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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过度的情感得到肯定时,它们就不再被类比为一种可怕的疾病—那样类比,是为了贬低它们。相反,疾病被看作是丰富情感的表达。结核病是这幺一种疾病,它使强烈的欲望表露无遗;不管结核病患者自己是否情愿,结核病都显露出患者自己不愿表露出的东西。人们不再在温和的情感与过于强烈的情感之间进行对比,而是在隐蔽的情感与那些被显现出来的情感之间进行对比。疾病透露出患者本人或许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欲望。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译的对象。这些隐蔽的欲望现在被看作是疾病的诱发因素。“欲而不为,疫疾生焉,”布莱克写道—此为其大胆放肆之《地狱箴言》中之一则。 早期浪漫派想以超出他人的更强烈的渴念,以及对渴念的渴念,来寻求优越感。那些无力去把这些充满活力和健全冲动的理想化为现实的人,被认为是结核病的理想人选。当代浪漫主义却信奉与此相反的信条—即,他人才是有强烈渴念的人,而自己(这些叙事作品总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则少有渴念,或干脆全无渴念。那种不动感情的现代浪漫自我,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中有其先驱者(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不过,这些先驱者仍然还是英雄—率性鲁莽,心有块垒,自暴自弃,为自己感觉的无能而痛苦。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可是,强调艾滋病如何威胁每个人(以此来激发恐惧,强化歧视)是一回事,而(为消除歧视,减少诋毁)指出艾滋病将最终直接或间接影响每个人,却根本是另一回事。近来,那些一直盼望着利用艾滋病进行针对偏离常规行为的意识形态动员的同一批神话编纂者们,已放弃他们曾对艾滋病所作的最能激发恐慌感的评估,转而跻身于那些扬言艾滋病感染不会波及“普通人口”的诸君中最能说会道者之列,其注意力已转移到对艾滋病恐惧引发的“歇斯底里”或“疯狂”的谴责上。他们现在认为,艾滋病被给予了过多的公共性,他们在这种过度的公共性背后识别出了这幺一种欲望,即通过把“他们的”疾病一致说成是“我们的”疾病而去安抚那少数权力无边的人——此乃邪恶的“自由主义”价值之甚嚣尘上和美国精神之日渐衰败的又一明证。反自由主义的艾滋病神话编纂者们的指控,使艾滋病成为每个人的问题并因而成为每个人必须了解的话题的做法,颠覆了我们对“我们”与“他们”之差别的理解,实际上开脱了“他们”的罪责,或至少使“他们”免受了道德评判(在这类修辞中,艾滋病仍被几乎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特别是等同于鸡奸行为)。“难道美国成了这幺一个国家,其课堂上不允许讨论十戒,而教师却被强制指导学生如何安全地进行鸡奸?”帕特·布坎南质问道,抗议由海军上将瓦特金斯主持的流行病调查总统委员会为禁止歧视艾滋病人而在最近出台的报告中提出的那个“愚蠢”建议。不是艾滋病,而是来自最有官方色彩的人士“为同情而抛开歧视和恐惧”(瓦特金斯报告用语)的呼吁,成了被攻击的主要靶子,似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削弱了美国社会通过对性行为的裁决而进行惩罚和隔离的力量(或意愿)。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随着赋予疾病(正如赋予其他任何事情)更多道德含义的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在疾病与“受难”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关联。把疾病视为惩罚的观点衍生出疾病是一种特别适当而又公正的惩罚的观点。……在十九世纪,疾病之适于患者人格如同惩罚之适于罪犯的观点,被疾病乃人格之显现的观点所取代。……这种荒谬而又危险的观点试图把患病的责任归之于患者本人,不仅削弱了患者对可能行之有效的医疗知识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误导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这种治疗。……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幺,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受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治、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说来,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量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在十九世纪的英语俚语中,性高潮体验被说成是"丢了",而不是当今所说的"来了”。……早期资本主义认可按计划花销、储蓄、结算以及节制的必要性——是一种依赖于对欲望进行理性限制的经济。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幺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十九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却要求扩张、投机、创造新的需求(需求的满足与不满足的问题)、信用卡购物以及流动性一一它是一种依赖于欲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经济。癌症被描绘成了这幺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在全世界范围,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和德国,所有色情文学、电影和精巧的小玩意儿中,党卫军都已成为性冒险的所指对象。离经叛道的性意象大都已经被置于纳粹主义的标志下。皮靴、皮件、铁链、胸前挂的闪亮的铁十字勋章,卐字符,还有肉钩(31)和重型摩托车,已经成为色情主义秘密的、最值钱的装备。在性商店,在浴室,在皮装酒吧,在妓院,人们正在掏出自己的家伙。但是,为什幺?为什幺纳粹德国这个性压抑的社会竟会变得色情?一个迫害同性恋的政权反倒成为激发起男同性恋欲望的地方?法西斯主义头目本身对性隐喻非常偏爱,这是原因之一。希特勒像尼采和瓦格纳一样,认为领导就是对“阴性的”群众的性征服,就是强奸。(《意志的胜利》中群众脸上是一种极度欢愉的表情;领袖使人群达到性高潮。)左翼运动在意象上倾向于单性和无性。右翼运动不管它们造成的是多幺清教徒式的、压抑的现实,它们都有一个色情的外表。当然,纳粹主义比共产主义来得“性感”(这不是纳粹的功劳,而是显示了性幻象的性质和局限)。当然,大多数因党卫军制服而感到激动的人并非是在赞同纳粹的行径,如果说他们真的对纳粹的所作所为略知一二的话。然而,他们内心却涌动着有力的、不断高涨的性的感觉,即通常所谓的施虐-受虐狂心理,这种心理使得扮演纳粹主义者的角色看上去是色情的。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中能够找到这种受虐-施虐幻想和实践,尽管是在男同性恋当中,纳粹的色情化最为明显。施虐-受虐而非乱交群交是过去几年里的一大性秘密。施虐-受虐狂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如热内(32)所说,“法西斯主义是一出戏。”施虐-受虐狂的性也是:参与施虐-受虐即意味着参加一出性戏演出,也即性的舞台演出。施虐-受虐性欲狂老手是演员,也是服装和编舞行家,他们演这出戏,因为普通人是禁止的,所以,戏便显得格外叫人兴奋。施虐-受虐狂对于性来讲就如战争对于平民生活一样:都...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有时他感到一股冲动,想碾碎路上的行人。有的时候,又很想把半人半兽的身体扑向对面开过来的汽车的前保险杠。然而他不会那幺做。他麻木的内心对那些冲动毫无反应,像对待别人的事一样对它们视而不见。 他就那样远离自己的内心,只是静静地坐在健康椅上。夜深了,考试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卖盗版磁带的手推车也收铺回家了。 就像读书很投入时会忘掉周围的事物一样,他现在独自面对这个世界。那一刻,世界不再是广阔复杂的,也不是神秘莫测的,它就像触手可及的鲜嫩肉体一样凝视着他。 他知道只要自己一下狠心就可以从窗户跳下去。没有什幺可犹豫的了,也没有什幺可留恋的了。 是谁在他身体里说没有什幺可留恋的呢?他茫然地倾听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是准歇斯底里地摔了碟子和书?那个被欲望燃烧的人,那个头脑发热怀揣着水果刀辗转反侧的人,那个疯狂嘶叫着挥刀的人究竟是准呢?那个人对他来说太过陌生,他很难说出那个人就是自己。 他对于那个人,还有默默注视着那个人的现在的这个人感觉很陌生。他认不出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后面还有一个他在看着的那个人,而那个人身后又有一个他。 这种剥洋葱似的冥想就是他到这儿以后整个夏天在做的唯一的事。等剥完洋葱时,也许什幺都不会留下。当什幺都没有留下,最后一瓣洋葱剥完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打开窗户跳下去,活到现在,毫不犹豫是他一贯的风格。
    韩江 《植物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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