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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俸有何意义，”高拱冷冷一笑，没好气地说，“打仗打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总督纵然俸禄全无，吃克扣也可以吃出个富甲一方的人物来。”
    熊召政 《张居正》
    因为，即使表面看来至为清晰和直接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也只有在人们考察它们的时候才会说话。在布歇尔·德·培尔特（Boucher de Perthes）之前，索姆河（Somme）的冲积层上已有大量的燧石，跟今天一样。但这位考察者还没有到来，因而这里也就没有史前史。作为一名上了年纪的中世纪史专家，我几乎不知道还有比契据集更吸引人的资料了。这是因为我大致了解我想要从中得到的是什么。相反，一部罗马铭文集对我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虽然我好歹能看一点，却不知如何去运用。换言之，任何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研究方向。研究从思考开始。【在任何科学中，】被动消极的考察从不会得出成果，如果这种考察真的存在的话。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实际上，我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归根结底总是从自己的日常经验中借用各种要素来重构过去，当然必要时会给这些要素添上新的色彩；即便是我们用以表示已经消失的心灵状态、已经湮没的社会形式之特征的名词，也主要是让我们体验当时人的生活，否则它们毫无意义。若以自觉且克制的观察取代这种直觉印象，也许会更好【上百倍】。我想，如果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对其生活的世界视而不见，他仍不失为伟大。但是，如果博学者没有兴致去观察周围的人、物和事件，【他】也许就只配得上有益的古物学家的名号，就像皮雷纳所说的那样。他最好还是放弃历史学家的头衔。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所有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希望，但希望并不是无止境的。如化学那样的科学可以开创自身的题材，实质上具有无限发展的意义。历史学却不行，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历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历史学曾高举“如实直书”的大旗，为历史学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鉴学派是作为兰克学派的对立面出现在西方史坛上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思想，但并不全盘否定史料的考证，矛头指向那种把史料等同于史学的唯历史的历史观。布洛赫等人的史学实践表明，他们对史料的重视和运用史料的能力绝不亚于前一代历史学家。可见，他们对兰克学派的批判是一种“扬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标志着西方历史学的进步，反之，若是导致轻视史料、大发空论的批判，就难免使人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总而言之，文献的语言本身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证明，也无疑极有价值。但和其他史料一样，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还必须经过考证。每一个重要的术语，每一次独具特色的文风转变，都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但要到这一点，就必须将语言现象与一定的时代、社会或作者的习惯用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于古代的文献就更应如此否则就很可能弄错年代。12世纪的王室涂油礼被认为是种圣礼，“圣化”一词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并未具有当代神学所赋予它的含义，如今，“圣礼”的定义已十分明确。其他有关的词汇也同样如此。虽然事物的存在先于命名，但命名的意义也非同小可，它标志着人们达到自觉认识的关键阶段。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如果我们自认为已看到人类发展进程中某些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时，就会对每一种制度、信仰、习俗或事件进行如此这般的分类，以表明特殊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永久的个人或社会趋向，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明什么呢？例如，尽管有种种冲突，但在所有的宗教情绪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难道我们能否认这一点吗？要知道，只有了解同类的其他事实，才能更好地了解任何人类事实。在封建社会初期，与其说货币是支付手段，不如说是一种价值标准，这与1850年左右创立的西方经济学准则截然不同，而19世纪中叶的货币制度与今天大同小异。然而，我认为，一个学者若只懂得公元1000年时的货币，就肯定难以掌握它在当时的特殊用途。这就证明需要一定的专业化知识。而所谓专业化，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垂直状态的知识，也就是划定有限的范围来证明其合理性，也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能证明专业化是合理的，并以此来弥补我们思维的局限和短暂生命所带来的欠缺。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现实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他们就会感到愤慨，就会斥历史为“无用”。但是，“历史的‘用途’（指严格的实用意义上的‘用途’一词），不应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最终，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然而，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否则，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如果我们仅仅研究某些人在一时一地的行为，我们又怎能确信自己已真正了解了那些人物呢？即使就那个阶段而言，这样的研究也是不充分的。还有许多随时可能脱颖而出的潜在因素，多少有点无意识的东西在背后操纵着个人或集体的趋向，它们隐藏在暗中没有被揭示出来。在单一的事件中，没法区别出特殊的因素，因此，也就不能阐明事实的真相。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最终，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果以一种谨慎的、批判的态度来取代本能的印象，以此来考察历史，那么其价值将成百倍地增长。我想，一位数学家的伟大，并不会因为他对现实世界懵然不知而有所减色；但是，一个学者如若对周围的人、物或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话，那么，如皮雷纳所言，应该将他称为古董迷，他还是明智一点，还是不要自称历史学家为好吧。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了解过去。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排斥“抽象”，正如它不能排斥想象一样。（……）从绝对意义来说，叶绿素的功能究竟在哪些方面比经济功能更“真”呢？唯有把错误的归纳作为根据而进行的分类才是可悲的。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例如，有所谓“法律史”，教科书这一死板的工具已使这个术语大众化，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条法令就是一种具有明显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政府颁布法令，并没有一整套强制性的惩罚机构，迫使人们遵守法令。事实上，这样的戒律可以约束各种各样的行为，但它们绝不是控制行为的唯一手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要受到道德、职业和时尚的左右，而它们的要求与法律不同，何况，法律的界限经常波动，而社会公认的准则即使因载入法律而显得更为明晰有力，也不会因此改变其性质。从严格意义来说，法律仅仅是现实形式上的表象，而现实本身是错综复杂的，难以为单一的研究提供有效的题材，而且，法律也没有穷尽全部现实。以家庭为例，无论是当代盛行的核心家庭，还是以感情和利益为纽带的中世纪大家族，要真正了解家庭生活，难道只要逐条列举家庭法规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么？某些人以为的确如此，然而，这样一来，就是对当今的法国家庭，我们也无法搞清其内在变化，这正是说明那些人真是太傻了。不过，在法律观念中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因此，在许多社会总有一部分以此为专业的人，他们制定和实施法律，自然会把法律作用与社会功能联系起来，他们自有其传统，并经常运用其特殊的推理方法。总之，除非作为法官史，法律史难以鼓励地存在。人的科学中有这样一门分支也不是坏事，世间万象错综复杂，但无不从属于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来说，法律史毕竟投射出一线微光，光的亮度虽然有限，却也颇能说明问题了。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年鉴派历史学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后者则推崇“史料即历史学”的观点。布洛赫指出，任何⼈研究历史都是有⽬的的，开始时肯定有⼀种指导思想，对⼀个新⼿的劝告最糟莫过于劝他耐⼼地在⽂献中寻找灵感，因为消极的考察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份⽂献如同⼀个⻅证⼈，正像⼤多数⻅证⼈那样，只有在⾯对提问之时，他们才会予以说明”。如“电⽓化”对⼈类历史的意义远远⼤于某些政治事件，但历史学界对此视若⽆睹，其原因并⾮缺乏这⽅⾯的资料，⽽是因为历史学家根本就没去碰这些资料，该责怪的只是历史学家⾃⼰。另⼀位年鉴学派⼤师费弗尔说得更为明确：“提出问题是所有历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历史学。”如今，以“问题历史学”为指导思想的史著已蔚为⼤观，这不能不使⼈叹服布洛赫等年鉴派先驱的远⻅卓识。p8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黄老之术最大的特点是“无为而治”。此“无为”，本义乃“因循”或“顺势而为”，讲究顺着自然规律、人情秉性做事，而非什么都坐视不理。但理论是理论，真正落实到操作上，人人对“顺势”的尺度把握都不一样，“无为”就很容易变成“不作为”。比如下属上班偷懒睡觉，该不该管？难道偷懒不是人之常情吗？比如百姓穷困潦倒偷了块饼，该不该抓？难道进食求生不是人之本能吗？“无为而治”的理念下，好的一面是大事不怎么折腾百姓，而同时带来的就是细节处很容易藏污纳垢。所以汉初曹参在齐国实施黄老之术，学者就建议他对监狱、市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些地方如果细查深究，全是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曹参的做法就是不作为。而在刘彻默认之下，张汤、赵禹的“见知之法”“监临部主之法”，相当于一巴掌拍在久无人坐的椅垫上，虽然拍的只是官吏这一小部位，然而整个垫子很快都要随之震颤起来，空中扬满积压多年的灰尘。“有为而治”好的一面是“时时勤拂拭”，每个地方至少看上去都是干千净净的，但也很容易走向过分苛察，撕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这是两种治理理念的分歧，它们就像一根绳子的两个方向，没有哪二种绝对正确。张汤式酷吏的出现，深文之法的出台，更大的象征意义是代表刘彻时代的一种倾向，绳子要换一头使用了，宁静的时代即将过去，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很快都要一起紧张颤动起来。
    戴波 《有为》
    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金宇澄 《回望》
    柏：我特别想知道，苏州对你和你父亲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金：苏州和吴江黎里应该就是我的写作源泉。有一位《繁花》读者说，“老金，你的感情维系不在上海，在苏吴这一块，发现你只要一写苏州，一写黎里，文笔就放慢了”，我心里一动。我个人觉得没有标准意义的上海话，日常上海话都有口音，苏北腔、山东腔、宁波腔。苏州腔的上海话，开口雅致，有吴文化千年积淀，更“通文”，昆曲也用这个语言。《繁花》是非常挣扎的，等写了十万字，眼前出现了一个老先生，反复讲苏州口音的上海话，有了这个声音，我就定心了。这像是寻找母语的过程，从开初云里雾里，直到遇见最亲切的苏式沪语，脑海里这说书先生就是我父亲，90岁后已经不看书也不看报，只听评弹了。他笔记里写过这句话：书中没有真理。在他中年时，1967年某个早晨我问过他，为什么当年不做上海码头工人，假如那样的话，我家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不会多次被抄家了…他正准备出门赶去某校扫厕所，他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等到他90岁后却认为书里没有真理，是一种自我颠覆。每个礼拜六我都去看他，一般是上午十点，他都在看电视拳王争霸赛。一个男人深感无力，需要这样的寻找？或者叫返璞归真。
    金宇澄 《回望》
    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金宇澄 《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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