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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认知模式有一个前提假定：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相或者真理。我们去认知它，就是努力地去理解这个真相，再把它表达出来，只要不断向前推进，就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真相，最终完全认识和掌握真相。就好像苏东坡的庐山，身在此山中的时候，看不到庐山真面目，但如果远近高低绕着它看一圈，就能认识到庐山真面目。声音也是一样，虽然人的耳朵只能听到某些频率的声音，但我们用科学工具不断探测、研究，就能了解到声音本质上是一种声波。但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这些完全不同，它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模式。视角主义不是说不同的视角会对同一个客观真相得出不同的主观认知，而是要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任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别忘了，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这是什幺意思呢？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打个比方，比如一堆“木头”，在人登场之前，它只是一团混沌，甚至连“木头”这个名字都没有。然后人出现了：要取暖的人把它看作是“燃料”，要造房子的人把它看作“建筑材料”，而一个极端饥饿的人，甚至把它当作“食物”…燃料、建筑材料、食物，都是人制造出来的真相。我们以为我们在“认知”真相，其实我们是在制造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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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义的问题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答案。听过何勇唱的《钟鼓楼》吗？这首歌里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幺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我想这也是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这也是我稀罕刘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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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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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仅如此。韦伯看到的问题更加深入。韦伯那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有一个段落曾被无数次地引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韦伯所说的“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当然包括宗教信仰。但要注意，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而到了现代，信仰宗教是需要解释的，反倒是不信宗教无须解释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然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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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祛魅意味着什幺呢？简单地说，就是用理性的力量驱散了神秘的魅惑。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是把祛魅当成是世俗化一人们不信宗教，就是祛魅了。实际上，真实的历史要比这复杂一点。我们中国人习惯把“宗教”和“迷信”连在一起说，“宗教迷信”。但在西方历史里，宗教和迷信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对应到祛魅这件事情上，祛魅其实分了两步，先针对迷信，再针对宗教。祛魅的第一个阶段叫“宗教的理性化”，就是驱逐原始宗教中的各种巫术，用哲学理性来论证宗教的合理性，论证它的救赎意义。就好像中国人也会区分江湖迷信和真正的佛法高僧，祛魅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去除那些装神弄鬼的事情，让宗教走到理性思辨的道路上来。在这个阶段，祛魅并没有瓦解宗教，反而使宗教获得了理性化的发展。说到这儿，你就能明白为什幺那幺多科学家都是虔诚的教徒。比如牛顿，再比如发现了遗传定律的孟德尔（他本身就是一个神父）。还有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那些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他们的科学素养都很高，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他们都重视理性，追求理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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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科学能让人从古代的魅惑中清醒，但是清醒之后的现代人怎幺重建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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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存在先于本质，那幺就没有什幺预先给足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束缚住，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幺，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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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事物的价值是主观的，是“自我”赋予的。我珍视或看重某种事物，不是因为它本身内在固有的价值或意义，而治恰是因为我看重它、珍视它，它才变得有价值。但是，这种价值主观论可以成立吗？你可以问问自己：“你为什幺会珍视或看重它？”你当然可以回答说，“我认为”“我相信”“我感觉”或者“我决定”。但这类回应完全没有回答“为什幺”。如果你进一步去追问来龙去脉，只要你认真给出理由来回答，那幺就会显示，那个单独的“自我”实际上并没有独自赋予或创造价值。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能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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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问一个理想是否有可能实现，这种提问往往不会得到富有启发性的回答。因为提问方式本身过于笼统，也只能得到一个笼统的回答。我可以说，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真正实现，而在于提出一个方向或目标，让我们去努力接近这个理想。这就是理想或者乌托邦目标的意义，所有的理想都是如此。中国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这个回答可能正确，但没有什幺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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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看到了本质：客观的事实真相可能根本不存在。“没有事实，只有阐释”。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还存在客观性吗？尼采会说，根据视角主义的观点，这种“客观性”不过是一种合理的错觉。因为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具有共同的视角，得出了一致的解释，才造成了这种错觉。其实客观事实也会变，它会随着“共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概括地讲，视角主义认为事实有没有所调的“客观性，其实取决于人的对这件事有没有“共同视角”。“客观”只是一种错觉。但这种错觉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一些稳定的事实认知，很多人类活动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常展开。尼采的视角主义中还蕴藏着另一种可能性：恰恰是因为明白了每个人的视角都只是视角之一，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眼中的真相并不是绝对的真相。了解到不同视角中有着不同的真相，不是要让我们去和他人划清界限，而是邀请我们对更多的视角保特开放的态度，去倾听、理解和学习它们。我认为，这也正是尼采本人赞赏的态度，他在《道德的谱系》这本书中写道：我们越是运用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去观察同一个东西，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概念”就越“完整”。我们也能越“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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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生意义问题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完全不等于没有思想进展。比如，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三位思想家，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他们对人生意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甚至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不是唯一正确或者能被普遍接受的，但他们对思考这个问题本身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人生意义是一个“终极关怀”问题，对终极性的问题，我们并没有终极性的答案，我们都是一直“在路上”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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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幺这两种“独特性”会让人感到这幺大的差别呢？泰勒解释说，一件事情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需要依据一个背景框架来衡量。这个背景框架，定义了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什幺是重要的、什幺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你觉得待人友善是特别好的品质，这并不是你内心凭空产生的衡量标准，而是来自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知到的背景框架。可是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地平线”。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的背景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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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在祛魅之后的现代世界，我们好像失去了任何标准，但泰勒告诉我们，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依然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之中。但现代和古代不一样，这个共同背景并不是一套清晰固定的规则或公式化教条，而是一种资源。它有着丰富的多样性，为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标淮提供了资源；它并没有机械地决定我们具体的生活理想和选择。正因如此，个人的选择仍然必要，对话和反思才有意义。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人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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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到处都是神灵的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意味着什幺呢？意义非常重大。它意味着人和世界之间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甚至是可以沟通和互动的。漫天神灵，就意味着到处是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渔船出海，祭奠一下妈祖；打仗出征，到神庙去占卜一下；生不出孩子，去求送子观音。虽然未必有用，但至少有路可走，心里是安稳的。这些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与整个字宙紧密相连为一个整体，构成宇宙秩序（cosmos）。古代人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人类是“嵌入”在整体宇宙之中的。韦伯那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有一个段落曾被无数次地引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的隐没…… 韦伯所说的“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当然包括宗教信仰。但要注意，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而到了现代，信仰宗教是需要解释的，反倒是不信宗教无须解释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然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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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对哲学的爱好、对高深的思考情有独钟，促使人们探究所谓人生意义。这种探究的必要性来自生活的波澜，以及在波澜中生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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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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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一归纳理论一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一归纳一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饭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祥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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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波普尔并不是说科学理论必定会被证伪，而是说理论本身必须包括“经验上被证伪”的可能性——你不能事先就排除了任何出错的状况。所以，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作“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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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存在先于本质，那幺就没有什幺预先给定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束缚住，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幺，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幺。位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还是那个比喻，站到舞台上，你可以扮演任何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你本人，但正因为如此，你的行动才是自由，因为你没有被任何一个角色所定义。在我看来，萨特最有创见、也是最精彩的观点，就是从“存在就是虚无出发，最终推出了“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强大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存在之上、建立在最根本的虚无之上。可以说，把存在的概念削减到最低限度，让我们看到了最坚不可摧的自由。所以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命运。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不能摆脱自由。不论你是多幺渺小，不论你受到多少外在的限制，在根本上你都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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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观点非常关键：在精神意义上，没有人是绝对健康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且，精神上的病人和正常人的心理结构其实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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