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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向原初人的回复或像在印第安人中那样并不中断与原初人的联系，能使人保持与大地母亲的接触，永葆所有力量的原始本源。然而，从已经分化的观点的高度来看，诸如理性观或道德观，这些本能力量是“不纯的”。但生命本身的源头既清澈又浑浊。因此凡是太“纯洁”的东西也就缺少生命力。一种执著的对清澈的追求和分化的努力都意味着生命强度的均衡的丧失，这恰恰因为浑浊的因素的被排除。生命的每一次更新既需要浑浊也需要清澈。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0

心是“内在于我们的神”，它存在于每一个体中。它是真实自性。藤树区分了真实自性与虚假自性。虚假自性是一种混杂有邪恶的信念的后天获得的人格。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人格面具（persona），即那种我们自己的普遍观念，我们从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对我们的影响的经验中建立起这种观念。用叔本华的话来说，人格面具是如何呈现于某人自己及其世界面前之物，但不是此人的存在之物（what on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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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如此地缺乏教养，以致我们实际上需要外在的律令，需要高高在上的工头或父亲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可做的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仍然如此野蛮，以致任何对人的本质规律的信赖，在我们这里却表现为危险的和非道德的自然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在野蛮人的文化表层下，兽性随时潜伏着，这就足够证实他的恐怖了。然而，这头锁在牢笼中的野兽并未被驯化。并不存在超出自由的道德。当野蛮人释放出他自身中的兽性时，那并非自由而是奴役。因而赢得自由之前野蛮性必首先根除殆尽。从理论上说，当野蛮根性及其道德驾驭力被个体感受为他自身的本质因素，而不是感受为外在的限制时，这种状况就出现了。但是，除了通过对对立的冲突的解决外，有谁能获得这种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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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泥土覆盖，筑室于开阔的天穹之下，我把我的住所建在一棵树下，抛弃所有所爱之物也抛弃所有所憎之物，既不品尝悲哀又不享受快乐，既避开责怪又回避奖赏，既不怀有希望也不思考尊敬，既无财富又无牵挂，这样，就从对立中解脱出来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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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富人显示他的社会地位的方式是从不亲自在公共场合露面，除非在两个侍人的搀扶下才这样做。埃庇米修斯为留下这样的印象也摆出了这种姿势。高贵的举止必须同时配合着告诫与道德的说教。并且，当这样做没有奏效时，他人至少也会因自己地位的低下而吓得不知所措。因此，所有目的都在于产生一种印象。有个美国人说过这样的话：“在美国，有两种人能获得成功——能做事的人和能巧妙行骗（bluff）的人。”这意味着，假象往往像实际行动一样地能成功。诸如此类的外倾型偏喜欢以外表来产生效果。内倾型则企图凭力量来做到这一点，为达此目的即使白费力气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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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态度必然使一切严肃性都荡然无存，因而就开启了通向席勒所谓的“无限的可决定性”（unlimited determinability）③的道路。本能有时为感觉所吸引，有时又为思维所引诱；它时而与客体玩耍，又时而与观念嬉戏。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完全与美游戏，因为那时，人不再是一个野蛮人而是已经受过审美教育的人了，然而问题在于：人怎样能摆脱这种野蛮状况呢？因此，首先必须确定的是，人从何处确立他最内在的存在中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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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损害作用已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我们现代文化的巨型组织实际上所追求的是对个体的全面扼杀，因为它们的真正存在依赖于对个体人所具有的优势功能的机械运用。这里真正举足轻重的不是人，而是人的一种分化了的功能。在我们的集体文化中人不再作为人出现：他只不过作为一种功能的代表，更有甚者，人甚至完全与这种功能相等同，并把其他的劣势功能全都拒之门外。因此，现代人被贬低为一种纯粹的功能，因为它代表了一种集体价值，唯一可能的生计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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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倾向阻止了我们对一种有别于主体心理的心理进行了解和评价,因为具有集体倾向的头脑完全不能象借助于投射那样,凭借其他任何方式来进行思考和感觉。我们理解为“个体”概念的东西只是我们在人类思维和人类文化的历史中的一种相对新近的获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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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种概括是以科学精神的方式进行，但我们绝不能忘记，科学并不是生命的结论，它实际上只是心理态度中的一种，只是人类思维形式中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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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提斯泰尼是一个前基督教的异教徒，从最原初的年代以来，阳具这一被公认的象征所代表的东西，即感官的愉悦，是他衷心感到兴趣的一不单是他这样，我们知道整个犬儒学派都是如此，这一学派反复强调的主旨是：回归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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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向内思索，思考自身；另一种人则向外探求，靠近客观世界。他把前者称为内倾型，把后者称为外倾型。任何人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归于其中的某一类型。烙込为之所以存在内倾和外倾两种类型是因为世界存在两种现实：其一是外在现实，即外在客观世界；其一是内在现实，即“自身”，人的内在心理模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的精神活动必须在两种现实上均衡发展（但这只是一种对未来的人的理论设想，实际上在现代是不可能的），任何过度的片面化一一过分内倾和过分外倾一一都会导致心理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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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德国古典思想家的时代会出现对古代世界的极度仰慕，对他们来说，古代世界乃是个体文化的象征，这使得古代世界极大程度上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通常被全面地理想化。有不少人甚至还试图竭力模仿或恢复希腊精神，这些意图在我们今天看来真有几分愚蠢，但是它们仍然必须被视为个体文化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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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界中，某些人物显然可以达到很高的个体文化水平，但是整个集体的文化水平却仍然处于相当原初的状态。这种集体文化的伟绩要留待基督教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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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本身作为一种目的肯定是一种崇高的理想，然而这种理想的实现却会造成这种情形：有多少门科学和艺术，就有多少的“自身即为目的”。自然，这不仅会导致相关的特殊功能高度的分化和专门化，而且也会导致它们与世界和生命的疏远，导致专门化领的日益增多，相互之间逐渐地失去所有的联系。所产生的后果乃是贫乏与枯瘠，不仅在专业化领域，而且也在每个人的心理方面，人自己与自己相分离、或者说每个人都降低到专门家的水平上去了。科学必须证明她对生命的价值：她仅仅作为女主人并不够、她还必须成为一个女仆。她这么做并不会是他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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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这段话中除去内倾性格特征的某种自卑感，而给它补充这样的事实，即与其说“巨大的观念世界”受外倾型的统治支配，倒不如说席勒本人受制于这一世界，那么，席勒就勾勒出了一幅关于他思想贫乏的鮮明画图，所谓贫乏乃是一种本质上抽象的态度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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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意识态度在对理想的追求中，它总是从每一个事件中取得经验，再从经验的概括中引导出规律，这种抽象的意识态度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局限和贫乏，这是内倾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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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倾型的观点来看，我们则只能说，个人的自我揭示仅仅在且唯独在它的关系中，即在与客体相关联的功能中能揭示自己因为就内倾型而言，“个人”完全系于自我，而在外倾型那里，个人却系于他的感受性，而非具有感受作用的自我。可以说，他的自我远没有他的感受性那么重要，即远没有他与客体的关系那么重要。外倾型往往于变化不居中认识自己，内倾型则于恒定中认识自己。对外倾型来说，自我绝不是“永恒不变的”，他也很少去关注他的自我。相反，对内倾型来说，自我却变得十分重要了他因而从所有易于影响他的自我的客观变化中退缩回来。在他看来，感受性意味着某种确实导致痛苦的东西，而在外倾型那里，它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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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尼采的思想把我们引向第三和第四种心理类型的原则，人们可以称之为与理性类型（思维型和感情型）相对的审美的”类型。它们是直觉型和感觉型。这两种类型与理性型一样具有内倾和外倾的机制，但它们既不像思维型那样，把对内在意象的知觉和沉思分派到思维中去，也不像情感型那样，将对本能和感觉的感触体验分派到情感中去。相反，直觉者将无意识知觉提升到一种已分化的功能的层面，使他能借直觉来实现他与外部世界的适应。他的适应借助于无意识的指引。这种指引是他通过精细非凡且敏锐的知觉以及对微弱的意识刺激的诠释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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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生命可能存在，希腊人不得不因纯粹的必然性而创造了众神……希腊人了解和感到存在的恐惧与丑恶；为了最终能够活下去，他们不得不于自己与恐惧之间设置了光辉的虚构的奥林匹斯世界。那种对巨大自然力的疑惧，那无情地出现在一切知识宝座上的莫拉（ Moira）；啄食伟大的博爱主义者普罗米修斯的鹰；聪明的俄狄浦斯的可怕命运；驱使莱斯特斯（ Orestes）弑母的阿特留斯（ Atrides）家族的可怕的灾祸；这一切恐惧都被希腊人经由奥林匹斯这个幻想的中介世界而重新征服了，或者至少被掩盖起来从视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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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定义非常简单：“素朴诗人即是自然（ is nature），而感伤诗人则寻索自然（ seek nature）。”这一简要的陈述颇具欺骗性，因为它预设了两种与客体的不同的关系。因而这样的说法是有诱感力的：那些将自然作为客体来寻索或期望的人并不拥有自然，他们是内倾型：相反，那些本身即是自然，因而与客体处于最亲密的联系中的人，则属于外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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