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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这一点，我在喀布尔的集市上买了一套布卡。布卡由头套和围罩两部分组成：头套顶部缝着一个用布缠着的箍子，沉重的箍子可以让布卡稳稳地卡在脑袋上而不至于轻易摇摆；头套的眼睛处缝着一片网格，头套里的人通过眼前的网格来视物、呼吸；头套往下是一个多褶的灯笼般的大围罩，它将人的身体完全包裹住，只露出双脚一一副合适的布卡应该不长不短，恰好垂至脚面，能将大部分鞋子遮住。后来我在别处发现，布卡也如时装般在长短和颜色上各有差异。可这个大布罩十分憋气，即使有那一小片布网也无法看清面前的路，这简直比不穿布卡更危险。我知道若是天天穿着它，自己终究会像阿富汗妇女一样行动自如，但在喀布尔时我一直没鼓起勇气穿它出门，直至去了南部它才派上用场。装为），一而当我穿着绿色的长裙长裤、披着头巾行走在喀布尔街头，或一头扎进当地集市时，就要习惯男人的瞪视、孩子的口哨，以及别人的讪笑和有意无意对我身体的冲撞。我还要经常提醒自已，人家并没有请我来这里，也没有不让我穿布卡，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然而怒气还是日渐积聚。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此时我们身后又来了一辆班车，车子响了下喇叭，我朝车子摇了摇头。没想到他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我。“拿着，坐车去！哪里有省这个钱走去卡里马巴德的道理！” 我坚决不接受。他生气地把钱塞进我的背包，开着摩托一溜烟跑走了。到了前面一百米远的地方，他停下来回头看看我，我攥着那钱向他挥了挥手。他重新把头巾裹到脸上，真的走远了。在当今世界，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已不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是必须面对世界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多少显得有些被迫和勉强。可以料想得到在此过程中，民族性格里的那份纯朴与天真虽然珍贵，却终会与其他文化传统一道随着发展而慢慢流失。虽然这里人们的坦荡天真与我的性格非常投契，可我当然不会自私地希望他们在发展中永葆天真，也当然会在他们的变与不变之间保留自己悄悄的叹息。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人性自由与伊斯兰信仰的结合，这是多幺鼓舞人心愿意的设想。然而面对世界的残酷真实，这更像是一种乌托邦。有多少时候，乌托邦似的理想仿佛只是作为一种人性的证明而存在。管时或识小三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因此，当后来结识了三个巴基斯坦青年时，我就有意与他们讨论起这个伊斯兰国家的自由问题。他们要自由，也要伊斯兰，试图设想一种将伊斯兰传统和人性自由结合起来的完美模式。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他们哪里知道，我那诚挚的表象下完全是副狡猾的心思：我并不在乎问题的答案，只是想跟他们交谈。只有通过交谈我才能接触他们，他们才不至于如同气味一般从我眼前飘忽而过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在自己的记忆里收藏他们的痕迹。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我说：“站长，要不你也上车来一起说说话吧，我睡不着。”他就打开车门上来，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面对着车窗外璀璨的群星和群星下黑黝黝的无际森林，我们聊了很久。他说了很多，说起他在这片森林里的生活，他的家庭、妻子和女儿。我沉默地听着。我们凝望着眼前的斗转星移，四周是同样沉默的莽莽森林，他的话语融化其间，似近似远。那个夜晚，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那幺年轻美好，那幺意味深长。天空上，星星很大很美，或者说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是那幺大，那幺美。…… 亲爱的陌生人，除了在记忆中，我到哪儿可以找到你们呢？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不仅仅是提供了关于创造性的一种描述。它还提供了一种不再局限于艺术家小群体的重要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艾滋病强化了那些十分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话语的力量，这些话语越来越经常地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习惯于为自己提供快乐的人所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引导到自我约束、自我节制（节食、运动）的计划中来。小心你的欲望。照顾你自己。不要放纵自己。很久以来，以健康的名义或以塑造理想身体外观的名义，人们对某些过度的欲望施加了种种限制——是自愿的限制，是自由的实践。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正因为癌症隐喻如此偏激，它才尤其带有偏见—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惟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他怀疑德国人出于他们受伤害的自尊，现在正为自己塑造一种新的形象，他们想象自己是一个被挑选出来的拯救世界的民族。这些满怀敬畏之情的观众见证了元首的专机穿过云雾笼罩的崇山峻岭，逐渐下降到地面；他们共享的悲剧性历史在悼念战场死者的仪式中被唤起一正如马克西米利安给我们描述的那样，在悼念仪式中，希特勒、赫斯和希姆莱伴着一首使整个民族的灵魂都从内心深处激动不已的丧礼进行曲，迈步穿过宽阔的大道，两边站着那些排得笔直、由新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由一动不动的德国人体组成的行列和队伍；人们看到那些为祖国的毁灭奉献了一生的士兵，看到旗帜组成的森林在照进黑夜的手电筒光下神秘地飘动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此外，还出现了对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的预测。现实少说也经历了两次分裂，裂为真实存在之物与其替代版本。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图像。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投影。不过，对人们来说，既然真实事件似乎经常与图像一样缺乏现实性，需要通过自己的图像来确认自身，那幺，我们对事件的当下反应，就得采取与之相适的计算方式，从事件以投影的、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影像中来确认事件。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或许，艾滋病正在拓展人们的习性，使其对从核武器的储存和炫耀中展现出来的全球毁灭远景变得习以为常。伴随大灾难修辞的膨胀而来的，是大灾难的与日俱增的现实性。一个永恒的现代故事情节：大灾难隐隐迫近…然而，它并没有出现。它仍然在隐隐迫近。我们似乎处在一种现代大灾难的阵痛中。有一个还没有发生的大灾难，但其结果怎样，尚无人知晓：我说的是那些悬在我们头顶上、环绕整个地球的导弹，其核弹头能把地球上的全部生命毁灭很多次，但它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射出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桑塔格在行文中还使用了另外一个词义与“foreign”和“exotic”有重叠之处的词“alien”（外国的，外侨的，异己的，另类的，等等）。但在当今这个“政治上正确”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这些词用起来都很谨慎，因为它们都含有“排斥”的含义，例如，在美国官方文件上，谈到“外国留学生”时，不用“foreign students”，而以“international students'”取而代之。这也是为什幺一些到中国留学或旅行的美国人听到中国人称他们为“老外”（其实这并没有丝毫恶意）时，会感到受了侮辱。——译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令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这一点，得到了感伤文学的肯定，更令人信服地由医生一作家提供的病案史所肯定。某些疾病比起其他疾病来说似乎更适合这种思考。奥利弗·萨克斯利用灾难性的神经疾患作素材，来描绘受难与自我超越，身体衰弱与精神昂扬。他的伟大的先驱者托马斯·布朗爵士为类似的目的而利用结核病，以此来思考一般的疾病，在《至交谢世之际致友人书》（一六五七）中，他从有关结核病的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中读出了那种前浪漫主义的意义：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病法（“一种缠绵之病”），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死法（“他温柔的死”）。有关这种温柔的或从容的死的假想——实际上，因结核病而死通常是难忍的，是极度痛苦的——是围绕着大多数不被认为具有伤风败俗或有辱身份色彩的疾病而建立起来的那种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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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与自浪漫主义作家时代始建立起来的肺结核与精神活动提升之间的关系一样，当梅毒与精神活动提升（“狂热”）之间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时，梅毒试图获得某种模糊的正面联想。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梅毒引起的精神错乱中离开人世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聊表敬意似的，人们逐渐相信，神经性梅毒引起的大脑损伤实际上会激发原创性的思想或者原创性的艺术。托马斯·曼的小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早期的各种疾病神话的仓库，他把关于梅毒的这一看法作为对其作品《浮士德博士》具有核心意义的冥想，其主人公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自愿感染上梅毒一一魔鬼向他保证，他所受到的感染将只限于中枢神经系统，并赋予他二十四年的光辉夺目的创造力。E·M·西欧朗回忆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罗马尼亚时，对梅毒的羡慕之情如何出现在他少年时期对文学荣耀的期待中：他幻想着发现自己已染上梅毒，由此被给予了富于天才般超常创造力的数年光阴，然后就精神崩溃，陷入疯狂。对这种具有神经性梅毒特征的精神分裂症的浪漫化，是二十世纪把精神疾病作为艺术创造力或精神原创性的源泉的那种更加顽固的幻象的先行者。然而，对艾滋病来说一尽管此病也经常引发作为晚期症状的精神分裂症却没有出现这种补偿性神话，也似乎没有出现的可能。像癌症一样，艾滋病不允许浪漫化或情感化，这也许是因为它与死亡的关系过于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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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爱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一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一一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环是，做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回圈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爱滋病之所以变得如此众所周知，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它在富裕国家首先侵袭的是这么一群人：全是男性，几乎全为白人，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能说善道，知道怎样游说和组织，以引起对爱滋病的公共关注，获得对抗爱滋病的公共资源。由于爱滋病被这样表现出来，引起了我们对它的高度意藏。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临于特权人口的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型。生物学家和公共衡生官员所预测的前景’远此人们所能想像的或社会（以及经济）能够承受的要糟糕得多·当人们每天都读到对爱滋病病例通报率最高的美国所造成的损失的骇人估算时，那些负责任的官员对轻济和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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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总体」馨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爱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机·我们眼下并没有遭受侵犯·身体不是战场。爱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牲品，也不是敌人。我们—一医学和社会一并没有被授予什么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对军事隐喻，我愿衍译卢克莱修的话：把它交还袷战争的制造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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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话如同癌瘤一样扩散。”在癌症的早期修辞性使用中，癌症被当作“懒散”或“懒惰”的隐喻。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者“增生”，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一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一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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