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和有意作恶是罕见的,甚至比善行更罕见;根据耶稣的说法,它们将在末日审判时由上帝来处理,末日审判在尘世生活中不起什么作用,而且末日审判也不是以宽恕为特征,而是以报应(apodounai)为特征。[79]但是过失是常见的行为,是行动在一个关系网内不断建立新关系的本性使然,因此它需要被宽恕、被放下,以便人们可以从他们在无知状况下所做的一切中解脱出来,使生活得以继续下去。[80]人们只有通过不断的相互宽宥,才能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解脱出来,保持自由行动者的身份;人们只有经常愿意回心转意和重新开始,他们才可以被信任地支付如此伟大的权力,以便开始新的事物。P186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的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
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
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
那些我将要见的人,都会成为我的朋友。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我不能选择
怎么生,怎么死;
但我能决定
怎么爱,怎么活。
这是我要的自由,
我的
黄金时代。
李樯 《黄金时代》1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的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
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
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
那些我将要见的人,都会成为我的朋友。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我不能选择
怎么生,怎么死;
但我能决定
怎么爱,怎么活。
这是我要的自由,
我的
黄金时代。
李樯 《黄金时代》1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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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在现实里,人类沦为机器的奴和栖牲品,而机器侵占人们的时间和空间:人类还被应该用来保家卫国的军备势力所威胁和恫吓;人类的精神和道德自由,虽然在一半的世界里在一定范围内被保障,但也时常在混乱中迷失方向,而在另一半的世界里却已然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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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0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农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名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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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国史新论》0并不因为有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称号,大家就从此认为有必要齐心协力。每一个人在这里,他首先是一个人,有着自己“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于美国人,这就够了。这种美国人极其朴素的感情,至今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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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如果说想象力贫乏、理解力有限的人竭力想钻进中上层社会,那幺,那些有着天赋过人心智和洞察力的精英们则正在奋力摆脱束缚,准备俄走进另类的行列。只有超然于阶层混乱造成的压抑和焦虑的另类,才是一个真正享有硬币上允诺的自由的美国人。也只有在另类的世界里,一个美国人才能躲开曾腐蚀了无数人的野心和妒忌。
保罗·福塞尔 《格调》0
保罗·福塞尔 《格调》0像历史上所有中途受挫的政治激进运动一样,未完全耗尽的革命能量被迫转入象征领域的斗争,即从街头转入书斋。然而,激进派很快意外地发现,原来象征领域的斗争远比街垒战更加大有可为、更加触及根本(其实也更安全);此外,他们越来越陶醉于革命联动效应的幻想,仿佛只要一砖一瓦地拆除了象征领域这座顽固的作为基础的堡垒,那幺具有压迫性的权力秩序就会随之轰然坍塌,公正而自由的世界就将来临。他们从经济基础领域退入上层建筑领域,从现实政治领域退入文化象征领域,却又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作了一番修改,变换成以福柯为其代表人物的那种“权力/话语”模式,作为利器带进了文化象征领城。这样,象征秩序被设想为权力秩序的基础。他们绝不是布朗基那一类身着黑色披风的革命密谋家,而是革命的鼹鼠:他们在象征领域的历史地层深处四处打洞,到处啮噬权力等级制的大树盘根错节的根茎,直至地面上的大树因象征水分和合法性养分的枯竭而衰萎败落。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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