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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在以色列境外（在商讨《菜茵水星报》所说的“棘手问题”，即“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历史和政治罪责的可能性以及边界问题”的一次巴伐利亚天主教学院会议上），塞尔瓦蒂乌斯更进一步，宣称“艾希曼审判中唯一合法的刑诉程序就是对他的以色列绑架者的审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
    《平凡的邪恶》
    讲故事——至少在不作任何文学加工的前提下讲——有多么困难；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瑕；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会拥有。没有人，无论之前还是以后，拥有比青德尔.格林斯潘更加可贵的诚实品质。
    《平凡的邪恶》
    的确，集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做的不懈努力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类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意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
    《平凡的邪恶》
    对于被指控的罪行，艾希曼一直坚称他只“协助并教唆”犯罪，并未亲手杀过人。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判决书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控方没能成功证明被告的这个说法有误。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触及罪行的本原（这不是普通的犯罪）和犯人的本性（他也不是普通罪犯）。判决还委婉道出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死亡营里，囚犯和受害者才是真正“用双手操纵杀人工具”的人。判决书指出的正是症结所在，这才是事实真相：“一旦我们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条的原话来描述他的行为，那么一切从本质上说就变成向他人提供建议、施以援助或者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开绿灯了。然而，在这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动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刽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多次尝试打破匿名身份。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情报组织尽花了那么多时间，直到1959年8月才得知阿道夫艾希曼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居住在阿根廷。
    《平凡的邪恶》
    怪哉！布伯这样一个人，声名卓著，满腹经纶，竟然看不出这些四散传播的负疚感是多么虚伪！假如你什么错事都没做过，很乐于拥有负疚感，这是多么高贵啊啊！然而，要承认罪责并且悔过却非常艰难，而且必然十分压抑。德国年轻人的周围、四面八方，甚至贯穿一生所见，都是些身居高位、肩负公职、罪责累累的人，他们却丝毫没有负罪感。对于这种情况，一个青年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愤怒。然而，愤怒无疑伴随着某种风险——不是冒着失去性命或断手断脚的风险，而是事业中的折损。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面对《安妮日记》热和艾希曼审判时，用一发不可收拾的负罪感胁迫我们。他们并没有被过去的负担和父辈的罪责挤压得步履蹒跚，实际上他们在努力逃脱当下的压力、现实问题带来的压力，逃进廉价的伤感之中。
    《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趾高气扬地走上了绞刑架。（他要了一瓶红酒，喝掉了一半。拒绝诵读圣经。请求捆绑脚踝和膝盖松一点，以便他能站直。拒绝了眼罩。）他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还不止于此，他完全在做他自己。……死刑将至，他满嘴是葬礼演说上的陈词滥调。站在绞刑架下，他的记忆力跟他开了最后一次玩笑：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在那最后的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令人毛骨悚然、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
    《平凡的邪恶》
    由于犹太人只考虑自身的历史语境，于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犹太人所里受的灾难（ 三分之一同胞被害），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犯罪，也不是前所未有的种族屠杀，恰恰相反，乃是他们早已熟悉和铭记的最古老的犯罪。这一误解，实际上是耶路撒冷审判中所有败笔以及缺憾的根源所在。参加审判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奥斯维辛在事实层面究竟有多么恐怖。奥斯维辛恐怖的本质有别于迄今所有暴虐行为，却只被公诉方和法官当做犹太历史上最恐怖的种族屠杀而已。他们由此认为，从纳粹党早期的反犹到《纽伦堡法案》，再到德国排犹运动，直到最后的毒气室，贯穿着一条直线。然而，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这些“犯罪”无论在量的层面还是质的层面，都不可同日而语。
    《平凡的邪恶》
    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
    《平凡的邪恶》
    在德国，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没有哪个独立组织或公共机构不曾卷入犯罪行为或交易。
    《平凡的邪恶》
    从政治和心理层面讲，这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也许是驻扎丹麦的德国高层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柏林方面的命令明显阳奉阴违，蓄意捣乱。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听说纳粹遭遇当地人公开抵抗，结果那些接触到此事的人似乎改变了态度。他们自己显然不再把灭绝整个民族当作顺理成章。在坚决的抵抗之下，他们的“冷酷”被融化了，就像奶酪遇到了阳光。他们甚至有能力开始流露出一点真正的勇气。那个“冷酷”的理想——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这些在纽伦堡法庭上就已暴露无遗。被告互相指控、彼此出卖，向全世界保证他们“一直都反对”，或者像艾希曼一样声称他们最好的素质都已被他们的上级“滥用”了。（在耶路撒冷，他指控“那些当权者”滥用他的“服从”。“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 ）时代变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知道自己早已在劫难逃，却也没一个人有勇气为纳粹思想辩护。
    《平凡的邪恶》
    保加利亚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多民族混合居住的条形地带作出如此奇特的行为（没有一个保加利亚籍犹太人被遣送或非正常死亡）。据我所知，目前尚无人给出解释，但这总让人想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纳粹上台时，他碰巧在德国，他们让他去背国会纵火案的黑锅，他在德国最高法院受审时的表现，为他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重，德国也不例外。“德国境内总算还有个真正的人，”人们常这样说，“是个保加利亚人。”
    《平凡的邪恶》
    在罗马尼亚，连党卫军也目瞪口呆，有时甚至为这种大规模的、古老的自发式机制的恐怖所震慑；他们经常插上一手，把犹太人从赤裸裸的屠刀下救出来，好让屠杀可以——按他们的说法——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进行。
    《平凡的邪恶》
    “最终解决”不适用于东部占领区，理由很简单，东部犹太人的命运很早之前就已定了下来。屠杀波兰犹太人，这一决定并不是希特勒于1941年5月或6月（最终解决令的日期）作出的，而是在1939年9月（就已下定决心的）。……早在1937年11月，希特勒指出，他并不是要征服异族，他想要的是在东部为德国移民准备一块“无人之地”。……针对东部犹太人的措施，不仅仅是反犹主义的结果，而且还是一个广泛性人口政策的主要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假如德国人赢得了战争，波兰人将遭受跟犹太人相同的命运，也就是集体屠杀。这不仅仅是个猜想：德国的波兰人已经被迫佩戴胸章，只是以字母“P”取代了犹太大卫星。
    《平凡的邪恶》
    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是关键。另外，“语言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代号，他在日常语言中叫做谎言。……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
    《平凡的邪恶》
    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平凡的邪恶》
    无疑，反对希特勒的这些人最终都赔上了性命，经受了恐怖的死法。他们中许多人勇气可嘉，但是触动他们的并非义愤或其他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动机仅仅是，他们确信战争会失败，德国要毁灭。
    《平凡的邪恶》
    审讯警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
    《平凡的邪恶》
    假如没有犹太人协助管理和维护治安，局面就会完全陷于混乱，或严重损耗德国人力。正如前文所提，柏林地区的犹太人，最终全部由犹太警察集中、控制。（“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受害者一方的合作，很难单靠几千个人，而且大部分还是坐办公室的，就把十几万人消灭掉……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波兰犹太人全程只看见过几个德国人。”R.道夫在其著作中如是说。这些话用在那些被运到波兰受死的犹太人身上更为贴切。)因此，在占领领土上建立伪政府的同时，总是伴生着一个犹太中央组织；我们随后还会发现，纳粹未能建立傀儡政权的地方，便无法获得犹太人的合作。尽管伪政府的成员通常来自反对党派，但犹太委员会成员原则上都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犹太领袖，纳粹赋予他们很大权力，直到他们自己也被火车带走。
    《平凡的邪恶》
    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在毁灭本民族的过程中担任犹太领袖，无疑是整个黑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他们受纳粹启发（而非胁迫）所作的宣言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们多么享受于这份新近获得的权力。……我们知道犹太官员成为杀人工具时的感受：他们就像“在船将倾覆之际，为安全抵达港口放弃大部分珍贵货物”的船长们，就像“牺牲一百人换取一千人性命，牺牲一千人换取一万人性命”的营救者，真相更加残忍。比如在匈牙利，卡斯特纳博士以牺牲476,000人的代价，解救了整整1684个人。……（谁生谁死的“神圣原则”是什么？）是那些“毕生都在为孜布尔” ［集体、社区］奔波的人，比如犹太长老以及“最杰出的犹太人”——卡斯特纳的报告如是回答。
    《平凡的邪恶》
    众所周知，灭绝中心的屠杀工作实际上是由犹太指挥者亲手完成的；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控方证人明白无误的确认——他们在毒气室和锅炉房如何工作，怎样拔下金牙、剪掉头发，如何挖墓坑，然后再把尸体挖走，抹去集体屠杀的痕迹；犹太技术人员如何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建造毒气室，让犹太人的“自主权”在那里得到充分发挥，就连刽子手都是犹太人。不过这仅仅是恐怖而已，还谈不上道德问题。集中营里的劳动力由党卫军来选择分类，后者尤其偏爱犯罪分子，而且只会做出最差劲的选择。……而道德问题，存在于艾希曼描述同犹太人合作（甚至在最终解决之际）的所谓真相之中：……129
    《平凡的邪恶》
    犹太人整体确实没有得到有序组织，没有领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在紧要关头也没有一个流亡政府作为同盟国的代表，没有武器库，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青年。不过，真相是，无论在地方还是国际上，都存在犹太社团组织、犹太党派和社会福利组织。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任何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450万到600万之间。（按照佛弗洛伊迪格的估计，假如他们不听从犹太委员会的安排，那么会有将近一半的人得以自救。这当然只是一个推测，却跟我们从荷兰方面得到的数据对上了，这真是讽刺啊。）
    《平凡的邪恶》
    从一开始，德国犹太人就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分类，这种区别对待：德国犹太人优于波兰犹太人，战场老兵和有功勋的犹太人优于普通犹太人，祖上就出生在德国的家庭优于晚近移入者等等。这成了犹太高尚社会道德滑坡的第一步。……毋庸讳言，纳粹本身从不把这些差别当回事。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对犹太人进行分门别类一直发挥着某种作用，因为它有助于在德国人中维持稳定。
    《平凡的邪恶》
    保加利亚比巴尔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理由感谢纳粹德国。因为纳粹帮助这个国家通过牺牲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而获取了大幅领土。可是保加利亚却并不知恩图报，无论其政府还是人民，对“冷酷到底”政策都不够配合。这种不顺从不仅仅体现在犹太问题上。保加利亚君主制没有理由担心国内的法西斯运动“拉特尼基”（Ratnizi），因为参与的人数实在太少，而且毫无政治影响力。议会仍然是最高权力体，跟国王琴瑟和鸣。于是，他们敢于拒绝向苏联宣战，甚至连象征性的东征“志愿军”都没有派出过。不过最令人瞠目的是，在这个由各色民众混合而成的狭长地带里，纵然反犹主义在所有种族团体中都很猖獗，且早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就已经是官方政策，可是保加利亚人却并不“理解”所谓“犹太问题”。的确，保加利亚军队同意将所有犹太人——他们指定了大约一万五千人——从新近吞并的领土上遣送出去，那里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而且那里的人都是反犹的；但他们是否知道“在东部重新安置人口”的实际含义，就很难说了。早些时候，1941年1月，政府还同意颁布一些反犹法令，可是这种做法在纳粹看来却不过是个笑话：大约六千名有劳动能力的男性被征为劳动力；所有受洗犹太人，无论其何时改的宗，全部得到赦免，结果改宗潮如洪水般泛滥开来；还有约占据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的五千名犹太人得到了特别优待；对犹太医生和商人推行一种十分划算的物权法定原则，因为那一般是基于城市犹太人而非乡村犹太人的比例而定。当这些措施付诸实践时，保加利亚政府官员公开宣布，目前的形势令每个人都很满意。显然，纳粹将不得不让保加利亚人明白，“解决犹太问题”有哪些要求；同时还要教会他们，稳定的法律制度和极权运动二者不可调和。对于当前的困难，德国高层一定有所察觉。1942年1月，艾希曼写信给外交部称，“有足够的条件接收保加利亚犹太人”；他建议与保加利亚政府接洽，并向外交部保证，首都索菲亚的警察随员将“负责遣送...
    《平凡的邪恶》
    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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