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真正完美的东西与我们无关,对我们毫无意义,触动不了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就是充满缺憾,疑问,痛苦和羞耻的,我们就不完美。不是我们不配拥有完美的东西,而是那东西的确与我们无关。
廖一梅 《悲观主义的花朵》0
廖一梅 《悲观主义的花朵》0喜欢做事,人们这样说,其实是通过一件事来喜欢自己。
尼采 《人性的,太人性的》0
尼采 《人性的,太人性的》0李善德刚要回答,脑子里突然闪过韩承下午教诲的为官之道:“和光同尘,好处均沾,花花轿子众人齐抬。”一霎时福至心灵,悟性大亮,连忙躬身答道: “下官德薄力微,何敢觍颜承此重任。愿献与卫国公,乐见族亲和睦,足慰圣心。” 这一刻,古来谄媚之臣浮现在李善德背后,齐齐鼓掌。
马伯庸 《长安的荔枝》0
马伯庸 《长安的荔枝》0“作者”的面具已经被揭下,做一个作家就是要担当起一种角色,不管是否尊崇习俗,他都不可逃避地要对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负责。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前现代作家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都表示赞许。事实上,作家最古老的一种角色就是吁请社会共同体对存在的虚伪和欺骗作出解释。⋯但是,前现代作家能有的异化范围仍然局限于——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抨击一个阶级或一种环境的价值观,以维护另一个阶级或另一种环境的价值观。而现代作家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即为了努力克服这一局限,他们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尽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但它概括出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借此,现代作家宣称他们不再在以下的意义上需要负责:那些赞美他们时代的作家和批评他们时代的作家均是他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里的合格公民。承认现代作家,可以依据他们对自我权威的否定的努力,依据他们在道德上不再对社会有用的意愿,以及依据他们不再使自己以社会评论家而是以先知、精神历险者和被社会遗弃者的形象出现的倾向。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0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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