个蒙昧主义者或者彻头彻尾就是个疯子,对吗?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所有这些统计学家、贤哲之士以及人类的热爱者,在计算人类的利益时,总是把其中的一种利益给忽略了呢?即便在计算的时候,也没有把它按其应有的形式加以计算,而整个计算的成败却恰恰取决于此。如果把握住这一利益,并且把它列入清单,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可是,最可怕的是,这一复杂的利益却无法归入任何一类,也无法列入任何一张清单。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频频出现酷吏,司马迁也做了自己的分析,他至少总结了两条原因,一条说得比较明白,一条则十分隐晦。明白的那条原因,可以用老子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来概括。法律的设置确实可以保护人的权益,但必须在适度的空间之内,一旦过度,会反过来侵害人的自由权利。法网编织得过于苛刻严密,百姓始终处于一种手足无措,动辄触网的状态,这种社会是极其不稳定的。事实上,秦末的大批盗贼,包括刘邦本人,都是因为触犯秦法为逃避制裁才落草为寇。被逼亡命的百姓越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大量酷吏去惩治镇压,甚至主要精力都用来防治乱民,其他正常的行政公务都被耽搁下来。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史记·酷吏列传》) 司马迁认为官位最高的酷吏张汤死后,大汉的状况并没有好转,尤其是杜周上位以来,法网只是越来越密,触犯法律的官民只是越来越众,廷尉每年审理的案子也因此越来越多,光是二干石以上的官员,就有上百人被扣押。由于酷吏的风格所致,每个案件都牵连甚广,仅中央和京城的监狱里经常关有六七万人。为了保证查案效率,办案吏员的人数比过去总体增加了十万以上。 以上是说得较为明白的原因,隐晦的原因则在每一名酷吏的个人小传文字里,如“赵禹者…上以为能”,“张汤者…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义纵者…以捕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上以为能”…几乎每一人,必注明“上以为能”,其他列传里都没有如此频繁。酷吏的出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今上觉得这些人有用而予以提拔。如果说酷吏顺应时代需要,那么刘彻,显然就是司马迁心目中认为的时代代言人。
    戴波 《有为》

    标签:#自由的句子#关于自由的句子#有关自由的句子#描写自由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