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局限的题目，如书名所示。在一篇审判报道中只应谈及审判如何进行，或从伸张正义的角度看理应如何进行。如果这个审判所在国整体局势对审判的走向举足轻重，那么也必须将其考虑在内。这里要处理的既不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遭遇的头号灾难史，也不是要陈述极权统治制度或者追溯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一段历史，更不是要撰写一篇关于恶的本质的学术论文。每一场审判的中性，都是被告这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除此之外，比如犹太民族的流散历史、反犹主义或德国民众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或者当时的意识形态、第三帝国的统治机器......只有当这一切为审判提供背景、能够再现被告犯罪的具体情境时，才能左右审判。被告没有涉及的事情或对他从未发生过影响的事情，法庭审判必须不予考虑，庭审报道也必须不予采纳。毫无疑问，人、案情事实以及庭审本身都抛出了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超出了耶路撒冷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做当然还远远不够，我绝对可以想象得到，在洞悉事实后定会展开一场对其普遍意义的讨论；而讨论越是原封不动地就事论事，可能就越有意义。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查理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用大白话说，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恰恰同样出于缺乏想象力，他才能够一连数月坐在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警察对面接受审问，对人家倾吐衷肠，一次又一次解释为什么他在党卫军只干到了中校，说没有继续晋升并不怪他。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在对法庭的最后陈辞中，他还说到了“国家对价值的颠覆重估”，他并不愚蠢。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思考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的。而“不思考”跟愚蠢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