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的句子 | 关于心理的句子 | 描写心理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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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和言辞的最内在意义与成败无关动机或目的，无论多么纯粹或堂皇，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像心理学性质一样，它们只是不同类型的人的典型特征。而伟大，或每一业绩的特殊意义，既不在于它的动机，也不在于它的成就，而只存在于它本身的表演当中。正是坚信活生生的行动和言说是人类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就，亚里士多德才把这样一种经验表达为 energeia 的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意指一切不追求目的，也不留下作品，而是在显示本身中实现了其全部意义的活动。产物不是在过程结束后出现的东西而是存在于过程本身之中，显现就是产物如果他把这个“产物”定义为“好生活”，那么他就清楚地表明这里的“产物”不是什么产品，而是只存在于纯粹实现活动当中。这种人所特有的成就完全处在手段和目的的范畴之外，这种“人的产物”也不是目的，因为达到它的手段——德性，或 aretai ——不是人们可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的品质，而是“实现”本身。换言之，达到目的的手段已经是目的，反过来，这个“目的”在某些其他方面也不能当成手段，因为再也没有比这种实现活动本身更高的目标可追求的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人之本性的问题，奥古斯丁所谓的“对我自己成了一个问题” （quaestio n,ihi factus sum），似乎在个体心理学和一般哲学的意义上都是无法回答的。我们能认识、确定和定义我们周围的万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我们无法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就像无法跳出我们自己的影子一样。另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有资格确信，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换言之，如果我们确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它或定义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说出一个人是 “什么”(what) -样说出这个人是“谁”(who)。[z]这里的困难在于，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认识我们自己（就我们是有机生物种群发展最高阶段的样本这一有限范围而言），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时，人的认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无限的沟通”乃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一个理念，即使它不是中心理念。关键在于，在他这里，“沟通”第一次不再被设想为对思想的“表达”从而派生于思想自身。真理本身就是沟通性的，它离开沟通就会消失并且无法想象。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整个庭审中，艾希曼试图就第二条指控进行无罪申辩，然而基本上无果而终。这项起诉不仅暗示他是故意犯罪（他并没有否认），而且还意味着他怀有基本动机并完全知晓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关于基本动机，他绝对确信他也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月亢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有能怀着极大的热情，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从政治和心理层面讲，这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也许是驻扎丹麦的德国高层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柏林方面的命令明显阳奉阴违，蓄意捣乱。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听说纳粹遭遇当地人公开抵抗，结果那些接触到此事的人似乎改变了态度。他们自己显然不再把灭绝整个民族当作顺理成章。在坚决的抵抗之下，他们的“冷酷”被融化了，就像奶酪遇到了阳光。他们甚至有能力开始流露出一点真正的勇气。那个“冷酷”的理想——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这些在纽伦堡法庭上就已暴露无遗。被告互相指控、彼此出卖，向全世界保证他们“一直都反对”，或者像艾希曼一样声称他们最好的素质都已被他们的上级“滥用”了。（在耶路撒冷，他指控“那些当权者”滥用他的“服从”。“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 ）时代变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知道自己早已在劫难逃，却也没一个人有勇气为纳粹思想辩护。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由汉娜·阿伦特首先提出的刽子手和受害者的心态同化现象，得到了一系列调查研究的证实。她讲到在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极端条件下出现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来源于一种必要性：即便在完全丧失法律和人权的极限条件下，也要维持社会关系网络。如此也就解释了受害者在濒临生存绝境之际为何还要被动走向死亡，同时也解释了监工与特别行动队之间的被迫合作，此外还包括看守与囚犯之间复杂的角色等级。另一个层面是强加给犹太社团和组织的规范机能（Ordnungsfunktion）。在主管此事的党卫军指挥机构和犹太委员会（他们背负着极度的心理压力）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有效分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这也是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一切均证明，艾希曼说的是事实，还有虚荣心作祟，正如阿伦特指出的，他的良知总是阻碍着他。在所有对历史研究举足轻重的问题上，艾希曼的陈述都是有误的。这并非他故意为之，而是调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行事程序所致。他们把两千多份档案资料摆在他面前，其中还包括不尽可靠的证人证词，整个事件甚至还营造出一个固定形象；为了不让人们指责他的供述不可靠，这个形象反倒在许多方面都很适合他。由于艾希曼的陈述被镶嵌在预先设定的程序模式当中，审判错失了对历史进行启蒙的机会。检察机关完全无法想象，纳粹专政的灭绝机制竟然不是统一组织，相反，窝里斗的情形不断，且并无明确的决策过程。汉娜·阿伦特正确地指出：对于指控艾希曼对被占苏俄领土和波兰总督府的遣送活动负责，法庭的支持是错误的。不过法官们还是没有采纳某些言过其实的话，比如穆斯曼诺的证词——按照他的说法，艾希曼直接受命于希特勒。控方从心理层面无法理解为什么许多重要事件就连艾希曼也是间接获知，并且还高估了他所在的第四局B-4科的势力范围。根据鲁道夫·赫斯的著名供述，很显然，希特勒是在1941年7月1日下达的灭绝令；尽管这与证人的说法并不相符，但艾希曼也给出了类似的说法。另一边，迪特尔·维斯利策尼在纽伦堡的供述以及后来对相关语境的调查却表明，有计划地过渡到系统大屠杀的日期是在1942年初。对此，艾希曼关于他在1941年10月造访明斯克和里加的供述很有启发意义，起诉书利用了这一点，令他在交叉询问环节陷入自相矛盾，被指控作伪证。因为他们认为，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系统灭绝是早已决定好的事。而这，与事实不符。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耶路撒冷没能对这个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因为的确很难从法理上把握它。我们曾听到辩护方的抗议，说艾希曼毕竟只是“最终解决”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而已；我们也听到公诉方的抗议，说他们在艾希曼身上找到了那部机器的马达。我本人对这两种理论的看法同耶路撒冷法院一样，那就是不予重视；因为，既然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上毫无意义，那么这个叫作艾希曼的“齿轮”究竟是什么型号也完全不重要。法院当然在判决书中承认，只有一个动用政府资源的庞大官僚机制才可能实施这种犯罪。不过，只要是犯罪——当然，这是审判的前提——那么这部机器上的所有齿轮，不论其作用大小，在法庭上马上就变回行凶者，也就是说，还原成人。为了开脱罪责，被告说他并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只是出于职责所需行事，说任何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会轻易就犯；这就好比一个罪犯指着犯罪统计表——从这个统计表可见，每天有形形色色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犯罪——说，他只是做了人们预期的事情而已；换言之，既然毕竟得有人犯罪，那么只不过碰巧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罢了。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当然，人们可以对“无人统治”（the rule of Nobody）——它被认为是官僚制这种政治形式的真实面貌——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司法管理层面只将这些因素作为犯罪的外因而酌情考量——就像在一个盗窃案中，法官固然会考虑盗窃犯经济上的困窘，但不会因此为盗窃行为开脱，更不可能撤销起诉。诚然，我们——借助于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更不必说，还有现代科层制——已经非常习惯于用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来为某人的行为开脱责任。这些对人类行为貌似高深的解释，对错与否尚存在争议；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若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那么没有哪种司法活动能够待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一年后，马达加斯加计划宣告作废，每个人从心理上，或者说，从逻辑上，都已做好了下一步准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可供“遣送”之地，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灭绝。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这也是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P295 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眼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这也是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P309 当时的第三帝国是由一群罪犯统治的，对他们来说，既谈不上什么主权，也谈不上什么公平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一方面谁都知道，罪犯的类比，只在特定的范围内适用，用在此处显然不妥；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所有这些罪都发生在“法制”秩序之内。这才是这些罪最特别的地方。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这个漏洞的背后是法官们的无助——理解罪犯本是法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耶路撒冷的法官们彼时则明显体会到—种无助感。公诉方将被告描述成一个“邪恶的虐待狂”，’这显然是个错误。可是，即便法官们在这一点上做到了不对公诉方亦步亦趋，或者就算再进一步，指出公诉方的自相矛盾之处——豪斯纳一方面想要审判他所见过的世上头号变态恶魔，另一方面又要审判这个恶魔身上潜藏的“众多跟他一样的人”，甚至还要审判“整个纳粹运动和反犹主义”——对于理解罪犯也都无济于事。法官们心知肚明的是：若相信艾希曼是个恶魔，那么也就高枕无忧了；尽管那样一来，以色列的审判工程即便不会土崩瓦解，至少也会魅力尽失。毕竟，你不可能把全世界的眼球和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都吸引到这里，却只给人家看看被告席上的杀人狂魔。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这也是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在这—点上，艾希曼案的证据甚至比审判主要战犯时的呈堂证供更具说服力；这些主要战犯为良心辩白，轻易就遭到了驳回。他们—面说，职责使然不得违抗“上级命令”；一面又吹嘘说，偶尔会拒绝服从。这些被告明显在撒谎，唯有一项证据尚能证明他们是有罪责意识的——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纳粹，尤其是艾希曼隶属过的那些犯罪组织，一直忙着销毁他们的犯罪证据。可这个证据更是靠不住。它顶多能证明这样一个共识：大屠杀的法令刚刚颁布，还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或者用纳粹的话来说，在把人们从”次等人的束缚“，尤其是“犹太长老”的统治中“解放”的战争中，他们输了。简言之，它无非证明他们承认战败。假如胜利了，他们中间还会有哪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然而事实上，他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因为所有的部门和机构、州省和党派、军队和党卫军，此时都在忙于“解决”那个问题。即便我们把注意力仅仅放在警察机器上，对所有其他部门忽略不计，场面依然复杂到荒诞不经；除了特别行动队、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外，还须考虑秘密警察和安全部门的指挥官和警察。所有这些机关团体都隶属于完全不同的命令链条。尽管所有链条最终都指向希姆莱，但各个部门彼此同级，互不听命。不得不承认，检控方每次想给艾希曼加上某个特别罪名时，都要大费周章地在这些并列机构组成的迷宫里找出一个头绪来。［73］马达加斯加计划一直旨在扮演掩护的角色，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为从生理上灭绝西欧地区所有犹太人做进一步准备（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并不需要这样的掩护！）；同那些费尽心力却总在思路上比元首慢半拍的专业反犹部队相比，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熟谙之前的一切暗示——什么特别法案，什么“异化”，什么犹太人聚居区，都只是过程；把欧洲犹太人赶尽杀绝，才是最终目标。一年后，马达加斯加计划宣告作废，每个人从心理上，或者说，从逻辑上，都已做好了下一步准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可供“遣送”之地，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灭绝。［79-80］战争还在进行，他在布拉迪斯拉发除了跟内政部长打保龄球之外真的再没有别的公务了吗？是的，没有任何别的事了。他清楚地记得，刺杀海德里希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当时是怎么打的保龄球，饮品是怎么端上来的。……难道他几个月里以高度的一致性撒了两次谎？不大可能。对犹太人的驱逐和遣送行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打保龄球、成为部长的座上宾、听闻海德里希遇刺才令他印象深刻。［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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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在维也纳期间（1938~1939）纳粹政权就放弃了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纳粹运动的本质就是变动不定，年深日久，越发极端；但是其成员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心理层面上总是比运动落后一拍。他们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能跟跟上这场运动或者像希特勒常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跳出他们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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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关于无人化统治，即官僚制度下国家的真实形态，人们尽可以展开漫长而收效颇丰的讨论。只是人们必须清楚明白一点，只有当这些元素构成犯罪事实的条件时，才会影响到法律裁决—— 就像在对待盗窃案件时，必须考虑窃贼的经济条件，同时又不因此为罪犯开脱或对其处以极刑。的确，借助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尤其是现代官僚制，我们已经普遍习惯把罪犯为其行为应付的责任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至于这些貌似对人类行为所作的更加深刻的阐释究竟是否合法合理，仍旧充满争议。然而有一点却不容争辩：这些阐释不可能为任何法庭审判提供依据，若以此作出裁决，那么也是一套极其过时的，甚至可以说陈旧的做法。希特勒说过，有一天，在德国做法官会被视为“耻辱”；他所说的那一天，具体就是官僚制度终得圆满实现的那一天。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马达加斯加计划一直旨在扮演掩护的角色，其真正目的是要为从生理上灭绝西欧地区所有犹太人做进一步准备（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并不需要这样的掩护！）；同那些费尽心力却总在思路上远比元首慢半拍的专业反犹部队相比，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熟谙之前的一切暗示——什么特别法案，什么“异化”，什么犹太人聚集区，都只是过程；把欧洲犹太人赶尽杀绝，才是最终目标。一年后，马达加斯加计划宣告作废，每个人从心理上，或者说，从逻辑上，都已做好了下一步准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可供“遣送”之地，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灭绝。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当负责艾希曼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的年轻警官把《洛丽塔》拿给他解闷时，艾希曼迎来了在耶路撒冷展示他性格侧面的最佳时机。两天后，艾希曼还书时气愤地告诉他的守卫说：“真是一本令人不快的书。”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在阿伦特之前已有人强调过，对于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魔头，人格的平庸同他们向世界发泄穷凶极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几乎每个参加过战后集体屠杀犯审判的人（其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医生和药剂师），离席时都惴惴不安，因为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以色列法庭的心理专家在给艾希曼进行过身体检查后，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这暗示出正常与无比残忍并存在他的身体里。这一暗示粉碎了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且揭示出审判中的真正谜团。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同样的口吻说过，法国纳粹头目皮埃尔·赖伐尔在战后接受审判时看似平淡无奇、无足轻重，就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垂头丧气的小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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