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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语言学家认为，父权制度下使用的任何语言都是如此，因为语言能从根本上体现其所属文化的信仰和权力结构。……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语言恶女》
    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
    《语言恶女》
    也许当我们用”ho“称呼彼此时，我们是在认可一个事实，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性生活，我们都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而当我们称呼对方为”bitch“时，我们是在直面这个男人世界的现实，并肯定我们在其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只有抵抗，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语言恶女》
    闲聊八卦能达到三个主要目标：1）交换个人信息，让一个社交圈内的人互相熟悉；2）使参与闲聊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加深彼此之间的连结；3）加强该团体对某些价值观或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语言恶女》
    就像分享秘密一样，分享这类越界或冒犯的词语是亲密的象征……这样做的含义是：我通过说一些不想让全世界听到的事情，用一些不想让全世界听到的词语来表明我信任你。这是在邀请听者与自己互动。
    《语言恶女》
    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在语言、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
    《语言恶女》
    不是因为他们表露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他们的用词说明了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漠视。政治正确让一些人感到恼火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人不能再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是在于这些人不再允许选择漠视政治的中间立场了。
    《语言恶女》
    当我说“bitch”（母狗；贱人，婊子）时，你会想到什么？让我猜猜，是跟你高中同校的那个女生吗？她鼻子小小的，用布兰妮·斯皮尔斯的同款香水，还从来不邀请你去她家开派对。不是吗？那这个词可能会让你联想到你以前的老板、室友，或者某个著名的女反派，比如库伊拉·德·维尔，那个杀狗的邪恶混蛋。也许你也会立刻想到凯莉安妮·康韦·的脸，仿佛一个突然从地狱蹦出来的小丑。又或者，它的字面意思会让你想到一只母狗。但不管是什么物种，总能有多种办法让一个雌性生物变成“bitch”。可是如果我告诉你，800年以前“bitch”这个词与女人和狗没有任何关系，你会怎么想？那如果我告诉你，在现代英语出现之前，“bitch”最初实际上只是“genitalia”（生殖器）——任何人的生殖器——的另一个代称呢？在经过漫长而多变的演化之后，它才被用来形容雌性野兽，然后自然而然地演变出了现在的意思：专横、邪恶、不“赏心悦目”的女士。如果我告诉你，在英语中，一个完全中性甚至褒义的单词演变成对女性的侮辱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你又会作何感想？我还要告诉你，我们所说的几乎每一个词的表层之下，都有一段丰富、迷人，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历史，比任何迪士尼电影或CNN辩论都要戏剧化得多。如果我告诉你，语言正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惊人的、肮脏下流的，但十分迷人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你又会作何感想？
    《语言恶女》
    英语中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iles”，要么恶劣如“hobags”和“hellpigs”。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语言恶女》
    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一或者告诚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 一或者说，偏见一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语言恶女》
    辱骂是为了指责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说话人的标准，其最终目的是规训受辱者的行为以使之符合说话者对该群体的期望形象。
    《语言恶女》
    英语中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ilets'”，要么恶劣如“hobags”和“hellpigs”。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一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语言恶女》
    在教育年轻女性该怎么说话这件事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宾·拉科夫最著名的贡献是列出了一系列她观察到的“女性语言”的特征。这基本上就是奥托·叶斯柏森书中《女性》那一章的准女性主义翻版。拉科夫列举的“女性语言”特征包括：倾向于过度道歉；形容词“含义空洞不明”，比如“Thischocolate mousse is heavenly'”（这巧克力慕斯棒极了)；过分礼貌，比如“不知道你是否介意我”；过分强调，比如“那个演出我爱死了！”；表达请求不直接，比如会说“我感觉包裹还在楼下哎”，而不是直接说“你能去拿一下包裹吗？”；语法过度矫正(hypercorrection),比如说“between you and I”,而不是“between you and me”（你我之间)；使用模糊限制语，比如“kind of”（有点)、“you know”;使用句尾附加问句，比如“那部电影很好看，不是吗？”；回避脏话，比如会说“Goodness gracious”(我的天哪)，而不是“Holy shit”(我靠)。 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拉科夫做出这些论述的积极意义在于，她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语言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帮助阐明语言会以何种方式延续现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她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她之前，从未有语言学家正式提出过一个人使用的语调或问句类型可以透露说话者的性别，并由此帮助他们或阻碍他们获得尊重和权威。但是，拉科夫的错误之处在于，她建议，如果女性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就应该适应并模仿男性的说话方式。按照拉科夫的说法，软弱这一特质已经(尽管不公平)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仅是在言语方面，而是与女性有关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女性想要别人不这么认为，她们就应该抛弃我...
    《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20年里，气泡音、句尾升调，以及“like”等已经超越了性别之间和代际之间的隔阂。30多岁的布莱恩·里德（Brian Reed）是2017年轰动全球的播客《狗屎镇》（S-Town）的主持人，和我听过的任何女性主播一样，他说话也用句尾升调。还有对《抢答》（Jeopardy!）参赛选手，以及在坚宝果汁（Jamba Juice）买东西的爸爸们的正式研究，都显示出现代男人绝对会在句尾提升声调，且乐此不疲。我61岁的父亲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已经使用了无数次气泡音。而且根据利伯曼2003年对电话谈话录音的分析，男性使用不同类型的“1ike”的频率比女性高。 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
    《语言恶女》
    大多数女性没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断发言的经历但她们都经历过言语性骚扰。在所有贬低女性的语言策略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街头言语骚扰，因为（1）这是一种几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2）经历过的女性几乎都对此深恶痛绝。根据非营利组织“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头骚扰”（Stop Street Harassment）在2014年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65%到85%的美国女性在17岁之前经历过街头骚扰。有此遭遇的女性涵盖各年龄段、种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区，受害者中还包括许多男性，尤其是非异性恋和非顺性别男性。来自“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的数据显示，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受访者明显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头骚扰。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频繁的街头骚扰。2017年，我自己做了一项小调查，让我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街头骚扰带给她们的感受：“渺小”“被贬低”“被物化”是最常见的回答。“喊回去！”组织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只有3%的女性认为街头言语性骚扰是一种称赞。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语言恶女》
    “我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很令人沮丧吗？”在节目最后，戈登-史密斯这样说，“在街头采访的这几天，我一直相信人们是想要变得更好的，相信所谓街头骚扰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相信男人真的只是想找乐子和夸赞别人。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语言恶女》
    很遗憾，戈登一史密斯是对的。仅凭告诉一个街头流氓，或其他任何实施言语性骚扰的人他的话很伤人，根本不足以让他改邪归正。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品行问题，如果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不，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大问题：我们社会文化中的男人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什么、支配什么。 街头骚扰，男同事叫女同事“甜心”，以及一个男人用他永远不会用在男人身上的方式触摸陌生女人——比如在拥挤的酒吧里，一个男人从一个女人身边经过时把手放在她的臀部——这些恶劣行为令人不快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假设，即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自主控制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是向女人发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人入侵者”的信号，因此女人无权享有隐私。 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人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
    《语言恶女》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一个男同性恋者因为说话方式而感到耻辱，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说话的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在泰勒的调查访谈中，没有哪个女同性恋者因为听起来太“坚决果断”而被送到言语病理学家那里。 多年来，一直有语言学家试图像识别男同性恋者声音那样辨别女同性恋者声音的特点，但他们没找到多少线索。我说的“没找到多少”其实是“什么都没找到”。1997年，斯坦福大学的音系学家阿诺德·兹维基（Arnold Zwicky）提出，我们能感觉到并不存在某种“女同性恋语言风格”，可能是因为当男同性恋者使用众所周知的“声音”时——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在发出渴望脱离常规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信号。而女同性恋者通常更认同，而非反抗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所以她们不需要刻意将自己与异性恋女性区分开来。在兹维基看来，女同性恋者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女同性恋者，而男同性恋者则相反。 女同性恋者有如此强大的性别团结意识（废话，女人是最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然而，“为什么没有与男同性恋声音相对应的女同性恋声音”首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把男同性恋者的经验作为标准来衡量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而不是把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视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语言恶女》
    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 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
    《语言恶女》
    不过，这些女性确实做对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她们成功揭露了无处不在的男性中心主义，这种男性中心主义在正式的语言指南的编制中仍然存在，原因很简单，从古至今词典编纂、创制语法等工作一向只允许男性从事。比如说，你知道“lesbian”这个词直到1976年才被收入《牛津英语大词典》吗？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家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的以下宝句被列为了该词的例句：“I shall never write real poetry. Women never do，unless they're invalids，or Lesbians，or something.”（我永远写不来真正的诗。女人永远写不出诗，除非她们身体残缺，或者是女同性恋，或诸如此类。）
    《语言恶女》
    1995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波音美人》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飞行员，他这样描述他的波音727客机：“我的妻子乔安娜今天遇到了她的竞争对手。在我们31年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知道‘另一个女人’的存在…当然，我说的是一架飞机…但这是一架多么好的飞机啊。”一个爸爸炫耀他刚上过蜡的宝马摩托车，说：“她可真是个美人儿！”一个IT人员在你工作的时候停在你的办公桌前，看了看你出了故障的笔记本电脑，说：“把她打开！”2011年，一群语言学家在《流行文化杂志》（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商家销售的带有性别歧视的纪念T恤其上印着的标语包括“卡特里娜，那个婊子！”“我被卡特里娜骚扰、鄙视，还被她肏了：臭婊子”“让卡特里娜吹我吧：她阻止不了我去2006年的油腻星期二狂欢节”。20世纪20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称之为“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
    《语言恶女》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目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
    《语言恶女》
    我们语言中许多情绪强烈的短语——比如“pussy”和“motherfucker”——都是从顺性别男性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女人、男人和性的画面。这类词把性行为描绘成向内插人式的，把阴茎描绘成暴力而强壮的，把阴道描绘成软弱而被动的。
    《语言恶女》
    ……他只是希望我听到他的声音，让我明白他能控制我，至少在那几秒钟能控制我。因为街头骚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自父权制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在公共场合猥亵地调戏陌生人可能是他们最浮夸的策略之一，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策略。其他剥夺权力的策略还包括，150给女性贴上“overemotional'”（过度情绪化）、“hormonal”（荷尔蒙过剩）人“crazy”（疯狂入“hysterical”（歇斯底里）‘的标签，以此将她们的经历贬低为不可采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场合称女同事为“sweetheart''（甜心）或“young lady'"（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潜意识地）贬低到从属于他们的地位。…… 其他基于性别的权力游戏包括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也就是“mansplaining”（男性说教）。…151上了 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金不做回应的行为。罗宾·拉科夫曾指出，打断别人发言所传达的含义是说话人在此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说的话不重要，但是完全不回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发言的存在。这就像是在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对听者来说，女人的发言可能只是一阵噪声有点大的风，根本不值得回应。……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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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女人是最棒的）p210
    《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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