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的句子 | 关于形态的句子 | 描写形态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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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由于“那些正在消失的东西所具有的新奇和美丽”，即使它不是真理，他也想保留它；另一方面，他知道，要切断传统的流转，没有比从传递下来的固体形态的片段中，切下“丰富而陌生”的珊瑚和珍珠更为有效的方法了。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作为对一场审判的报道，它只能讨论那些可以进入审判程序的问题，或者为伸张正义而理应面对的问题。假如审判所在国的国情碰巧对审判影响重大，当然也必须纳入考虑。而本书既不讨论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段，也不探讨极权主义问题，不追溯第三帝国时期的德意志民族历史，更不是一篇探讨恶之本质的理论文章。每个审判的焦点都是作为被告的那个人，他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历史，总是有独特的品质、个性、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在此之外的一切，诸如犹太民族离散史、反犹主义史、德意志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第三帝国的政府机构等，只有当这些构成被告犯罪的背景和条件时，才会影响到审判。所有被告并未接触到的事物，所有并未对被告产生影响的事物，都必须从审判程序中剔除出去,自然也不应出现在对审判的报告里。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许多德国人，许多纳粹，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倾向于不去杀人，不去抢劫，不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邻人走向死亡（因为他们当然知道犹太人被运上了死亡列车，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恐怖的细节），不在所有罪行中添一把柴、成为帮凶。然而，上帝知道，他们已然学会了如何克服本能、抵御“诱惑”。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德国犹太人的“帝国代表大会”是国家所有社区和组织的联合会，1933年9月由柏林社区发起成立，绝非由纳粹指定。用他们的话说，纽伦堡法案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基准，令德国人和犹太人能够实现互相容忍”。对此，柏林社区成员之一、一名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补充道：“在任何法律下都可以生活。但如果完全忽视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人就没法生活。一个有用的、受人尊敬的公民，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中的少数族群之一员。”（Hans Lamm,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Judentums ，1951）因为希特勒在1934年罗姆叛乱中解除冲锋队的权力（冲锋队褐衫军基本上要为早年的集体迫害负全责），因为犹太人蒙在鼓里，对势力日益庞大的党卫军黑衫军毫无察觉（党卫军摒弃了艾希曼常说的“冲锋队方式”），他们普遍相信可以采用权宜之计，甚至自告奋勇要合作“解决犹太问题”。简言之，当艾希曼最初涉足犹太事务时（四年后，他已经堪称这方面的“专家”），当他初次接触犹太高层时，复国主义者和同化主义者都大谈特谈“犹太复活”、“德国犹太人的伟大建设运动”，他们自己内部尚且在有关犹太移民合意性这个意识形态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好似这件事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P158 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一一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局限的题目，如书名所示。在一篇审判报道中只应谈及审判如何进行，或从伸张正义的角度看理应如何进行。如果这个审判所在国整体局势对审判的走向举足轻重，那么也必须将其考虑在内。这里要处理的既不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遭遇的头号灾难史，也不是要陈述极权统治制度或者追溯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一段历史，更不是要撰写一篇关于恶的本质的学术论文。每一场审判的中性，都是被告这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除此之外，比如犹太民族的流散历史、反犹主义或德国民众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或者当时的意识形态、第三帝国的统治机器......只有当这一切为审判提供背景、能够再现被告犯罪的具体情境时，才能左右审判。被告没有涉及的事情或对他从未发生过影响的事情，法庭审判必须不予考虑，庭审报道也必须不予采纳。毫无疑问，人、案情事实以及庭审本身都抛出了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超出了耶路撒冷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做当然还远远不够，我绝对可以想象得到，在洞悉事实后定会展开一场对其普遍意义的讨论；而讨论越是原封不动地就事论事，可能就越有意义。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查理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用大白话说，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恰恰同样出于缺乏想象力，他才能够一连数月坐在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警察对面接受审问，对人家倾吐衷肠，一次又一次解释为什么他在党卫军只干到了中校，说没有继续晋升并不怪他。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在对法庭的最后陈辞中，他还说到了“国家对价值的颠覆重估”，他并不愚蠢。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思考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的。而“不思考”跟愚蠢完全是...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恰逢此时，党卫军内形成了一支“温和派”。他们愚蠢至极，竟然相信若杀人犯能证明他并未全力以赴、并未赶尽杀绝，就可以脱罪；同时他们聪明绝顶，预见到事态会恢复到“正常状况”，到时候，钱财和人脉将重新成为至高无上的资源。［152］这首先意味着，假如是元首直接下达的命令，则无需白纸黑字。［155］的确，艾希曼之所以采取行动，并不仅仅因为他确信希姆莱新近下达的命令有“犯罪性质”。他的私人动机无疑也起了作用。这一私人动机不是狂热主义，而是对希特勒的崇拜，对这个“从一等兵变成了帝国总理”的人怀有一种真正的、“无比的崇拜”（如一名辩方证人所言）［157］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两只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许多德国人，许多纳粹，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倾向于不去杀人，不去抢劫，不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邻人走向死亡（因为他们当然知道犹太人被运上了死亡列车，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恐怖的细节），不在所有罪行中添一把柴，成为帮凶。然而，上帝知道，他们已然学会了如何克服本能、抵抗“诱惑”。［158］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这里要处理的既不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遭遇的头号灾难史，也不是要陈述极权统治制度或者追溯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一段历史，更不是要撰写一篇关于恶的本质的学术论文。每一场审判的中心，都是这个被告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除此之外的一切，比如犹太民族的流散历史、反犹主义或德国民众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或者当时的意识形态、第三帝国的统治机器……只有当这一切为审判者提供背景、能够再现被告犯罪的具体情境时，才能左右审判。被告没有涉及的事情或对他从未发生过影响的事情，法庭审判必须不予考虑，庭审报告也必须不予采纳。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关于无人化统治，即官僚制度下国家的真实形态，人们尽可以展开漫长而收效颇丰的讨论。只是人们必须清楚明白一点，只有当这些元素构成犯罪事实的条件时，才会影响到法律裁决—— 就像在对待盗窃案件时，必须考虑窃贼的经济条件，同时又不因此为罪犯开脱或对其处以极刑。的确，借助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尤其是现代官僚制，我们已经普遍习惯把罪犯为其行为应付的责任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至于这些貌似对人类行为所作的更加深刻的阐释究竟是否合法合理，仍旧充满争议。然而有一点却不容争辩：这些阐释不可能为任何法庭审判提供依据，若以此作出裁决，那么也是一套极其过时的，甚至可以说陈旧的做法。希特勒说过，有一天，在德国做法官会被视为“耻辱”；他所说的那一天，具体就是官僚制度终得圆满实现的那一天。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成为问题不是特定的人，不是被告席上的一个人，倒是整个德意志民族，或者是所有形态中的反犹主义，或者是人类的本质及原罪，因此如果不能看到这种追究本质的样子的话，整个人类将排队出现在被告席上这也是可能的。……如果只是把被告作为一种象征，把审判看作为比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还重要，让人一看是作为提出饶有兴味的问题一种借口的话，那么作为当然的结果，我们只能向艾希曼和他的律师低头了。即起诉艾希曼是因为需要替罪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许多德国人，许多纳粹，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倾向于不去杀人，不去抢劫，不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邻人走向死亡（因为他们当然知道犹太人被运上了死亡列车，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恐怖的细节），不在所有罪行中添一把柴、成为帮凶。然而，上帝知道，他们已然学会了如何克服本能、抵御“诱惑”。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Evil in the Third Reich had lost the quality by which most people recognize it — the quality of temptation.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是多么屈辱的必然，那些对他来说可能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东西，他耗尽心力花了好几个月，有时还带着极大痛苦和焦虑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中间人赋予它物质形态（这个中间人还要分享其收人），那它的生命就可能会被剥夺。毫无疑问，所有作者从理智上都知道，出版商在他们的书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工作，理应获得合理利润。但我敢肯定，几乎所有作者心里都觉得，无论他们的书挣了多少钱，都应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记忆经由一再的捕捞和讲述，磨损与修补，多少被赋予我个人的意志，由此改变了形态。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0

备受珍视的东西在此过程中被藏至越来越深处，物理形态不复存在，和记忆差不多，无非是一再凭借记忆去回忆记忆。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0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领导和意愿的强制施加，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让我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一战”结束后，伍尔夫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过这一观点。193S年5月，眼见另一场大战正在积聚酝酿，弗吉尼亚和伦纳德驱车前往德国( 弗吉尼亚携带着劳伦斯的《亚伦魔杖》在从荷兰进入德国的途中翻读)，目睹狂热的人群挥舞着标语，盼着能远远地看一眼他们的元首。当时她就已经意识到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警示的群体意识的危险性，即群体如果不加辨析就盲目地跟随领导者极有可能造成破坏。现在，处在战争旋涡之中，她愈加笃信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德国而是意义更为广泛的军国主义—— 一种同时束缚男性和女性的极权意识形态。1940 年8 月，伍尔夫在梅克伦堡广场为美国女性主义主题研讨会写了一篇标题为《空袭中有关和平的思考》的论文。她在文中将“希特勒主义”定义为显化的社会痼疾：“侵略的欲望；统治、奴役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将男女分立到对立面。她写道，打败德国并不意味着胜利，只有摧毁所有“侵略性、独裁统治以及对于权力的变态渴望”——所有这些威胁女性在家中和政治上地位的特质——才能真正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身处梅克伦堡广场，伍尔夫回望海德公园门的故园，反思家庭层次上的父权权威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她的人生。《往事札记》和《三个旧金币》一样，既是个人史，也是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公共秩序的独裁与家庭内部的独裁”是如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挖掘。同时，伍尔夫所采用的形式使得这种联系尤为明显。通过交织穿插对当下战争的记录和对个人过往经历的回忆，伍尔夫将个人生活与政治并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很久以前，我们伟大的先辈密芝勒或浮士蒂尔・古朗治曾经教导我们：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的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 巧妙的均衡所具有的美感并不亚于一句美妙的措辞，但每一门科学都有与之相应的语言美。实质上，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在许多方面难以做出数学式的评估，必须将它们转化为语词，也就是说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谁能够完全认识自己不知如何表述的事物呢？）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仔细斟酌，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表述自然界的语言与反映人类现实的语言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类似于操作钻床的工人和制造鲁特琴的匠人之间的差别，两者的工作都精确到以毫米为单位，但钴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则主要凭借他的听觉和触觉。假如钴工效法工匠的经验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钴工的做法，都将是不明智的。一个人不能既用数字又用语词来感知事物，对此，谁又能加以否认呢？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0

不管那促成一部分人率先有“产”起来的行业是电视剧“生产”流水线还是电视机生产流水线或制鞋业保健品甚至酱油腐乳生产业，则都是无妨的了。在这一点上，无害即有益。而将负面影响夸张到最严重最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也无非就是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了一批拖泥带水，或虽不拖泥带水，制作也较精良，但却实在不知编导想要告诉人一些什幺的电视连续剧而已。越往后，这类电视剧不是会减少，倒是会更多。因为社会体制演进的一种代价将必然是——所谓思索性意识形态从大众文化载体中逐渐消解到最低程度，谁也不再企图通过它们告诉大众一些什幺，甚至制作者们逐渐变得再也没什幺思索可传达，而大众变得似乎再也不需要接受什幺。这时大众文化便几乎只剩下了一种单纯的功能——娱乐大众的功能。区别仅仅在于，健康的，或不健康的，或低级趣味的。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由于考虑到南北之历史影响的区别，共和国的一碗水并不是端得那幺平的。对南方似乎相对宽容些。这使我当年很替北方感到压抑过。尤其上海的一些郊县，比如嘉定、宝山、川沙，农民们用担子挑了蔬菜以及鸡、蛋、黄鳝、蟹、鳖什幺的形成市街的情形，似乎和电影里旧中国南方郊县的情形差不了太多。这大概也是为什幺“改革开放”以来，一给老百姓政策，南方民间小商业链迅速构成，如鱼得水的先因吧？可以说，在南中国，商始终悄悄地休养着生息。它的根子在人们的内心。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和人们对生活的寄托与企盼编织在一起。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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