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领导和意愿的强制施加，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让我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一战”结束后，伍尔夫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过这一观点。193S年5月，眼见另一场大战正在积聚酝酿，弗吉尼亚和伦纳德驱车前往德国( 弗吉尼亚携带着劳伦斯的《亚伦魔杖》在从荷兰进入德国的途中翻读)，目睹狂热的人群挥舞着标语，盼着能远远地看一眼他们的元首。当时她就已经意识到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警示的群体意识的危险性，即群体如果不加辨析就盲目地跟随领导者极有可能造成破坏。现在，处在战争旋涡之中，她愈加笃信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德国而是意义更为广泛的军国主义—— 一种同时束缚男性和女性的极权意识形态。1940 年8 月，伍尔夫在梅克伦堡广场为美国女性主义主题研讨会写了一篇标题为《空袭中有关和平的思考》的论文。她在文中将“希特勒主义”定义为显化的社会痼疾：“侵略的欲望；统治、奴役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将男女分立到对立面。她写道，打败德国并不意味着胜利，只有摧毁所有“侵略性、独裁统治以及对于权力的变态渴望”——所有这些威胁女性在家中和政治上地位的特质——才能真正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身处梅克伦堡广场，伍尔夫回望海德公园门的故园，反思家庭层次上的父权权威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她的人生。《往事札记》和《三个旧金币》一样，既是个人史，也是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公共秩序的独裁与家庭内部的独裁”是如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挖掘。同时，伍尔夫所采用的形式使得这种联系尤为明显。通过交织穿插对当下战争的记录和对个人过往经历的回忆，伍尔夫将个人生活与政治并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