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鄂兰简介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出生于德裔犹太家庭。1924年,她入读马尔堡大学,师从马丁·海德格尔,后在弗赖堡聆听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课程。1926年,她转至海德堡,在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奥古斯丁中的爱之概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1929)。1933年,因纳粹上台而流亡海外,先后在布拉格、日内瓦和巴黎为犹太难民组织工作。1941年,她移居美国,活跃于纽约知识界,并在多所大学任教,长期担任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政治哲学教授。

    阿伦特以三部代表作奠定学术声望。《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将纳粹体制视为一种本质上有别于传统暴政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现象,并加以系统辨析。《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1958)提出“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三重区分——“劳动”(labor)、“工作”(work)与“行动”(action)——并围绕“自由”(freedom)、“诞生性”(natality)、“多元性”(plurality)、“显现空间”(space of appearance)与“权力”(power)等核心范畴,重新审视现代政治的基本问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1963)则是对战犯审判的报道,提出“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这一著名概念,由此引发关于个人责任与判断力的广泛争论。

    除上述著作外,阿伦特还著有《拉海尔·法恩哈根传》(Rahel Varnhagen,1957)、《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1961)、《论革命》(On Revolution,1963)、《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1968)与《共和国的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1972)等,主题涵盖革命、自由、权威、传统、现代性与公民身份。在方法与立场上,她自觉身处传统断裂的“无扶手”(without a bannister)境况,综合瓦尔特·本雅明的“碎片式史学”(fragmentary historiography)与海德格尔的“解构式阐释学”(deconstructive hermeneutics),回到希腊城邦(polis)的经验,以重申政治作为“公共领域”的意义。她既批判代议制民主的官僚化倾向,强调公民参与(active citizenship)与公共审议(deliberation),又坚定捍卫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法治(rule of law)及基本人权,其思想常被置于古典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的谱系之中。

    晚年,阿伦特转向“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相关的心灵活动研究,完成遗著《心灵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1978,身后出版)的前两卷“思考”(Thinking)与“意志”(Willing),未竟的“判断”(Judging)部分之材料与讲义后以《康德政治哲学讲稿》(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1982)发表。总体而言,阿伦特以对极权经验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行动—判断”范式的重建,深刻重塑了我们理解政治、道德与共同世界的方式。
    汉娜·鄂兰个人介绍
    国籍: 德国
    主要职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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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代》(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剑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一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可见,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花样翻新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借此佐证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使光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2.人们尽管在生存上是完全有条件的——受限于生死之间的寿命,服从于谋生的劳动,为使自己栖居于世界而工作,为使自己在同侪社会中觅得一席之地而奋起行动,但能够在心灵上超越所有这些条件,不过也只是在心灵上超越,而永远不会在现实或认识和知识中超越,正是借由后者,他们才能够探究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实在性。对于他们生于其中并受其限定的现实,他们能够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他们能够意愿不可能之物,比如永恒生命;他们也能够思考未知之物和不可知之物,就是说能够对它们展开有意义的思辨。尽管这样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比思考和行动之间更为显然和根本的对立了,但我们借以行动的原则,我们借以判断和规范我们生活的标准,最终都取决于心灵生活。简言之,它们取决于这些显然无利可图的心灵事业的展现,后者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直接赠与我们行动的力量”(海德格尔)。

    3.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

    4.瑞典对所有被迫害者迅速提供政治避难,有时甚至提供瑞典国籍。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是慎之又慎的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地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犹太人恰好有充足的时间离开他们的公寓,去往藏身之所。这在丹麦非常容易办到,因为,用判决书里的话说“所有丹麦人民,从国王到平民”,都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丹麦的反应乃政治嗅觉敏锐的结果,即是说,丹麦人对保障公民权与独立权的条件和义务有着与生俱来的领悟力——“对丹麦人而言......犹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人道问题”(莱尼·亚希勒);而意大利的情况,则可追溯到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所持有的总体人文精神上来。

    5.菜辛从未与他所生活的世界和平相处。他喜欢“挑战偏见”和向宫廷的臣仆们宣示真理”。尽管他为这些快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们仍然是真实的快乐。有一次,当他试图向自己已解释这种“悲剧性的快乐”的来源时,他说:“所有的激情,甚至最让人不快的激情,作为激情都是快乐”,因为“它们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它们使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真实”。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刘地回想起希腊人关于激情的学说,他们把诸如愤怒这样的情感列入“使人快乐的激情”当中,却把希望和恐惧一起算到坏的激情里。就这一评价取决于真实性( reality)方面的差异而言,它与菜辛完全相同;不过,他们所说的“真实性”都并非以激情对灵魂的影响力来衡量,而毋宁说是由激情传达给灵魂的现实性( reality)的程度来衡量的。在希望中,灵魂越出了现实,正如在恐惧中它从现实面前退缩了回来。然而愤怒,尤其是莱辛身上的那种愤怒,却显明和揭示出了世界,正如菜辛在其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 Minna von Barnhelm)中的笑声试图带来与世界的和解那样。这样一种笑帮助人在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但它仍然是反讽性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把人的灵魂出卖给世界。快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强化了的对真实的意识,它来自一种对世界的热情开放和对世界的爱。甚至那种关于人将被世界毁灭的知识,也不能减损这种“悲刷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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