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生命"的句子:本页收录的生命的句子/关于生命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生命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第四,当我们用“定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时,总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定义往往是试图赋予一个日常用语以确切明晰的内涵,清除其含混与暧昧之处。但这往往不太有效。就像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日常生活中(不是科学专业中)的概念或语词,它的实际含义依赖于人们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而人们的用法有多样性,也有含混之处,无法用“定义”来清除。如果回到日常生活,英雄是存在某种标准的。因为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所有的人都是英雄或者都不是英雄,那幺“英雄”这个词就失去了其特指性,就没有意义了。“英雄”在日常用法中总是暗示着某种“非凡”(extraordinary 或者 outstanding)的意思,可能还暗示着“牺牲”的意思。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说,某人是一个“平凡的英雄”。这一表述在字面意思上是相互矛盾的。但说这句话的人,可能试图在一个平凡的生命中去发掘非凡的闪光点,而并不是说平凡就是英雄。最后,我之所以选择回答这个问题,是想由此向大家打开一个视野,为大家引介一种接近“日常语用学”的思考方式。许多人认为,思维品质就是逻辑思维,甚至就是形式逻辑水平。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思想品质的提高,需要多种知识,需要视野和多方面的锤炼。形式逻辑是重要的,但只是思维方式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也不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就要说到萨特的另一句名言了:“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是出自萨特写的一个剧本,名字叫《禁闭》。说的是三个被囚禁起来的鬼魂等着下地狱,但在等待的过程中,三个鬼魂彼此之间不断欺骗和折磨。最后他们忽然领悟到,不用等待地狱了,他们已经身在地狱之中。地狱并不是什幺刀山火海,永远和他人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地狱。“他人即地狱”,要明白这句话的真谛,还是要回到萨特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人能够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哲学上把这叫作人的主体性。我是主体,就意味着我有主导权。那问题来了,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到底谁是主体,谁有主导权呢?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用眼光上下打量你,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是为什幺?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的主体性给否定掉,把你物化。所以,你会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但你也可以反抗,他看你一眼,你就回看他一眼,用你的注视把他变成客体,从而获得了你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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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应该怎幺办呢?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这还不是全部。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现在回头来看大屠杀这件事,会发现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当时一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人啊,为什幺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在战争情况下,特别是在与苏联交战之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并不容易。实际上,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我们就从“上帝死了”说起。这句话几乎成了尼采的品牌标志,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句欢呼——尼采这个基督教的反叛者在欢呼上帝死了,人类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真是这样吗?实际上,尼采在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下一句话就是“是我们杀死了上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上帝,现在已经倒在我们的刀下”。他还质问:“我们这些最残忍的凶手,如何才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啊?”你听听,这根本就不是欢呼,“上帝死了”完全可以是一句沉痛的宣告,而且尼采指控人类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那问题就来了,尼采不是反基督教吗,为什幺他对“上帝死了”这件事好像很痛心?又为什幺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先看第一个问题,尼采为什幺痛心?这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死了”,后果很严重。尼采很清楚,基督教信仰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人生意义的寄托,意义极其重大。正因为如此,这种信仰本该是真诚的,容不得作假。但他却发现: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一种“虚假的信念”。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尼采做的事情就像是对一个从小被收养的孩子说出了他的身世真相。这个真相当然会对孩子造成沉重打击,但是这件事又太过重要,孩子应当知道真相。“上帝死了”这件事比身世问题更严重。尼采用了许多比喻来形容上帝之死。他说“地球仿佛正在向下坠落”;他说“没有尽头的黑夜来临了,天越来越冷”;他说“笼罩我们的是永恒的虚空”。尼采用如此沉重的语调来宣告“上帝之死”,就是在表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否定了上帝,信仰的大厦完全倒塌,生命找不到意义,人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之中。那幺尼采为什幺又会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定论,解读尼采是学术界最麻烦的工作之一,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尼采,我要给你讲的是我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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