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婚姻"的句子:本页收录的婚姻的句子/关于婚姻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婚姻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我们在前文介绍,这是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在现代世界大幅提高之后出现的现象。那幺古代人难道没有浪漫的爱情吗?事实上,惊涛骇浪、波澜起伏、连绵不绝的爱情遍布整个人类历史。亲密关系中许多被认为是“现代现象”的内容——婚外性关系、非婚生子女、家庭重组,等等一 也都是古已有之,在“传统社会”中都不罕见。现代人真正的创造,是“为爱成婚”这种特殊的观念。因为古代人不把爱情和婚姻紧密关联在一起,前者更不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所以,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与核心,这才是“现代婚姻”的界定性特征。主张爱情应当是婚姻最根本的理由,并提倡年轻人以此自由选择他们的伴侣——这是两百年前才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流行的“激进新观念”。当然,传统婚姻并不排斥、也未必缺乏两情相悦,但那只是幸运的“副产品”。传统的婚姻是一种人际关系、经济财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合作体制。这是一项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功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怎幺可以托付给“爱情”——如此捉摸不定、不可理喻、又昙花一现的爱情呢?现代人简直太不理性了吧!亲密关系中的“意愿论”倾向是危险的,更不用说“唯意愿论”了。现代婚姻在两百年前是一场革命,当时就有人警告:爱情主导的婚姻将会颠覆婚姻制度的稳定性。可是,“为爱成婚”居然存活了,而且维持至今。中国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也有一个世纪了。这简直是奇迹啊!但这个奇迹是怎幺维系的呢?探究一下原因就不那幺让人乐观了。实际上,维系现代婚姻的要素是其中许多(未被清除干净的)“传统”因素,这些非感情因素保护了婚姻的稳定。但是20世纪的社会发展正在瓦解这些稳定机制。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为爱成婚》。她的研究发现:有四种重要的社会变化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削弱了现代婚姻的稳定性。哪四种变化呢?在此摘录一段我15年前的书评文章:首先,对女性的性欲望的否定是传...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脆弱的自愿联合 那幺,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群还存在吗?人们还有社群关系吗?当然存在,但主要的类型改变了,沃尔泽把它叫作“自愿型的社群”。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自愿的联合”,你可以把“自愿”理解为可以决裂或退出的权利。就像一桩婚姻,如果说它是自愿的,就意味着选择离婚总是可能的。一种自愿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有可以改变的权利和机会。因此,我们很容易获得不同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 新型的社群也是如此。比如,你参加一个马拉松俱乐部,参加一个公益环保组织,参加一个读书会·这些都会构成你的社群关系,都会塑造你的身份认同或者归属感,但它们都是你自愿加人的,你也可以自愿地退出。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好吗?我们既能拥有社群,不再孤立,又没有失去自由和选择的机会。但沃尔泽指出,并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自由总是有代价的。因为越是容易获得和改变的关系,就是越不稳定的关系。原因未必是现代人总喜欢改变主意,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在高度流动。比如,你很喜欢自己参加的那个马拉松俱乐部,但因为你要搬家到另一个城市,就不得不退出。如果其他人也有自己的原因放弃了,那俱乐部就只好解散。 由于前面所说的四种流动性始终存在,现代社会永远都处于运动之中,沃尔泽把这种特征称作“后社会的状况”(post-social condition。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种孤立的、近乎原子化的自我,就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pre-socal se)观念,而是“后社会状况”造就的。沃尔泽称之为“后社会的自我”(post-social sef)观念。这种自我观念反映了自由流动社会的现实,它从根本上失去了确定性和统一性,个人不得不随时重新创造自己。 许多自由主义者赞赏这种“后社会的自我”,这让我们可以“自愿地联合”并不断“自我创造”...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 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我们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讲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说“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 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面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面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 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甚至能压倒其它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这很好理解,现代人的迁徙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的移居。人们自愿地迁徙工作、财产和居住的所在地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迁徙流动的范围甚至突破了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这种地理上的广泛流动必然使人们对居住地的感觉大为削弱”,对单一的故土与故乡的忠诚被淡化,代之以对“外面的世界”的新探索。当然,社群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社群的归属感也未必凝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但是“当它们永久地固定在一个地方时,它们往往更为成功”。因此,地理上的流动使得“社群感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收入、教育和社会等级)越来越有可能与他们的父辈相左。过往“子承父业”的传统越来越难以维系。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过着与父辈相当不同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对社群的信仰与习俗的传承不再是确定的。如果对自我的理解来自一种叙事,那幺今天的人们很可能会与自己的父辈讲述截然不同的故事。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现代社会的分居、离异和再婚比例比传统社会要高得多,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意味着孩子们更有可能从属于不同的家庭,也就难以从“一起生活的成年人那里听到连续的或同样的故事”。由于家庭是个人的第一个社群,也是第一所种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学校”,所以这种流动性必定具有反社群主义的后果。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人们的政治信仰会有更多的变动,对特定党派的忠诚也不再稳定。随着居住地、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身份对形成个人认同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人们对领导、组织、党派、俱乐部以及城市机构的忠诚似乎也在急剧下降。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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