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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经由一再的捕捞和讲述，磨损与修补，多少被赋予我个人的意志，由此改变了形态。
    周嘉宁 《永结无情游》
    备受珍视的东西在此过程中被藏至越来越深处，物理形态不复存在，和记忆差不多，无非是一再凭借记忆去回忆记忆。
    周嘉宁 《永结无情游》
    “你觉得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吗？”过去乐栋常常问我，我从没回答，既然他心中已经有了否定的答案，我也毫无争辩的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他心中早已不是具体的人或事，而是相关的时光及其衍生物所投下的阴影，穿透时间的规则，与他争夺不可辨别的事物。我反省是否是我的讲述出现问题，我过分地强调和维护友谊的形态，在此过程中却将乐栋排除在外，以至于他受到挫折，产生警惕。我回想这样的结果是如何形成的。在我被潜移默化的意识中，爱与友情相比，被认为是激流和断崖，布满各式各样的陷阱。于是我将这两者区隔，却忽视了我早已经与乐栋建立了相当重要的生活。从岛上回来以后的一周，乐栋身上水母留下的痕迹弥漫成紫色瘀青，以为要好起来，第二周却遗烂发炎，痛痒难忍。我陪他去医院，他兴致勃勃向医生讲述岛上遭遇，问医生尿尿到底有没有用。医生摇头，开药，笑而不语。没想到对我们来说，最后竞是被水母入侵的时刻标记了小岛。我能想象余生乐栋都会反复讲起，最后被不断擦拭的记忆往往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周嘉宁 《永结无情游》
    当我不理解她时，当我遇到困境时，文字和书写时不时拯救我。我想，我同样可以借写作为由去记录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记忆里模糊的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什么、我必须这么做，去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过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回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朋友向我提到一本书《记忆的性别》，我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了它。我想，母亲记忆的“错乱”，也是一种“被塑造过后的遗忘”。当我越来越多和母亲聊起她的成长经历，聊起她那曾经经历过又失去的世界，我才发现，母亲的生命虽然被时代挟裹，但并不同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我同样可以借写作为由去记录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记忆里模糊的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什么。我必须这么做，去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这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那个我曾经极力逃离，却在记忆里又一派田园牧歌的地方，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的日子，躺在麦垛上吹口哨的日子，坐在屋顶看云的日子，在古树下乘凉的日子，等待炊烟升起的日子，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那一个个瞬间绵延起来，时常抚慰和治愈在钢筋水泥里生活的我。如果有一天，我从深圳离开，回到田园，变成一无所有的人，母亲会支持我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几十年来，父母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走出来，在城市的缝隙里获得一个位置。她不能容忍我轻易放弃。尤其是，母亲为了这一切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更不能容忍白吃苦。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外婆自杀前，母亲跟外婆大吵了一架。那是1989年秋天，正是黄豆收获季节，母亲刚嫁给父亲不久。母亲嫁给父亲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外婆强迫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她牺牲了自己，给自己最小的哥哥（我六舅舅）找到了老婆，也就是我姑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先是跟父亲吵了架，然后回娘家找外婆诉苦。本以为可以得到外婆的支持，但外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说她不听话，劝她好好过日子。母亲绝望极了。“要不是你让我嫁给他，我也不至于过这么苦的日子！”无助的母亲把一切的责任归结于外婆。作为外婆中年后才生下的孩子，母亲得到了不少疼爱，也格外依恋外婆。当时她很顺从地听了外婆“成全哥哥娶到老婆”的建议，以换亲的方式嫁给我父亲。这是一切悲剧的起源。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总跟我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忧无泪。我曾在老家木箱子中的布包袱里，看到过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和她的五个表姐妹站在一起、位于后排居中，穿着扣子扣到脖颈的衬衫，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一根长辫子搭在左胸前，她看起来那么有生命力，眼神亮晶晶的，充满喜悦。少女时代的快乐太短暂了，顺从我外婆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对生命真正沉重的理解，是从结婚后开始的。年轻时的她并不爱我父亲。婚后的生活简直太穷了，许多方面都与预想中差很多。那一天吵完架，寻求娘家安慰无果后，母亲简单收拾了包袱，离家出走了，去了三四十公里外的姐姐家。第二天，有一个老家的人来送信，说外婆去世了。……七年前，当我选择了自己的爱人时，母亲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情绪。我的爱人不是陕西人，家里不富有，跟我一样是“小镇做题家”，甚至还有些文艺，做一些不切实际、无法获利的事。母亲在亲人面前哭诉我的种种不是，不能自已。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那事实上已经荒芜的故园里，过去没“钱可挣，现在更如是。年轻时的父母，正是奔者能让子女走出去才背井离乡，现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而回归图园的生活，却变成了一场虚构的幻梦。这个梦，在深圳这座抹去农村的城市，在这个连家中的阳光也要靠更多钱才能买到的城市，更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那个我曾经极力逃离，却在记忆里又一派田园牧歌的地方，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的日子，躺在麦垛上吹口哨的日子，坐在屋顶看云的日子，在古树下乘凉的日子，等待炊烟升起的日子，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那一个个瞬间绵延起来，时常抚慰和治愈在钢筋水泥里生活的我。如果有一天，我从深圳离开，回到田园，变成一无所有的人，母亲会支持我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几十年来，父母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走出来，在城市的缝隙里获得一个位置。她不能容忍我轻易放弃。尤其是，母亲为了这一切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更不能容忍白吃苦。故乡也并没有我的“田园”，父母不在那里，那里便只有一日比一日更加破败的房子。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母亲的匮乏感呢？ 但我有时候想，来深圳的人难道不也大抵如此吗？深圳就像一条“贪吃蛇”，吃走我们的满足感。哪怕问年轻人，你来深圳的理由是什么？答案仍可能是两个字：搞钱。 我们和母亲一样，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抵抗着各自人生中的“匮乏”。 母亲和我在深圳的生活累积得越久，我们的相处模式越随意。我们用方言夹杂着普通话的形式说话。我的丈夫是湖南人，当他不在场时，我和母亲会转成方言对话，那就像是一种从记忆里蹦出来的外语。我意识到母亲是我在深圳唯一需要用方言对谈的人（父亲会普通话），这种方言代表着一种很低微的出身，但也让我感到一种独一无二的紧密联结—一些词句只有我和母亲能懂。 母亲拥有丰沛的方言词汇库，那是她的地下宝藏。天的时候，那些词语仿佛是从深层的岩石中沁出，朝着地下水的出口涓涓涌流。母亲的方言是立体的，构造出多维的世界，声色俱全。母亲经常用方言给我“微电影”。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的母亲有一种独特的回忆时间的方式。她不是按照公历，也不是按照农历。她的记忆以我、我弟弟、我父亲，以及她自己和身边亲人的重大生命选择和经历为坐标。她经常无法精确说出具体的年份，但她记得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我跟你爸结婚那年。你外婆去世那年。”。“你出世那年。”美父西曾然部，阳如“你弟弟出世那年。”处量“你考上高中那年。你外公不在那一年。”量量菌“你上大学那年。”细后自量直微限工人“你毕业那年。” 越是久远的记忆，母亲的细节描述越清楚、生动，年份却越模糊。 直到我工作多年后，一个五一假期结束后的下午，我和朋友在咖啡馆里聊起各自的母亲。我带着一些抱怨，跟她说起我跟母亲分离多年后，又同住到一个屋檐下的种种不适。我常常不知道要怎么跟母亲沟通，我提到一个细节，说，每当我向母亲询问她生命中发生的大事，她总不能给出具体的年份。并且，她常常把生命中一些很痛苦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讲述，比如躲计划生育，跟父亲一起在矿山打工…除了母亲识字少这个理由，我无法理解这背后的真正原因。良香自夏，亲父 朋友向我提到一本书《记忆的性别》，我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了它。我想，母亲记忆的“错乱”，也是一种“被塑造过后的遗忘”。当我越来越多和母亲聊起她的成长经历，聊起她那曾经经历过又失去的世界，我才发现，母亲的生命虽然被时代挟裹，但并不同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第二年秋天，生我那天，母亲在地里收了一天的玉米。晚上回家的时候，已七个多月身孕的她背着一篓玉米，上面还架了一小捆高粱。母亲说，那时候很有劲，像是骡子变的，驮重不知道驮轻。子夜时分，我穿过黑暗，来到人间。我出生后，母亲从窗户上看到了天边的亮光。我是一个早产儿，出生七天，都不知道如何吃奶，母亲用滴管一点点喂。“你跟小猫咪一样，整天睡在我怀里，胳膊就是你的枕头。” 稍长大后，我仍是一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去村里的赤脚医生家扎针、打点滴。有好几次，在生死一线上被抢救过来。“养你一个等于养两个孩子。”对母亲来说，记忆是生动的，是炽热的，也是永恒的。只不过以往她没有说出来，现在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母女穿过时间和痛苦，达成连接。我想，外婆也许怀着巨大的愤怒，怀着对奉献和回报有着巨大不平等的绝望，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的眼泪让我感到不安。外婆自杀这道伤口，在母亲这里似乎永远无法愈合，也是我们整个家庭共同的哀痛。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进入到一个她从未进入的由知识构造的世界。经由学习和阅读，我获得用文字解释生命经验的方法。即使如此，我的母亲仍常常为我现在已有的生活担忧，一旦我不再工作，似乎一切都摇摇欲坠。 当我不理解她时，当我遇到困境时，文字和书写时不时拯救我。我想，我同样可以借写作为由去记录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记忆里模糊的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什么。我必须这么做，去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这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当我们一家人离开乡村后，上面这些习俗也就渐渐消散了，但记忆仍在。那些片段留在了母亲的记忆里，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母亲也在乡村度过了她生命力最为丰沛的岁月。这种仪式给她以尊严，也给了她面对来年生活的动力。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漫长的劳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亲已经把小学三年学的汉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几十年来,她几乎不看书,很少写字,认路靠记标志。但母亲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逻辑,她用乡土社会那一套熟人关系运转自己的世界。她聪明,敏感,记忆力极好,善于捕捉细节,说故事像唱歌一样。她也争强气傲,不甘人后。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你根本不知道为钱犯愁是什么滋味。”《杀人广告》(Murder Must Advertise)(1933)中，凶手对温西说道。但温西的创作者显然能感同身受。回望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一年，除了小说《谁的尸体？》最终大获成功带来的喜悦之外，还有那些患得患失的情绪所带来的黯淡记忆：写作是否真能带来物质上的回报？塞耶斯在给父母的信件中，通常会事无巨细地向父母汇报日常生活、对写作的感受，很少提及那些幽暗的情绪。即便塞耶斯没有全然向父母吐露隐忧，我们仍能从信件中寻找到她在这段时间正经历沮丧情绪的痕迹：“最近发生的事都诸多曲折，令人疲惫，也令人欢喜。我的情绪起伏很大，这一刻还是欢欣鼓舞，下一刻或许就跌入了绝望深渊，连我自己都无法预料。我如此痴迷于彼得爵爷的故事，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写作能完全占据我的思想，这样我才不会一门心思想着那种我渴望却求之不得的生活。”她后来回想起消沉是怎样给她因新获独立而振奋的心灵蒙上阴影，正如痛苦而清醒的认知是怎样煎熬她写作的决心，她明白万一写作这条路无法带来物质回报，那么她投入写小说的时间越多，她亲手给自己搭建的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是情感上，也是经济上—轰塌时就越声势浩大。和H. D. 一样，只有在度过困境之后，塞耶斯才有勇气承认她是如何咬紧牙关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坚持了下来。在梅克伦堡广场，为了抵御时时侵袭的忧郁情绪，塞耶斯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幻想雅致、考究的生活：她将所期望通过写作获得的财富尽数加诸笔下的人物。她在几年后写道：“彼得爵爷有巨额的收入（虽然我从来没有特地思索过收入来源）……我是特意安排给他的。这样的安排不需要我特别费力，而我那时经济相当拮据，给爵爷花钱能让我获得快乐。我不喜欢住在装修简陋的屋子，就给爵爷安排一间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豪华公寓。我屋子里的地毯廉价粗糙，还有个破洞，就给爵爷安排一块极尽华美的奥布松地毯。我没有钱付公交车费，就给爵爷安排一辆戴...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当时，女性有途径获取知识仍会引起社会不安，简·哈里森在剑桥大学古典学的存在因此是对现状的挑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期间，掌握希腊语是社会阶级的一种标志，在公立学校中，只有那些被期望将来获取有权力名望的职位的男孩才有学习希腊语的机会。正因如此，古典学成了不容女性和工薪阶级踏足的知识领域，这也标志着他们被权力体系驱逐。“我愿献出十年生命以掌握希腊语，”克拉丽莎·达洛维自言自语道，她是弗吉尼亚·伍尔夫首部小说《远航》中的人物，作为一位上层阶级的妻子，她一心只想接受教育。随着女性教育逐渐普遍化，对女性而言“掌握希腊语”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拥有可以记诵语法和单词的良好记忆力。学习一门古代语言不仅提出挑战、带来乐趣，更是郑重宣布：女性在智识方面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哈里森在论文《科学仪式的渴望》中写道：“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学习一门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谓趣味无穷，单词之美丽，句法构成之严密，无不令人心醉神迷……第一次在脑海中重新搭建历史过往，令人欣喜无限。”长久以来，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无外乎妻子、母亲需要的实用技能。现在能够出于单纯的喜好选择一门学科，几乎称得上是令人大喜过望的突破性举动。哈里森相信“学习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生来被赋予的权利”，所谓某一领域“不适宜女性”学习的言论让她愤懑。幼年时期，一位姨母曾将她的希腊语法书没收，“刻薄地”提醒她，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根本用不着这些。这段回忆让哈里森始终无法忘怀：“就因为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应该永远待在房子里做些分内之事。学习殿堂的大门关闭之时，她清晰地听见了哐当的声音。”这扇关闭的大门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也能找到呼应：门房没收了钥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大门在伍尔夫面前缓缓闭上。伍尔夫在论文中将“家”—一个将女性利益放置于次要地位的地方—所要求的使人感到腻烦的屈从性转变为对全新居住空间乃至全新生活的期盼，在新环境中，女性的学术...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 请牢牢记住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生活物资和农产品被认为来源于一名女性神灵。想象一片土地，在那里，负责产品收集和分配的不是男人，而是妇女和女孩。突然间，那些人们记忆中的重要女性不再是虚无缥缈、形象模糊的超自然怪物，而是被视为处于社会中心的意识清醒的强者。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一个女性向来很少得到认可的社会中生活，因此很容易认为当女性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那些女性的代表肯定特别优秀、特别超凡脱俗，甚至可以说，就是女神。但是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最重要和最强大的秘密，生命的诞生，显而易见地由女性掌控着，然后再推测一下，结果便是有血有肉的女性每天都享受着巨大而实实在在的尊敬。 请牢牢记住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生活物资和农产品被认为来源于一名女性神灵。想象一片土地，在那里，负责产品收集和分配的不是男人，而是妇女和女孩。突然间，那些人们记忆中的重要女性不再是虚无缥缈、形象模糊的超自然怪物，而是被视为处于社会中心的意识清醒的强者。 因此，海伦在有生之年里完全可以轻松地在世间行走。她死后，关于这个耀眼生物的记忆和故事使她的灵魂得以不灭。现在，地在公众的想象中已经成为一名神祗，然而，她在男人心目中的形象却千变万化一公主、王后、妻子、情人、妓女、女英雄、星星和性爱女神。不管她的装束如何，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变，即她永远都是那个耀眼的海伦 —“Eleni'”。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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