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至少在不作任何文学加工的前提下讲——有多么困难；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瑕；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会拥有。没有人，无论之前还是以后，拥有比青德尔.格林斯潘更加可贵的诚实品质。
绘画，雕刻和文学，全都是要求进行艰苦的基础训练和付出个人努力的学科。许多女人都试过它们，但很快就放弃了，除非受到某种积极的创作欲望的驱使，而且许多可以坚持下来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她们固然在画架前度过了几小时，但她们太爱自己了，以至对绘画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于是到头来只能是个失败者。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0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0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反对“常识”对文学的必要性。他认为“常识是一个正方形……是被公共化了的意念，任何事情被它触及便舒舒服服地贬值”。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东洋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紧张，一个民族顽强地保存着自我”。在此基础上，民族建构起新的意义系统与形象。竹内好认为“鲁迅是建设了近代文学的人”，因为鲁迅的文学传达出了“自我的抵抗”，“通过抵抗，东洋实现了自己的近代化”，只有在一种抵抗状态中，东方民族才能完成对自我的建构，并形成具有本土意义的美学思维与文学形象。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
梁鸿 《“灵光”的消逝》0
梁鸿 《“灵光”的消逝》0兄对自己的文字未免过谦，对我的文字则未免过誉。我总相信，写字和为人一样，不可制定出一种标准的风格。有人重错综玄深，有人喜巧思奇构，有人取款款交心的方式。至于我自己，则力求远避烂漫芜杂，做到质直准确干净。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法兰西学派暴露洞穴，而某些外国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尊重并且保护他们的阴暗。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0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0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如果把我们的现实当成一个法庭，文学不是原告不是被告，不是法官不是检察官，不是律师不是陪审团成员，而是那个最不起眼的书记员。很多年过去后，人们想要知道法庭上发生了什么时，书记员就变得最重要了。所以文学的价值不是在此刻——那是新闻干的活——而是在此后，欧阳修的诗句和鲁迅的文章就是此后的价值。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这可能是文学里最为动人的相遇了。当然，还有让-保罗·萨特在巴黎的公园的椅子上读到了卡夫卡；博尔赫斯读到了奥斯卡·王尔德；阿尔贝·加缪读到了威廉·福克纳；波德莱尔读到了爱伦·坡；尤金·奥尼尔读到了斯特林堡；毛姆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名字的古怪拼写曾经使让一保罗·萨特发出一阵讥笑，可是当他读完卡夫卡的作品以后，他就只能去讥笑自己了。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0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0不管怎样，他的话语在那一瞬间令深藏不露的各种乌托邦的大众起源显现出来，无论这些乌托邦是学者笔下的还是民间流传的，而它们常常都仅被视为纯粹的文学实践。或许，那幅关于“新世界”的图景，事实上却拥有一个甚为古老、与关于某个遥远的繁荣时代的神话传说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内核。换言之，它并未打破那种人类历史周而复始的观点，而在一个目睹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耶路撒冷等众多传奇形成的时代，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观点。这些都是不能被排除的。但依然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关于一个更加公正之社会的图景，被有意识地投射到了某个非末世论（noneschatological）的未来中。这不是一个人子（Son of Man）高居云端之上的未来，而是像梅诺基奥这样的人类——他曾经徒劳无功地试图说服的蒙特雷阿莱的农民们——通过自己的斗争，成为这个“新世界”的开创者和主人的未来。
卡洛·金茨堡 《奶酪与蛆虫》0
卡洛·金茨堡 《奶酪与蛆虫》0而在各类艺术家中，作家，即使用文字的人，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最能表达他的苦难的人。作家是受难者的典范，是因为他既发现了最深处的苦难，又有使他的苦难升华（就实际意义上而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升华而言）的职业性途径。作为一个人，他受难；作为一个作家，他把苦难转化成了艺术。作家是发现受难在艺术经济中的用处的人——正如圣徒们发现受难在救赎经济中的有用性和必要性。可以在帕韦哲对如何利用和如何运用他的受难的思考中，找到他的日记的整体性。文学是用来受难的一种形式，孤独是另一种形式，它们既可用作激发和完善艺术的一种技巧，又可当作一种价值本身。自杀是第三种、也是用来受难的最终形式，但它不被设想为苦难的终结，而是运用苦难的最终方式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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