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鄂兰简介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阿伦特以三部代表作奠定学术声望。《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将纳粹体制视为一种本质上有别于传统暴政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现象,并加以系统辨析。《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1958)提出“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三重区分——“劳动”(labor)、“工作”(work)与“行动”(action)——并围绕“自由”(freedom)、“诞生性”(natality)、“多元性”(plurality)、“显现空间”(space of appearance)与“权力”(power)等核心范畴,重新审视现代政治的基本问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1963)则是对战犯审判的报道,提出“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这一著名概念,由此引发关于个人责任与判断力的广泛争论。
除上述著作外,阿伦特还著有《拉海尔·法恩哈根传》(Rahel Varnhagen,1957)、《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1961)、《论革命》(On Revolution,1963)、《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1968)与《共和国的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1972)等,主题涵盖革命、自由、权威、传统、现代性与公民身份。在方法与立场上,她自觉身处传统断裂的“无扶手”(without a bannister)境况,综合瓦尔特·本雅明的“碎片式史学”(fragmentary historiography)与海德格尔的“解构式阐释学”(deconstructive hermeneutics),回到希腊城邦(polis)的经验,以重申政治作为“公共领域”的意义。她既批判代议制民主的官僚化倾向,强调公民参与(active citizenship)与公共审议(deliberation),又坚定捍卫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法治(rule of law)及基本人权,其思想常被置于古典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的谱系之中。
晚年,阿伦特转向“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相关的心灵活动研究,完成遗著《心灵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1978,身后出版)的前两卷“思考”(Thinking)与“意志”(Willing),未竟的“判断”(Judging)部分之材料与讲义后以《康德政治哲学讲稿》(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1982)发表。总体而言,阿伦特以对极权经验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行动—判断”范式的重建,深刻重塑了我们理解政治、道德与共同世界的方式。
1.菜辛从未与他所生活的世界和平相处。他喜欢“挑战偏见”和向宫廷的臣仆们宣示真理”。尽管他为这些快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们仍然是真实的快乐。有一次,当他试图向自己已解释这种“悲剧性的快乐”的来源时,他说:“所有的激情,甚至最让人不快的激情,作为激情都是快乐”,因为“它们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它们使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真实”。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刘地回想起希腊人关于激情的学说,他们把诸如愤怒这样的情感列入“使人快乐的激情”当中,却把希望和恐惧一起算到坏的激情里。就这一评价取决于真实性( reality)方面的差异而言,它与菜辛完全相同;不过,他们所说的“真实性”都并非以激情对灵魂的影响力来衡量,而毋宁说是由激情传达给灵魂的现实性( reality)的程度来衡量的。在希望中,灵魂越出了现实,正如在恐惧中它从现实面前退缩了回来。然而愤怒,尤其是莱辛身上的那种愤怒,却显明和揭示出了世界,正如菜辛在其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 Minna von Barnhelm)中的笑声试图带来与世界的和解那样。这样一种笑帮助人在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但它仍然是反讽性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把人的灵魂出卖给世界。快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强化了的对真实的意识,它来自一种对世界的热情开放和对世界的爱。甚至那种关于人将被世界毁灭的知识,也不能减损这种“悲刷性的快乐”。
2.人们尽管在生存上是完全有条件的——受限于生死之间的寿命,服从于谋生的劳动,为使自己栖居于世界而工作,为使自己在同侪社会中觅得一席之地而奋起行动,但能够在心灵上超越所有这些条件,不过也只是在心灵上超越,而永远不会在现实或认识和知识中超越,正是借由后者,他们才能够探究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实在性。对于他们生于其中并受其限定的现实,他们能够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他们能够意愿不可能之物,比如永恒生命;他们也能够思考未知之物和不可知之物,就是说能够对它们展开有意义的思辨。尽管这样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比思考和行动之间更为显然和根本的对立了,但我们借以行动的原则,我们借以判断和规范我们生活的标准,最终都取决于心灵生活。简言之,它们取决于这些显然无利可图的心灵事业的展现,后者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直接赠与我们行动的力量”(海德格尔)。
3.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代》(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剑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一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可见,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花样翻新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借此佐证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使光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4.有理由认为,让逐渐破落的富人相信他们此时的贫穷,正如让逐渐富裕的穷人相信他们此刻的富足一样困难;前者似乎被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大手大脚冲昏了头脑,后者则似乎被小气吝啬所支配,这种小气吝啬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根深蒂固的恐惧,不知道第二天会是什么样。
5.剧的主旨是一种强烈的诱惑——在一个使善良成为不可能的世界中,在一个自我否定的环境中,去做一个善良的人。布莱希特剧本中的戏剧冲突几乎总是类似的:那些被悲悯之心所驱使,着手去改变世界的人负担不了善。
《平凡的邪恶》简介
《平凡的邪恶》是汉娜·鄂兰所著、施奕如翻译的纪实类图书,2013年由玉山社出版,副标题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该书基于作者1961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对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的现场观察,剖析其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中的具体职责,提出恶的平庸性概念,原书名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全书通过艾希曼从万...(更多)《黑暗时代的人们》简介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某种启明。而这种启明,往往并非来自理论与概念,而是来自某些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的生命与作品中,在几乎任何情境下所点燃的那种不确定、微弱、时常摇曳的光。 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名人评传,而是聚焦于政治灾难与道德溃败中,如何保存人性与思想之光辉,也是阿伦特以书写他者的方式完成的自我剖析。...(更多)《人的境况》简介
当我们在行动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在其毕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直面现代性的深层危机,从政治哲学的源头出发,试图为政治提供一种从实践自身出发的哲学阐述:重新发掘古希腊城邦的实践概念,分析实践生活的三种形式劳动、制造与实践。政治即实践。唯有在承认多元、维护显现空间、让实践得以发生的...(更多)《我想理解》简介
汉娜·阿伦特,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政治思想家。她批判极权主义,反观现代社会,思考反犹主义。她关于平庸的恶的概念引发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时至今日,人们对阿伦特的误解要多于真知。 本书汇集了阿伦特本人认为尤其重要的数次电视访谈、她写给雅斯贝尔斯夫妇的书信节选等。这些文本真实呈现了阿伦特的人生与思想图景。我们在此听...(更多)《心灵生活》简介
本书被公认为作者最伟大的著作,也是其生命之火将熄灭前的遗世制作,书中探索了沉思生活中的思维本身,同时此书也标志着一种转向。书中内容原计划由三个部分《思考》(thinking)、《意志》(willing)、《判断》(judging)组成,终因作者心脏病发作,第三部分未得完成。已完成部分由作者的好友作家玛丽麦卡锡于1978年整理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阿伦...(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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