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结核病的情形而言,患者是在消弭自己,使自己变得优雅,回归到核心,即那个真实的自我。就癌症的情形而言,那些非智性的(即“原始的”、“幼稚的”、“隔代遗传的”)细胞大量增生,患者于是被那个非我所取代。免疫学家把身体的癌细胞归类为“非我”。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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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提供了一种不再局限于艺术家小群体的重要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结核病成了自我放逐和过一种旅行生活的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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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结核病也曾经被解释成失意带来的恶果。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谓自由的性生活是预防癌症的良药,这就像从前,人们基于几乎相同的推理,常常给结核病人开出性生活的药方。在《鸽翼》中,米莉·希尔的医生建议她恋爱,作为治疗她的结核病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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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结核病的梭罗于一八五二年写道:“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如…痨病产生的热晕。”没有人以思考结核病的方式来思考癌症一把它想象成一种裹着一层光辉的、通常具有抒情诗色彩的死亡。对诗歌来说,癌症是一个罕见的,至今仍令人感到不体面的题材;要美化这种疾病,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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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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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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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一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而恐外性的宣传总是把移民描绘成疾病(在十九世纪末,是霍乱、黄热、伤寒、结核等疾病 )的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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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疾病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当疾病的传染性使那些本该前来助一臂之力的人避之惟恐不及时,甚至连医生也不敢前来时…这是对病人的公民权的剥夺,是将病人逐出社会…奥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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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之于结核病和癌症之上的这些隐喻,可以看出一类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令人恐惧的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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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多幺难以正视死亡。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词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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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并未明确告诉过我什幺,”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四月从疗养院(两个月后,他死于该疗养院)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因为一谈到结核病……每个人的声音都立刻变了,嗓音迟疑,言辞闪烁,目光呆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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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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