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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几年前，我也对讲英语的人如何使用“you guys”产生了兴趣。“guys”既轻松又友好，经常被用来称呼任何性别的一群人，而且还解决了英语中没有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语法问题。很多人真诚地相信“guys”已然变成了中性词。但是学者认为，“guys”是又一个男性化的类指，只是用起来比较舒服而已。“you gals”（姐妹们）这种叫法绝对不会赢得同等的喜爱，而且就连积极避免使用含有性别偏见的词语的人们，也还是用“gys”称呼别人，仿佛这个词就不带性别倾向似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guys”只被用在男人身上，当它演化为将女人也包含在内的称呼时，众多社会语言学家惊掉了下巴。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史蒂文·J. 克兰西（Steven J. Clancy）曾评论过这种用法：“在‘政治正确'导向的语言改革压力下，我们正亲眼看见一个新的类指名词朝着与我们的期待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我不用“you guys”，而是选择“y'all”作为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原因，正如我50多页之前提到的那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上述用法有意见。我可不会一听到有礼貌的陌生人叫我“miss”或者把我归入“you guys”就立即纠正，那可太让人尴尬了。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所谈话题与性别无关时，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种不预先假设他人性别一性别问题过于复杂一的方式称呼对方，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这很容易做到的，比如用“foks”（各位）等中性词来代替“guys”或“ladies”（女士们）；或者就彻底省略性别相关词语，比如不说“Excuse me, ma'am”（劳驾，女士），只说“Excuse me”就很好。另一种可以让我们的语言更包容的做法是，当谈话内容与性别相关时，用词选择要更具体。假设我们在谈论生殖健康。我们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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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微的语言调整会促使人们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多元性的接受程度提高吗？强迫人们说“hi，folks'”，而不说“hi，guys”，或者让人们称呼伊冯娜·布里尔为“工程师”而不是“女工程师”，真的能从整体上改变人们对性别的看法吗？语言学家承认，这在实践中很难判定。然而，我们清楚的是，即使改变我们自己的语言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语言却可以。例如，假如有餐馆规定店内不能再称呼人们“女士们”“先生们”“某某夫人”“某某先生”，而是统一使用中性称谓“顾客”和“Mx”，肯定会有某个服务员从心底反对这种规定。但是经理会让这个服务员遵守规则，对餐厅的顾客一包括小孩子一使用中性称谓，那么听到这些称谓的人很可能就会受到积极影响，就算说话者的想法没变化也不重要。世界上确实有些地方实行了这种规定，并且起到了效果。2017年，Vice传媒的一部纪录片记录了瑞典幼儿园里两名儿童的成长，他们是AMAB，但名字中性，留着长发，被允许玩他们喜欢的任何玩具，从恐龙到指甲油什么都行，玩什么玩具跟他们的性别没有任何关系。在瑞典，自1998年以后，学校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视为违法。与此同时，政府会资助“性别中立”的幼儿园，在那里你会发现老师叫孩子们“朋友们”而不是“男孩”“女孩”；课堂教学使用的是中性的工具，例如大自然和橡皮泥；用毛绒动物替换掉了玩具娃娃；书中对人物的描绘也挑战着传统的性别角色，比如女性海盗、女同性恋国王、背着婴儿惩恶扬善的蝙蝠侠。毫无疑问，瑞典女火箭科学家的讣告开头也绝不会是“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话说回来，《纽约时报》那位撰写伊冯娜·布里尔讣告的专栏作者，不出大家所料，是个男的。自现代英语出现以来，新闻业就像大多数涉及语言的正式行业一样，一直由男性主导。但是，如果摆脱了男性和男性的影响，语言听起来会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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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叶斯柏森的时代起，语言学家为以上问题找到了一些答案。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的语言学家珍妮弗·科茨（JenniferCoates）是研究“女生悄悄话”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年过七旬的科茨在性别和会话风格领域有超过30年的研究经验；尽管她从来不使用“女生悄悄话”这个短语，但她的研究为这样一个观点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即当女性身边只有其他女性时，她们的交流方式往往会有所不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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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性别化的语言差异，有些解释不那么似是而非。其中一种解释来自语言学家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出版于1990年的畅销书《你根本不懂：会话中的女人和男人》（You Just Don't Understand：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坦墩在书中指出，女人和男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不一样的，从童年开始，女人和男人就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中，所以他们长大后对事物的理解大相径庭。不是谁更好或更差，只是不同而已。结果就是，男人说话的目的是交流信息，而女人交谈的目的是建立联系。另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认为，女性的会话风格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应对策略，能反映出她们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地位。这个观点受到珍妮特·霍姆斯的启发，她认为我们的社会要求女性成为情感劳动者，也就是成为可以伏在上面哭泣的肩膀并承担同情他人的任务。所以当女人们聚在一起，以水平的方式相互交谈时，基本上你就会看到她们非常出色地同时完成着上述社会期待，并且享受着情感回馈。我想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感受过另一个女人的真挚共情和支持的女人都知道，这个过程让人非常有满足感。但是很难说女性是否天生就更能共情，反正专家学者对此2017年，社・布纳（LisaHuebner）在接受《时尚芭莎》采访时表示，我们应该拒绝的观念是：女人“总是在生理上天生能够比男人更好地感受、表达和管理情绪”，因此应该负责做这些事。当然，有的人的确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处理情绪，这是他们的个性使然。但正如许布纳所说：“我认为，我们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能力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 心理学家妮奥贝·韦（Niobe Way）提供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女性并非天生就比男性具备更强的共情和建立联系的能力。2013年，韦出版了一本名为《深藏的秘密：男孩的友谊和关系危机》（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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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之间的后台谈话，其意图与《走进好菜坞》录音中唐纳德•特朗普的下流戏谑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都是建立团结关系和亲近感的手段。但是，特朗普的言谈风格有重大的不同之处，首先，在“更衣室闲聊”中，团结关系并不总是需要通过真诚的相互坦白才能建立，有时只要语言粗俗就能达到效果。因此，听者是否相信他说的话似乎并不重要。特朗普或许从来没有真的“一把抓住”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但是在与比利·布什的谈话中，他愿意讲这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本身就足以拉近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敢打赌，世界上的男人们在更衣室里发表的所有性别歧视言论中，至少有50%不能真实反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他们让自己看起来更下流，只是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一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一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一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一“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t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将所有女性因素排斥为异己的后台谈话是保证兄弟权制的围墙坚不可摧的砂浆。尤其当你隶属于其中的某个亲密团体时——就像唐纳德和他的巴士兄弟——你就更难表达异议，因为表示“不同意”就意味着放弃这种兄弟联结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因此，你最终也会像比利·布什一样跟着对方一起笑。然而女性之间的团结不是以上述方式建立的。因为女性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位置，本身也没多少权力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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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拉科夫做出这些论述的积极意义在于，她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语言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帮助阐明语言会以何种方式延续现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她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她之前，从未有语言学家正式提出过一个人使用的语调或问句类型可以透露说话者的性别，并由此帮助他们或阻碍他们获得尊重和权威。但是，拉科夫的错误之处在于，她建议，如果女性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就应该适应并模仿男性的说话方式。按照拉科夫的说法，软弱这一特质已经（尽管不公平）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仅是在言语方面，而是与女性有关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女性想要别人不这么认为，她们就应该抛弃我们习以为常的女性化言行。这意味着你说话时要努力避免上文列出的所有语言特征，因为拉科夫认为这些特征使女性听起来缺乏安全感。她的建议与40年后的那些广告和文章如出一辙。幸运的是，自拉科夫的书出版以来，社会语言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1世纪的许多语言专家已经在严肃看待“山谷女孩语”，并弄清楚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位学者是来自匹泽学院的语言学家卡门·佛特（Carmen Fought）一顺便说一句，他的嗓音是我听过的声音中最柔顺舒缓的。正如佛特所说：“一旦女人在陈述句结尾用了升调，或者说话带有气泡音，就会立刻被解读为缺乏安全感、情绪化，甚至是愚蠢的。”但有趣的真相是，年轻女性使用这类语言策略不是出于下意识的矫揉造作，而是把它们当作建立并加强关系的有力工具。气泡音、句尾升调，甚至是“like”这样的词，都不是她们头脑混沌的迹象，恰恰相反，它们都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社会效用。另外，女性并不是唯一使用它们的人。在世界上的许多语言中，气泡音并不是某种随机产生的怪癖，它是其所属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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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达西的说法，“Iike”一词有六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英语中最古老的两种“like”，其一是形容词，其二是动词。在“I like your suit，it makes you look like James Bond'”这句话中，第一个“like”是动词，第二个“like”是形容词——即使是最暴躁的讲英语的人也能接受这两种用法。今天，这两个“like”听起来完全一样，所以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是有着不同历史的两个不同的单词。它们是同音同形异义词，类似于名词“watch”（手表）一意思是你手腕上的计时器，和动词“watch”（看）一意思是你打开电视时眼睛的动作，这两者也是同音同形异义词。《牛津英语大词典》上说，动词“like”源自古英语单词“lician”，形容词“like”则来自古英语单词“lich”。在过去80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两个词在某个时间点汇合在了一起，留给我们大量的时间来适应它们。但是有四种新的“like”出现的时间要比这晚得多，而且达西说，它们都是具有不同用法、相互独立的单词。其中只有两种“like”是女性使用更多的，而这两种女性高频使用的“like”当中，只有一种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由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年轻女性创造出来的，就是那个表示引语的“like”，你已经在上文见过了：“I was like, ‘I want to see Superwoman.’”说起来有点讽刺，不过从实用角度来说，这种表示引语的”like”是我最喜欢的用法，因为它可以为你要讲的事开个头，只需简单转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需要逐字逐句地复述整个对话互动。比如说这句话：“My boss was like, 'I need those papers by Monday,' and I was like,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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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里，气泡音、句尾升调，以及“like”等已经超越了性别之间和代际之间的隔阂。30多岁的布莱恩·里德（Brian Reed）是2017年轰动全球的播客《狗屎镇》）（S-Town）的主持人，和我听过的任何女性主播一样，他说话也用句尾升调。还有对《抢答》（Jeopardy!）参赛选手，以及在坚宝果汁（JambaJuice）买东西的爸爸们的正式研究，都显示出现代男人绝对会在句尾提升声调，且乐此不疲。我61岁的父亲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已经使用了无数次气泡音。而且根据利伯曼2003年对电话谈话录音的分析，男性使用不同类型的“like”的频率比女性高。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一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一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家还发现，最不愿意创新的语言使用者是那些不爱运动的、年长的乡村男性（nonmobile，older， rural males），正好组成一个首字母缩写词：“NORMs”（规范，准则；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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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看不起女性使用语言的方式，就像奥托·叶斯柏森和鲍勃·加菲尔德一样，他们经常认为女性的交流方式愚蠢而恼人。但是研究性别和外语的观察者注意到，男性和女性说话的方式之所以会产生显著差异，通常是因为女性被禁止使用某些词语、语音或文字系统，因此被迫进行创新。例如，在非洲南部班图语系的一些语言中有一项严格的规定，禁止已婚妇女说她们公公的名字，也不允许说任何听起来与之类似的或有相同词根的词，因此班图妇女经常通过借用其他当地语言的同义词来绕过这一规则。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就是吸气辅音（click consonants）进人班图语的原因——女人们从西非的科伊桑语中借用了它们，最终使其进入了广泛使用的主流班图语。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有一种叫“女书”的字体，通常被认为是与秀准议字过异的文字系统。但实际上，女书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更语音化的书写汉语的方式，这是当地女性在不被允许学习读写的时代自己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德博拉·卡梅伦所说的“对女性创造力的证明，但也是她们在历史上长久处于从属地位的产物”。对于女性来说，语言往往是应对压迫，或竭力抵抗压迫的一种复杂方式。女书、学说德语的匈牙利女性、学说加泰罗尼亚语的西班牙女性，这些例子清楚揭示出年轻女性要在语言上创新的原因一这是她们的出路。那么她们使用气泡音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得出一个完善可靠的结论，但是沃什瓦里认为这可能与语言可以起到一种象征作用有关。女性并不是唯一进行语言创新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从黑人英语中起源的俚语和新用法的数量多不胜数。”沃什瓦里解释道，同时引证了一些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不经意间窃取而来的流行词语，如“phat”（大码辣妹）和“fuckboy”（渣男）。“你可能疑惑，为什么弱势群体创造的语言后来会被多数群体拿去使用，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也许是因为弱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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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那些针对女性声音的监管行为——批评她们的语调、她们的句法、她们的用词——与社会监管女性外貌的行为逻辑是何等相似。针对女性的杂志文章和广告不但告诉她们必须变得更漂亮，也告诉她们需要改变说话方式。我曾听过这样一种讽刺的说法：让女人包包不离手、高跟鞋不离脚，这样就能使她们行动不便。虽然我并不真的认可这种观点，但我认为你可以将这种逻辑与对女性语音和用词的批评进行比较一后者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女性话语的实质内容转移到无关紧要的语言习惯上，同时给女性制造焦虑，使她们过度关注听者的感受。担心自己使用气泡音的次数过多、忧心自己是不是道歉过于频繁，不过是“担心额头是不是泛油光了”，或者“肥肉是不是从塑身裤挤出来了”等烦恼的语言对应物罢了。女人应该停止使用话语标记语和气泡音，这样她们的话语听起来就会更“清晰”一一这种温和的建议不论本意多好，终究是毫无助益的。2016年，我得到了用来测试某个新款语音识别应用程序的促销码，该应用程序旨在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一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诚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一或者说，偏见一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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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王请愿是没用的，有意义的斗争向来源自草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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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语法性中的性别歧视能把人气死。在有语法性的语言中，有很多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概念是无法按照规定标准用“语法正确”的方式进行交流的。例如在法语中，最受人尊敬的工作称谓都是阳性的，比如警官、医生、教授、工程师、政治家、律师、外科医生以及其他几十种工作称谓（而“护士”“看护人”“仆人”这些词恰好都是阴性的）。所以，如果你想用法语说“医生很勇敢”，但这位医生恰好是女性并且你想指出这一点，那你就倒霉了，这句话没法说对，因为从语法上讲，法语名词“le docteur”（医生）和形容词“courageux”（勇敢）都必须是阳性的。法国女性主义者试图想出几个替代词，比如“la docteur”“la docteure”“la doctoresse”。但在法国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语法警察，即一个叫作法兰西学术院（Academie Francaise）的官方语言委员会，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词，也拒绝将它们收人词典。一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法兰西学术院目前的36名成员中只有4名是女性；也不知道为何其中有6名男性成员的名字都是“让”（Jean）。在意大利语中，阳性名词“segretario”指的是受人尊敬的政要秘书职位，比如传统上由男人担任的国务卿，而阴性名词“segretaria”指的是收入较低的接待员，传统上由女人担任。今天，如果一名女性从政府部门的“segretaris。起步一步步晋升为政要秘书，她就必须把头衔的后缀改为阳性的。对她来说事业的上升就意味着她头衔的“男性化阳性化”。这些语法性的指定究竟能对人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产生多大影响？有研究证明，其影响是巨大的。1962年，学者们进行了一项实验，向讲意大利语的人展示了一系列编造的莫名其妙的名词，这些名词有的以o结尾，有的以a结尾一在意大利语中，通常o是阳性后缀，a是阴性后缀。这些人被要求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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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不理论化的例子来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迪尔巴尔语（Dyirbal）。迪尔巴尔语有四类名词，第一类是阳性的，第二类是阴性的，第三类专门指可食用的水果和蔬菜，第四类是指不属于前三种类型的任何东西。这种分类听上去十分简单明了，但奇怪的是在迪尔巴尔语中，一只动物总是首先被归为阳性，除非该动物明显比其他同类更有害或更危险一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被归为阴性。例如，在迪尔巴尔语里，鱼属于阳性名词，而危险的鱼，比如石鱼和颌针鱼，就被标记为阴性。所有其他可能致命的生物，以及任何与火、水、战斗有关的东西也是如此。“这种分类原理告诉了我们，迪尔巴尔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并与之互动的。”罗曼说。迪尔巴尔语系统也是将“阳性”作为默认项的一个例子。仿佛在这个语言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阳性的，除非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某事物不是这样的。这种默认的男性/雄性模式出现在数百种语言的语法结构中，比如法语中只有阴性名词用做标记，或者在意大利语中，一群男孩和女孩会自动被称为一群“男孩”（只有当一群人都是女孩时，你才会听到人们使用阴性名词）。有时候，男性/雄性的默认模式会毫不掩饰地出现在语言里，例如埃塞俄比亚的迪兹语（Diz）就把几乎每一个名词都归类为阳性，除了那些“天生”为女性/雌性的东西，如女孩、女人、奶牛，以及小尺寸的东西，如小扫帚、小花盆。于是语言成了一种明目张胆地排斥所有阴性事物的终极手段。在迪尔巴尔语的系统中，一个东西只要不能杀死你，就被认为是阳性的。将名词按照危险与否的标准加以性别化的区分这种做法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但其实讲英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想想所有用代词“she”而不是“it”来指代非人类事物的例子，例如汽车、船只、飞机、海洋、国家、尼斯湖水怪和飓风。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气象局正式决定借鉴海军气象学家用女性名字命名其船只的传统，只给飓风起女性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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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称之为“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在罗曼看来，通过把“她”类比为风暴和海洋，“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用魅力吸引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这种情绪不仅反映在英语中，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一从意大利语到泰语一中都是如此。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所谓的“开国之父”，而该国的土地却被视为一个女性实体——“大自然母亲”“处女地”。在语法、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一些学者认为，具有语法性的语言对说话者的态度会产生更明显的影响。198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希伯来语等有语法性的语言长大的孩子，比说英语或芬兰语长大的孩子更早开始形成自己的性别认同。对这些发现的一种解释是，像希伯来语这样的语言可能会在意识形态上更早地让讲这种语言的人陷入性别刻板印象。但罗曼对此并不担优，因为一个问题越是显眼，就越常被讨论。罗曼说：“在使用有语法性的语言的地方，比如法语和意大利语地区，说话人的注意力经常被吸引到性别问题上，而英语区就不是这样。”只要对问题有更多关注，解决方案或许就近在咫尺了。尤其是在法国，语言是女性主义者最有力的抵抗工具之一。法国女性经常用阴性词代替阳性词，比如用阴性的“la personne”（人）代替阳性的“le sujet”（主体）来描述故事或对话里的人物。“虽然从理论上来说，‘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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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父权制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在公共场合猥亵地调戏陌生人可能是他们最浮夸的策略之一，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策略。其他剥夺权力的策略还包括，给女性贴上“overemotional'”（过度情绪化入“hormonal”（荷尔蒙过剩）“crazy”（疯狂）、“hysterical”（歇斯底里）的标签，以此将她们的经历贬低为不可采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场合称女同事为“sweetheart”（甜心）或“young lady”（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潜意识地）贬低到从属于他们的地位。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办公室里，公司老板用头发颜色指代每一个女员工：“你今天来得可真早啊，金发美女。”“那篇文章写得怎么样了，小粉妞？”——我还有一个同事是男员工，他的后脑勺剃着锯齿形的发型，但老板叫他时只叫他的名字“丹尼尔”。其他基于性别的权力游戏包括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也就是“mansplaining'”（男性说教）。最近最著名的“男性说教”的例子之一，来自2017年的一段视频，视频中有六位杰出的科学家在进行小组讨论，其中一位是女性，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韦罗妮卡·胡贝尼（Veronika Hubeny）。讨论进行一个小时后，男主持人（不是物理学家）终于向胡贝尼提出了一个问题，但他的音量马上盖过她，试图替胡贝尼解释她的研究，却没有成功。此时一名观众喊道：“请让她说话！”观众们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终于闭上了嘴。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许多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和社交场合比男性更容易被打断（1975年的一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发现，记录在案的男女对话中，几乎98%的打断都是男性造成的）。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全不做回应的行为。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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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反，事实往往是，随着女性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控制权，男性借助话语凸显权力的行为也在相应增多。因为男人们早已习惯了自已作为全人类的代言人，这真要感谢几千年来传统”；所以当女人开始进人他们的领地时，男人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巩固自已合法享有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无视女人并说她疯了，以及其他的噤声手段，都是在回应女人对他们权威的渐进挑战，都是让女人的想法和言论变得无关紧要的方式，都是阻止女人夺回权力的诡计。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令人充满希望的事实是，不平等实际上不是在所难免的。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那些目前霸占着麦克风的人一也就是垄断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的人一听从幼儿园老师当初给我们的教导：轮流来，让别人也有机会拿麦克风。另外需要做的是，让那些一直以为自己不配获得麦克风的人有机会直接拿到它。但棘手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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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语言学家已经确认，大部分针对男性的侮辱都来自对女性气质的描述，要么影射女人本身，要么影射男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化特质：“wimp”（软弱窝囊废）、“candy- ass”（胆小鬼）、“motherfucker”（杂种）。甚至“woman”（女人）这个词本身就有嘲笑效果，我就常听人说：“Dude，don't be such a woman.”（哥们儿，别跟个女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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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bitch”“ho”“dyke”“cunt”等词语仍然被用作骂人的脏话，但它们也已然演变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爱称，这往往也是一个词语经历收复再定义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这么叫自己，但你不能”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宽松。还记得劳蕾尔·A.萨顿1992年的俚语研究吗？萨顿也发现，参与调研的许多年轻女性会称自己的朋友为“bitch”和“ho”，但并不是作为一种侮辱，而是为了表达喜爱和幽默。我的体验也是这样. 我自己就总是说“hey，hos”（嘿，婊子们）、“love you，bitch”（爱你哟，贱人）之类的话。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 如最新的“squad”（小队）、“fl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 bling”（闪亮，光彩照人）、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 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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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⁵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 t 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 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Y-K-E”骄傲地写在标语、运动衫和裸露的乳房上. 在街道上昂首游行的景象，无疑非常有助于这个词的词义发生演变。在互联网时代，模因（memes）——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符号——也推动了将一个词的所有权从施暴者转移到受压迫者手中的过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nasty woman”（恶毒女人）。在2016年的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全世界都听到唐纳德·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nasty woman”。不到24小时，这个短语就迅速被制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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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数据还显示，“female”作为名词，几乎从来不用于褒义语境，你不会听到有人说：“My best friend is the kindest，most generous female I have ever met.”（我最好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女性。）为什么在故意贬低女性的时候，说话者经常选择使用“female”这个词呢？卡梅伦推测，这可能是出于想攻击女性在生理结构上有缺陷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female”是一个用来描述动物躯体的科学术语，指的是一种生理性别，包括外生殖器、染色体、性腺和其他生殖器官这些性征。与此同时，“woman”是一个只用于描述人类的术语，指的是一种社会性别，这是一个由文化创造的、更复杂的概念，下文会试着解释一下。通过给一个人贴上“stupid，crazy female”的标签，就可以表示这个人的智力缺陷与她的外阴、XX染色体、子宫等有关联，仿佛她身体所属的生理性别类别导致了那些负面特征。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问题是“woman”和“female”语义辩论中最关键的方面之一。我们应该用“woman”这个词来描述社会性别（与文化和概念相关的东西）吗？应该用“female”来描述生理性别（与身体相关的东西）吗？为什么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必须首先阐明区分的重要概念？此外，为什么我们现有的描述它们的词都那么模煳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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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困惑不是词典编纂者的错，他们的工作不是彻底解决最令人困惑的语言难题。相反，他们的工作是反映一个词的“一般用法”，也就是在某词典编纂期间，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如何使用和理解一个单词，即使其所指含煳不清或政治上不正确。然而，在涉及性别的问题上，词典的定义骨子里就带有政治色彩，并且能在立法层面产生实际影响。以2002年的一个案件为例，堪萨斯州最高法院宣布一名跨性别女性和她刚去世的丈夫的婚姻无效，并坚持根据词典定义声称：“在日常理解中，‘sex’‘male’‘female’这些词的定义并不包括变性人（transsexual）。”法院以此为依据，将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裁定为参与（当时）非法同性婚姻的男性，并禁止她继承丈夫的财产。这类事件是一批抗议者疾呼求变的部分原因：2017年，他们在推特上请愿要求《柯林斯词典》更改对“woman”一词的定义，使其不局限于身体部位，从而更具有包容性。向一群书呆子、收入过低的词典编纂者表达抗议并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如果社会把词典的定义视为固定的、客观的事实，就犯了一个错误。词语的含义和文化信仰密切相关，它们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抗议《柯林斯词典》词条定义的人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一个女人是“female”，而“female”指的是有卵子和能生育的人，那么一个出生时就没有卵子，或者由于某种医疗原因而不得不摘除卵巢的女人，还是“女人”吗？那么可能同时拥有阴道和XY染色体，甚至是睾丸的间性人（intersex）“算不算是“女人”？2002年，法院裁定那个跨性别的寡妇不能被划归为“女人”，真的是公正的吗？因为他们的判决依据是词典上的一条定义，而词条定义只能反映当时普通民众的普遍认知，根本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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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创建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数讲英语的人的标准，如果一个女人问“太多”问题——其中包括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例如“现在该去吃晚饭了吧？”，以及句尾附加问句”，例如“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那是因为她胆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入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整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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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的性取向或性别表现是什么，一个人只要曾经是女性——出生时被指定或是自我认同为女性——都不可避免地要被迫遵守父权制度为女性设立的一系列言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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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男人应该遵守这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要在街上对一个女人说任何你不想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男人对你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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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etration（插入）这个词是如何暗示并强化“性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以男性为主体的”，性被定义为男人对女人所做的事。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场景中，语言都把女人定性为主导者（主体），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性高潮会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为性生活公认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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