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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当前”来提供养分的思考，与“思想的碎片”一起运作，这些“思想的碎片”是从过去采摘而来并聚集在它周围。就像潜入海底的深水采珠人，他不是去开掘海底，把它带进光明，而是尽力摘取奇珍异宝，摘取那些海底的珍珠和珊瑚，然后把它们带到水面之上。这种思考乃是沉入历史的海底——但这并不是为了恢复它曾经的样子，使得已消逝的时代重新复活。引导这种思考的乃是这样一种信念：虽然生命必定受时间之衰败的支配，但是衰败的过程同样也是结晶的过程，在大海的深处，曾经存活的生命沉没了、分解了，有些东西“经受了大海的变化”，以新的结晶形式和模样存活了下来，保持了对腐败的免疫力，仿佛它们只是等待着有一天采珠人来到这里，把它们带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事迹——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种“丰富而陌生”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逝的原现象。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打个比方，我们把不断生长着的作品比作火葬时的柴堆，它的评论者就像化学家，而它的批评家则是炼金术士。留给前者的是木头和灰烬，作为他分析的唯一对象；后者则一心想着火焰自身的谜：生命之谜。因此，批评家所要探寻的事这样一种真理：它生动的火焰还在过去沉重的木头和已逝生命的青灰上继续燃烧。作为炼金术士的批评家从事着这样一种含糊的工作：他将现实事物中的无用成分，转化为闪耀而永恒的真理之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观察并解释着带来这一神奇变形的历史过程——无论我们怎么想象这一形象，它都很难和我们把一个作者归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时头脑中通常出现的那些形象相对应。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历史中有许多黑暗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生活于这样一些时代并由它们所塑造、的人们，很可能总是倾向于要么厌恶世界和公共领域，尽量地忽略它们，要么越过它们，跑到它们背后——就仿佛世界只是人们可以躲藏到它背后的一种表象——以达成与他们的同伴的相互理解，而不考虑在他们之间存在的世界。在这样一些时代，如果情况非常糟糕，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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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代》（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剑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一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可见，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花样翻新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借此佐证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使光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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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展示了她在理解具体历史情境中人的行为、作品和个性方面所具有的杰出才能。这种才能可以归结为精敏的判断力和深透的理解力。判断力乃是对差异进行细致甄别的能力，它关心的是运用普遍原则时情境或细节的特殊性。而理解力（理性）则是对事物的整体进行把握的能力，它关心的是事物的统一性或形相（ei-dos）。一种从判断力提升而来的理解力，最终使事物在经验中重新聚集为一个活生生的、丰富的整体：这不仅仅是得体，而且包含着穿透力。不像罗兰•巴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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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视角来看，人类的新的统一体或许能通过一个沟通系统来获得它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一系统中，具有不同起源的人类可以在某种“同一性”（sameness）中展示他们自己。但是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划一性”（uniformity）。正如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彼此之间的绝对差异才能成为同一者，也就是说，成为人；同样地，每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保持并坚守自身的政治身份，才能进入到人性的世界历史之中。一个世界公民，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世界帝国的僭政之下，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语”来说话和思考，那么他就会是像“两性人”那样的怪物。使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从主观上说乃是“无限沟通的意愿”，在客观上则在于普遍的可理解性这一事实。人类的统及其团结，不可能建立在对一种宗教、一种哲学或一种政府形式的普遍一致的赞同之上，而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多”（manifold）总是指向着一种“一”（oneness），多样性隐藏同时又显示着这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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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人》（To 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的。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那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新鲜。这些情况，早在三十年前就被萨特在《恶心》（我仍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著作）中用坏良心（bad faith）和严重感（l’esprit de sérieux）描述过。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认识的人都是肮脏的无赖（salauds），而每件事都处于一种不透明和无意义的状态，充斥着迷乱并引人厌恶。对同样境况的描述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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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方面来看，内特尔先生最杰出、最具原创性的成就，在于他对波兰犹太人“同龄群体”（peer group）的发现，以及指出了罗莎·卢森堡对于源自“同龄群体”的波兰团体的终生的、亲密的但又小心隐藏起来的归属感。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被完全忽视的源头，但这并非革命的源头，而是20世纪革命精神的源头。这一背景性的群体，甚至在20年代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公共相关性，如今它已经彻底消失了。它的核心由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较晚被同化的犹太人组成，他们有着德国文化背景（罗莎·卢森堡熟读过歌德和莫里克，她有着极好的文学趣味，远远超过她的那些德国朋友），同时有着俄国式的政治结构，但他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方面的道德标准却完全是他们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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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在战后的许多演说，他的论文、讲稿、录音广播，都被一种深思熟虑的普及化的努力所引导。这一努力试图不使用专业术语来谈论哲学也就是说，它具有这样一种信念：所有的人都可以凭借理性和自身的生存”关切来理解哲学这在哲学上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真理与沟通被理解为同一者。……从一种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所面临的崭新现实中所包含的危险在于：这种建立在技术化的沟通手段和暴力之上的人类的一体化摧毁了所有的民族传统，埋葬了所有人生存的本真起源。这一破坏进程甚至可能被人理解为：它是所有文化、文明、种族和民族的人群之间得以最终达到相互理解的必要前提。然而其后果是：人变得肤浅了我们所知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人，现在变得让我们认不出来了而且发生的还远不只是人的浅薄化；事情仿佛是，整个作为“深度”的那一维都彻底消失了，而如果没有这一维度，人的思考，即使只是技术发明层面上的思考都不再可能存在。这种下降并不只是降低到人们所共有的“最小公分母”为止，它最终抵达的，将是一种我们在今天无法想象的平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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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对这一叙述活动感到亲近，因为我们同样有回忆自己生命中重要事件的需要，在其中我们将这些事件与我们自身和他人关联起来。因此，我们经常会产生出“诗意”，在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上，它是一种人类的潜在可能性；可以说，我们经常在期待着它从人类身上喷涌而出。而当这种诗意出现时，对已发生之事的叙述便成为一种对时间的中断，一个成形的故事作为新芽就被嫁接到世界的树干之上。通过诗人或史家的具体描写，对历史的叙述便获得了持存和不朽。因此叙述在世界中有它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它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在那里它可以继续讲下去一哪怕只是一个罕见的故事。没有什么意义可以离开这些故事而存在，这一点我们通过自己的非诗意的经验就可以知道。哲学、分析和格言，无论它们多么深刻，在意义的强度和丰富性上，都不能与一个讲得好的故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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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有许多黑暗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生活于这样一些时代并由它们所塑造的人们，很可能总是倾向于要么厌恶世界和公共领域，尽量地忽略它们，要么越过它们，跑到它们背后—就仿佛世界只是人们可以躲藏到它背后的一种表象—以达成与他们的同伴的相互理解，而不考虑在他们之间存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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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听到“自由”这个词时，在我们的心里能想到的所有的特殊自由中，“活动的自由”从历史上说是最古老、也最基本的。能够起程前往我们想去的地方，乃是作为所有自由之原型的动作，正如对自由活动的限制从远古时代起就是奴役的前提。活动的自由也是行动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正是在行动中，人才第一次经验到了在世界之中的自由。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一它由人们起行动构成，并充满了和历史相伤的事件与故事一一他们就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经验。而且，某些这样的撤离似乎还曾被强加到莱辛身上。当我们听说这样一种从“世界中的奴役”向“思想的自由”的撤退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斯多噶派的方式，因为在历史中它是最有影响的方式。但是确切地讲，斯多噶派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从行动向思考的撤退，不如说是一种从世界躲进“自我”的逃离，人们希望通过它来维护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主权。在莱辛那里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菜辛的确是撤离到了思想中，但决不是回到了他的“自我”中。如果对他来说，行动与思想的隐秘联结确实存在的话（我相信它存在，尽管我并不能通过引文来证明它），这一联结就存在于下述事实中：行动与思想都属于活动的形式，因而自由一活动的自由是它们共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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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似乎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够下判断，起码当对象是声名显赫的人时。辩论的过程总是如出一辙：从证据确凿、可以证明的细节，一下拐进了普遍性，结果人人都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有罪的。本来霍赫胡特控诉的是某一个历史上的确有据可查的教皇，可是人们偏偏要指控其针对整个基督教，又或说：“完全有理由提起更为严重的指控，不过被告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罗伯特·威尔驰语）。或者在对于通常能影响判决结果的“细节”面前，提出一个“全貌”说。这样一来，所有细节组成了环环相扣的连续画面；结果，除了照搬被告当初的做法，你别无二选。如此这般的一个全貌，就是犹太民族的“隔都心态”，它遮蔽了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在政治框架内，想象某个民族集体有罪或者集体无辜，就属于这些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洞的普遍化倾向。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无须下判断，从而避免了紧随其后的风险。即便人们能够理解那些被灾难直击的群体——基督教会，“最终解决”时期的犹太领导层，“7·20事件”中的人——也很难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行事；于是人们普遍不愿意作出判断，回避一切应尽的、强加的个人责任，乃至最终很难解释此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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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利益理论，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系国家的生存、保障其法律的运作，但国家行为遵循的准则却不同于该国公民的行为守则。这就好比，发明法律准则的初衷虽然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战争，可是法律本身却需要暴力机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同理，一个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犯罪的措施，以确保自身及其法制的存在。战争总是以这样的理由被合法化，然而国家犯罪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文明国家的历史对此提供了许多例证：从拿破仑刺杀昂基安大公，到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提奥第遇害——墨索里尼很可能是幕后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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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的目的是且只是伸张正义，除此之外，哪怕是最崇高的潜在目的——如纽伦堡审判出庭检察官罗伯特·盖哈特·斯托里所言，纽伦堡审判的高级目标旨在“为希特勒政权制造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完整记录”——也只会偏离法律的主要任务：审核指控，公正裁决，审慎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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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伦堡，有人问一位将军：“您以及所有心怀荣誉感的将军们怎么可能如此盲目效忠于一个谋杀犯？”回答是：“评判上级命令不是士兵的任务，让历史或天上的上帝作出审判吧。”（语出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他在纽伦堡被判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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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未来凶多吉少，原因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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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就这场诉讼而言，历史才是庭审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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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表态是对历史与正义根基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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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一场审判的报道，它只能讨论那些可以进入审判程序的问题，或者为伸张正义而理应面对的问题。假如审判所在国的国情碰巧对审判影响重大，当然也必须纳入考虑。而本书既不讨论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段，也不探讨极权主义问题，不追溯第三帝国时期的德意志民族历史，更不是一篇探讨恶之本质的理论文章。每个审判的焦点都是作为被告的那个人，他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历史，总是有独特的品质、个性、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在此之外的一切，诸如犹太民族离散史、反犹主义史、德意志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第三帝国的政府机构等，只有当这些构成被告犯罪的背景和条件时，才会影响到审判。所有被告并未接触到的事物，所有并未对被告产生影响的事物，都必须从审判程序中剔除出去,自然也不应出现在对审判的报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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