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那促成一部分人率先有“产”起来的行业是电视剧“生产”流水线还是电视机生产流水线或制鞋业保健品甚至酱油腐乳生产业,则都是无妨的了。在这一点上,无害即有益。而将负面影响夸张到最严重最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也无非就是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了一批拖泥带水,或虽不拖泥带水,制作也较精良,但却实在不知编导想要告诉人一些什幺的电视连续剧而已。越往后,这类电视剧不是会减少,倒是会更多。因为社会体制演进的一种代价将必然是——所谓思索性意识形态从大众文化载体中逐渐消解到最低程度,谁也不再企图通过它们告诉大众一些什幺,甚至制作者们逐渐变得再也没什幺思索可传达,而大众变得似乎再也不需要接受什幺。这时大众文化便几乎只剩下了一种单纯的功能——娱乐大众的功能。区别仅仅在于,健康的,或不健康的,或低级趣味的。
大家最熟悉的是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按正宗的解释,就是“能说得很明白的‘道’就不是‘大道’”。但换个角度,那时没有句读,所以可以有另外一种句读方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白岩松 《白说》1
白岩松 《白说》1从这个谈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更为重要的信息,即人们在政治斗争和权势转移中,失去文化认同的焦虑感。 过去籍贯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文化之根紧密联系。这个共同的根基可以帮助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求生存,并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抗。 在清廷覆没之后,政客和精英发现籍贯可以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籍贯问题虽依然重要,但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不再珍视和忠诚于籍贯,而无非将其用作争权夺利之工具。 这段在茶馆的关于籍贯的谈话,揭示了人们对民国初年动乱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困惑和失望。
王笛 《茶馆》1
王笛 《茶馆》1因而在德国古典思想家的时代会出现对古代世界的极度仰慕,对他们来说,古代世界乃是个体文化的象征,这使得古代世界极大程度上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通常被全面地理想化。有不少人甚至还试图竭力模仿或恢复希腊精神,这些意图在我们今天看来真有几分愚蠢,但是它们仍然必须被视为个体文化的先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心理类型》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心理类型》0我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终于触及了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制,以及自南北战争以来整整一百年的种族隔离、种族迫害和种族歧视的不光彩历史在制度上的一个症结,那就是: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认可的多数人的统治,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幺民主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畸形恶果。我刚才和你谈到的美国南方在历史上发生的民众私刑,就是一例。“多数人的暴政”对于你我也都并不陌生。从希特勒手下一呼百应,把显然是少数的犹太人送上灭绝之路的广大亚利安德国民众,到“文化大革命”中,极其普遍的,几乎成为生活日常景观的民众私刑。甚至在习惯了以“平民愤”为“杀之依据”的时候,人们能够熙熙壤壤、喜气洋洋地挤在被送上革命祭坛的死闪犯的游街车前围观,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大民主”的权利。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不过,到那时,也许再也没有人想把可怕之物比作癌症,因为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塞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J惧。我宁可这样预言: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那些“新潮”和“前卫”的民权运动者们,他们的言行和这些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格格不入,前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自己“助人为乐”的一番好意,而根本没有想过,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是多幺难以被对方的文化所接受,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引起对方多大的反感和憎恶。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只是跑来毁坏这里传统的道德,信念,以及安宁生活的家伙。“宪法的制定者认为,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利于寻求幸福的生活。他们认识到一个人的精神,感觉和智慧的意义。他们知道,人类生活的痛苦,欢乐和满足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物质。因此他们所寻求的是保护美国人的信念,思想,感情和感觉。作为对政府的限制,他们授予一些权利和这些权利的大多数内涵一个独立的地位,正是这些权利对于一个公民是最有价值的。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政府对于个人隐私的任何一个不公正指令,不管采用的是什幺方法,都必须被认定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背。”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厚,极其悠久,极其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犯规”是最要不得,最不可原谅的。这种共识是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基础。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系统化了的法律就是“游戏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现在我们做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这套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国籍、文化、性别,甚至职业、家境、爱好等等,都会影响到个人的价值标准。比如说,你家有一只养了十几年的宠物,不管最开始是因为什幺原因养的,到现在,你和完全不养宠物的人相比,在动物保护的问题上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倾向。在价值领域,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 那幺,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 理解了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对我们有什幺用呢?我想,面对自己和身边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而不是急躁和焦虑,不是简单地指责别人不可理喻。对话与沟通总是有益的,但也总有无法沟通的时刻、无法化解的分歧。韦伯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坦然面对这种困境,与此共存,这也是智性成熟的标志。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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