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句子 | 关于记忆的句子 | 描写记忆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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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世界性的角度看，行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化。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记忆乃一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 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和从“活的精神”中涌出的东西。它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因为它们自身完全不具有世界性，从而需要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的帮助，也就是说，要取得实在性和物质化形态，它们就要依赖在人类技艺中与建造其他事物相同的一种技艺。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依赖性，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物所环绕，这些物要比产生它们的活动更长久，也潜在地比创造它们的人的生命更长久。人类生活，就它是建造世界的活动而言，致力于持续的物化过程，而作为人造物的产品，其世界性程度取决于在世界本身内存在得更长或更短。（P6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古代对政治的评价根源于这样的信念：人之为人，作为在其独特差异中的个体，在言说和行动中确证着自己；这些活动虽然在物质上是无用的，却拥有一种属于自身的持久品质，因为它们创造了官们自己的记忆。从而公共领域，即人们纯粹为了显现所需的一个世界内的空间，比起他们双手的产品或他们身体的劳动来说，更是特有的“人的产物。（16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城邦一如果我们相信伯里克利（ Peric）在葬礼演说辞中的名句——保证了那些奋力冲进每个海洋和每块陆地，把这些地方变成他们冒险舞台的人们不会失去见证，他们不需要荷马和任何其他人的歌颂；无需来自他人的帮助，那些行动的人就能同心协力建立起对他们善行和恶行的永久纪念，从而激起当代以及未来后世的人的赞叹。换言之，人们以城邦形式结成的共同生活似乎确保了最空无益的人类活动——行动和言说，以及最无形、最短促的人造“产品”——作为言行结果的业绩和故事，可以变成永不消逝的东西。城邦组织，在物质上得到城墙的保卫，在形态上得到法律的保护一一以免在以后的时代辨认不出——是一种组织化的记忆。它向有死的行动者保证：他倏忽而过的存在和稍纵即逝的伟大，不会失去来自被他人所见、所闻和广泛地出现在同辈面前而获得的真实性。而在城邦以外的人只能获得短暂的表现机会，从而需要荷马以及其他“有荷马技艺的人”的帮助，来显现给那些不在场的人。（15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实际上，从世界的角度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化。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记忆乃ー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 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和从“活的精神”中涌出的东西。它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因为它们自身完全不具有世界性，从而需要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的帮助；也就是说，要取得实在性和物质化形态，它们就要依赖在人类技艺中与建造其他事物相同的一种技艺。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依赖性，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物所环绕，这些物要比产生它们的活动更长久，也潜在地比创造它们的人的生命更长久。人类生活，就它是建造世界的活动而言，致力于持续的物化过程；而作为人造物的产品，其世界性程度取决于在世界本身内存在得更长或更短。（69-70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爱善的人虽从来过不上独处的生活——他总是与他人在一起，为他人着想，但却根本上没有见证，并且首先缺少的是他自身的陪伴。他虽不是独处的，但却倍感孤独；他与他人在一起，却必须向他们隐藏自己，甚至不相信自己能见证他的所作所为。哲学家总是能得到自己思想的陪伴，而善行却无法得到任何人的陪伴；善行必须在完成的瞬间被忘却，因为哪怕是记忆，也会破坏其作为“善”的特质。而思考由于可以被记住，就能凝结为思想，并像所有由于回忆而存在的事物一样，可转化为有形的对象，比如写下来的纸张和印出来的书，从而变成人造物的一部分。善功，由于它必须即刻被忘却，就从来不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来去无痕，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对劳动（在文中特指满足生活必须的活动，与工作区别开来）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望，和同样强烈的、对所有留不下痕迹——没有纪念碑，没有值得记忆的伟大作品——的活动的不屑一顾。……因为人受到生命必需品的统治，他们就只能通过统治那些由于被迫而服从必然性的人，来赢得他们的自由。……“奴役的抵押品就是报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按：章节记忆不清，姑且选择一个）接受对本民族进行分门别类，是一场严重的道德灾难。这是因为，每个要求获得“例外”的人，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个等级原则；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忙于争取“特殊情况”以求特殊对待之时，没有人明白这一点。关于犹太受害者对“最终解决”的标准接受到什么程度，再没有比所谓“卡斯特纳报告”揭示得更加露骨了（Der Kastner-Bericht uber Eichmamns Menschenhandel in Ungarm, 1961）。甚至在战后，卡斯特纳仍然自豪于他成功营救了“卓越的犹太人”。纳粹于1942年正式提出这一范畴。似乎他也认为，一个著名的犹太人无疑比一个普通的我太人更有资格活下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站在绞刑架下，他的记忆力跟他开了最后一次玩笑：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主审法官回道：“我们是资深法官，按照惯例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进行估，并且把我们的工作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听取公众批评……当一个法庭开庭的时候，参与审判的法官都是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但是，法律要求他们务必把这些感情和感受埋藏起来。不然，没有一个法官能在审理刑事案件时不心生厌恶。……不容否认的是，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令每个犹太人深感不安；不过，只要我们审判一起案件，我们就有控制自己情感的职责，而且将绝对恪守这个职责。”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艾希曼趾高气扬地走上了绞刑架。（他要了一瓶红酒，喝掉了一半。拒绝诵读圣经。请求捆绑脚踝和膝盖松一点，以便他能站直。拒绝了眼罩。）他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还不止于此，他完全在做他自己。……死刑将至，他满嘴是葬礼演说上的陈词滥调。站在绞刑架下，他的记忆力跟他开了最后一次玩笑：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在那最后的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令人毛骨悚然、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对于艾希曼来说，这些都是其情绪变化的问题。只要他还有能力，无论是凭借他的记忆还是一时冲动，能找到一句令自己松一口气的话，他就非常满意了，他并不在意任何“前后矛盾”。我们马上会看到，这种用陈词滥调自我安慰的可怕天赋，直到死到临头都没有离开过他。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艾希曼被派到那里观察事态进展。令他大失所望的是：波西米亚人的城防位于伊格河畔，面积太小，那里最多可以为生活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九万犹太人中的一部分提供中转。（对于大约五万名捷克犹太人来说，特菜西恩施塔特的确成了一个通往奥斯维辛的中转站；而与此同时，大约两万多人被直接遣送至奥斯维辛。）尽管艾希曼的记忆漏洞百出，不过有可靠资料表明，海德里希最初将特莱西恩施塔特作为某些高级犹太人的特殊集中营，关押犹太长老会委员、声名显赫人士、有杰出贡献的退伍老兵、伤残军人、同非犹太人结婚的犹太人、六十五岁以上的德国犹太人（因此别名“老年营”）。这一集中营以德国犹太人为主，但不排斥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然而，即便是对这些计划内人口，这个城的面积也过于小。1943年，集中营建成一年后，这里开始了“瘦身”或者叫“松骨”行动，即通过遣送部分人口至奥斯维辛，缓解人口过剩的局面。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1941年那些荷兰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很容易发现问题的答案。那些荷兰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老犹太区袭击了德国安全警察支队。作为报复，四百三十名犹太人被逮捕、被刑求致死。他们首先被运到布痕瓦尔德，后来到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几个月下来，他们受尽折磨，每个人都慕奥斯维辛甚至里加和明斯克的同胞。有许多事情比单纯的死亡更可怕。党卫军负责让这一点铭刻在受害者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艾希曼趾高气扬地走上了绞刑架。他要了一瓶红酒，喝掉了一半。新教牧师威廉・赫尔主动提出跟他一起诵读《圣经》，他拒绝了：他只剩两个多小时了，所以“没有时间去浪费”。他手背在身后，冷静笔挺地走完了从监狱到行刑室之间的五十码。警卫绑他的脚踝和膝盖时，他请求他们系松一点，好让他能够站直。“我不需要那个”，他指的是头罩。他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还不止于此，他完全在做他自己。除了他在临终遗言中莫名犯傻，没有什么可以更加有力地表明这点了。他开始了。他强调自己是个信仰上帝的人，用一般的纳粹流行语来表述，意为他不是基督徒，不相信死后有来生。他接着说：“过不了多久，先生们，我们都会重逢。这是所有人共同的命运。德国万岁，阿根廷万岁，奥地利万岁。我永远忘不了她们。”死期将至，他满嘴是葬礼演说上的陈词滥调。站在绞刑架下，他的记忆力跟他开了最后一次玩笑：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在那最后的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一一那今人毛骨悚然的、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在伊夫舍姆，我唯一享受的是早班刚开始和晚班快结束的时光。我们需要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午夜，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值班的人都是独自工作的。在冬季清晨五点半的黑暗里，BBC的穿梭公车在大厦门口将我放下，我慢慢沿着车道向上走，边走边捡柴火。然后走进一间房间，那曾经是最好的卧室之一，在壁炉里生上火，再从食堂取来茶和香肠，坐在地板上吃，看着炉火慢慢烧旺。开始时总是很冷，而且那个时段只有少数人员在工作，我待的地方经常几乎二个人也没有。这些野餐似的早餐有一种神秘的乐趣，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蹲在废弃屋里的流浪汉，这种略带迷惘的快乐，是我对那段时间唯一的记忆。数摩静盛风的语册出器质唐我夏鉴后来我们被调回伦敦，成为BBC这台大机器中被接受的一部分，这份工作就变成了普通工作，持续了五年，直到战争结束。这不是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但能让我们忙碌起来。我们的职责是随时回答咨询我们的任何问题，我们通常也能做到，所谓信息服务，只需要知道去哪里找到信息罢了。与我一起工作的大多数女性我都很喜欢，如果我不喜欢谁，通常大家也不怎么喜欢。我还发现，在团队中有一个不受欢迎的成员作为其他人之间的催化剂不是件坏事。过了一段时间，我升任这个分部的负责人，此前我曾有一次没被选中，被提拔的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女孩，这事还蛮有戏剧性的。后来她的工作效率被发现并不如预期，再后来她就离开大家去生孩子了。升职后，我只是有点高兴，其他女伴们却说：“一开始就应该是你。”她们喜欢我，我很开心（同时也觉得很幸运，因为全靠她们，这个部门才得以维持运转），但我对工作的关心其实非常肤浅。那时，我对任何事情的关心都很肤浅。我的生活并没有与战争紧密相连。保罗死了，但他在那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我。我的一个表弟也死了，但他比我年轻，因此我之前和他也没有太亲近。我认识的其他一些人也死了，但他们并不属于我的日常生活。这些死亡就像有毒的战争氛围凝结了片刻，然后...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因此当汤姆告诉我他接手后，只要我愿意继续按原来的薪水工作，爱干多久就干多久，他都会很高兴时，我非常感激。那时我已经七十岁了，当然直到八十岁我才开始觉得自己像个老太婆。尽管我精神还不错，但我本来就觉得自己不算绝佳的文字编辑（如挑出拼写错误等），现在就更觉得自己简直称得上是糟糕了，尤其是读到自己曾经审读过的书，却发现错漏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因此，我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应有的价值，在更广的层面……好吧，我仍然确信自己能分辨写作的好坏，但我是否还能判断出孙辈的孩子们（如果我有的话）想买什么书了吗？不，我不可能比汤姆更能干。我们经常喜欢同样的书，其中包括皮特·戴维斯的《最后的选举》、博曼·德赛的《大象的记忆》、大卫·古尔的《魔戒大师》、洛伦斯·维拉隆加的《玩偶的房间》、克里斯·威尔逊的《蓝玻璃》，这些书各有千秋，但我仍然准备发誓说，它们全是好书，可惜全都不赚钱。所以我无法以这种方式做出任何贡献。朋友们说“他付你的钱太少了”，但我不觉得，我认为我还能挣钱就已经很幸运了，虽然这份工作“不再有趣“，但情况也可能更糟。………………在最后的两年，我不允许自己去想有多痛恨这种生活。我被马上就要过上没薪水的日子吓坏了，就像一只被画出的粉笔线压住喙的鸡一样，完全被恐惧催眠了，每天都想着要尽量继续工作。然后发生了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让我的喙突然能够从被画出的线上拾起，这时我想：“这太荒谬了，我没必要继续这样吧。”在我的心中，高兴和更加恐慌交织在一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种退休后发现自己不知所措的人，我当然会有一个伴侣，一个喜欢的地方，有很多事要做，但整个成年岁月，我的日子全是围绕着工作安排的。此刻获得自由，最开始的感觉很奇怪，我甚至有一次在凌晨三点焦虑发作，想着：“这就像站在悬崖边，看着冷风吹起了裙子！” 我努力不想承认自己有多悲惨时，却忽略了自己其实早就有多么筋疲力尽的事实，...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当他于1955年为出版《朱迪斯·赫恩》来到伦敦时，其妻子杰姬并没有随行，她或许正忙着将全家搬去纽约。他长得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但我立刻喜欢上了他：身材矮小、肥胖，脑袋圆圆的，鼻子尖尖的，像一只知更鸟，他那种缺乏起伏的阿尔斯特口音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胖是因为患有溃疡，而当时流行的治疗方法是大量喝牛奶，当然也因为杰姬是个出色的厨师，她做的火腿，烤制之前会真的注入大量白兰地（成为我最沉痛的食物记忆之一），为此她还备有个专门的医用注射器。第一次见面，我请他去家里吃晚饭时，他很小心地对我解释说他对妻子很专一，这种防范措施让我有些想笑，因为既明智又略带喜剧色彩。极少有男人会如此体贴地说明自己处于“请勿打扰”的状态（也许我这么说是在奉承他，说不定他并不是体贴，而可能只是一种清教徒式的胆怯。但我就是这么看的），一旦他确定我对他没有怀抱任何浪漫或掠夺性的幻想，友谊的大门便就此敞开。在我认识他和杰姬这一对儿之后，我们似乎就无话不谈。各种伟大的八卦，当我用“伟大”这个词儿，我想表达的就是“伟大”的意思，因为这是最高级、最纯粹的八卦：一种对人类行为饱含热情的兴趣，因幽默而点亮，超越了恶意。当然，我们经常谈论写作，包括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写作，最后还谈到了我的写作，但更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兴奋、敬畏、惊讶、恐惧或喜悦等种种心情，来谈论人们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贪婪地咀嚼着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一段时间后我忽然意识到，既然她几乎每晚都在巴里的床上度过，自己的起居室兼卧室不是白浪费钱吗？于是我建议她搬来和我们一起住。我觉得如果她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一定会很开心，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我知道别人会觉得我们这种“三角家庭”很奇怪，不管是认为我过分慷慨，或是认为我们道德放纵，我一直也说不上来，也没人粗鲁地当面评论过我们的关系。我怀疑在我的内心，会认同前者要多于后者，60年代过来的人就算自己未必真这么做，也都应该听说过占有欲是应该被谴责的。也确实有这样的人，神经质地喜欢占有，甚至不能容忍别人享用自己未必想要的东西，但我当时不这样，现在也没这么多占有欲。我并没有刻意训练自己成为这样，我只是不是那种人，这只是运气，而非美德，但对此我很感激，因为实在看过太多因嫉妒而引发的惨剧了。萨莉搬来时，我只觉得家里既有可爱的新朋友，又有亲爱的老朋友，随后的两年多、是我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0

我们一定在晚餐时讨论过信仰问题，因为晚餐后，当我们在舒适的夏夜穿过草地，走向平底船港时，我对他说尽管我不信上帝，但因为人们一直教育我信，因此我觉得应该信，就好像是一种原动力。邓肯反问:“为什么？也许宇宙的开端和结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也许人类的大脑太过原始，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我当时回答了什么？我唯一的记忆是自己擡头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心中充满了对极致的感悟，有一种眩晕般的兴高采烈，好像我的眼睛第一次看见早该看见的空间。我并没有再深究这个观点的含义，但也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将其接受为真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我对宗教的观点。我年老后，因为约翰·厄普代克而再次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正在研究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曾说过或写过这样的话:“我厌恶无神论，主要是由于从人类智慧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相当无趣。当我们说字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人死了就一了百了，这种话包含任何哈佛所称道的不确定性、创造性或人性吗？”这话曾让我非常困惑。也许是的，相信宇宙自然超越了任何个体、任何种族成员的理解力，这种陈述从人类智慧的角度来看，确实相当无趣，但从感情和诗意的层面，我觉得这个事实比任何神话故事都具有创造力，令人激动，无比美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0

她爱丽丝·赫茨-萨默曾说过，“工作是人类最棒的发明…它让你感到快乐，因为你在做事情”，她和玛丽·路易斯·莫泰希茨基一样令人惊异，而她是天生就有创造力的典型。她沉醉于生活的美妙之中，并非由于宗教的激发，“开始是这样的，我们生来就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面，每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然后你会遇到激发你内心好或坏的不同境遇，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发明宗教的原因”，因此她很尊重宗教里饱含的希望，尽管她的内心未必需要宗教的支持。她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好运，天生就具备强有力地朝向乐观主义的本性，不论经历了怎样的际遇，她依然会这样说：“生命是美丽的，如此美丽。而一个人越老，就越能察觉到这一点。当你老了，你思考，你记忆，你关切，你明了。你因为一切而身怀感激，为一切。我了解所有事情坏的一面，但我只看好的一面。”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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