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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JSTOR Daily的计算语言学家和语言专栏作家陆弛（ChiLuu，音译）曾经指出，辱骂是为了指责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说话人的标准，其最终目的是规训受辱者的行为以使之符合说话者对该群体的期望形象。“nasty”和“bossy”就是在批评女性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甜美和温顺——因为她们想要太多的权力。同样，“wimp”和“pansy”（娘娘腔）这样的词指出了一个男人没有达到男子气概的标准——男人应有的样子。在一个如此重视男性的强硬和进取好斗、女性的优雅和恭顺的文化中，如果有人指责你不具备你所属的性别该有的样子，通常会让人感觉遭到了严重的羞辱，因为这是在告诉你，你连自己最根本的东西都没做好，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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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中，reappropriation（重新占有入reclamation（回收、收复）或resignification（重新赋予意义）是指一个群体用新的方式来使用曾经用于贬损该群体的词语或器物的文化过程。语义的reclamation（收复并重新定义、词义矫正）影响了诸多话语领域，尤其是个人赋权和政治赋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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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出版的《语言与女性地位》一书中，拉科夫最著名的贡献是列出了一系列她观察到的“女性语言”的特征。这基本上就是奥托·叶斯柏森书中《女性》那一章的准女性主义翻版。拉科夫列举的“女性语言”特征包括：倾向于过度道歉；形容词“含义空洞不明”，比如“This chocolate mousse is heavenly”（这巧克力慕斯棒极了）；过分礼貌，比如“不知道你是否介意我…”；过分强调，比如“那个演出我爱死了！”；表达请求不直接，比如会说“我感觉包裹还在楼下哎”，而不是直接说“你能去拿一下包裹吗？”；语法过度矫正（hypercorrection），比如说“between you and I”，而不是“between you and me”（你我之间）；使用模糊限制语，比如“kind of”（有点）“you know”；使用句尾附加问句，比如“那部电影很好看，不是吗？”；回避脏话，比如会说“Goodnessgracious'”（我的天哪），而不是“Holy shit'”（我靠）。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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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女性比作动物和甜点的本质是把女性贬抑到与它们相同的地位，并使女性因为性而受到谴责。把人类比为动物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女性独有的，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性别的人都用野兽和家畜来形容人的习惯和外貌。女性当然也会拿别人——包括其他女人——跟动物做比较，她们之间相互调侃“bitches”和“cows”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她们也把男人比作动物，比如一个男人很邋遢，或者将女性当作“性猎物”，他会被叫作“pig”。但女性用这些词都是对行为的比喻，并不是判断被比喻者多大程度上会为了取悦他人而“委身相许”。相比之下，当男人用动物来比喻女人时，其象征意义往往是这样的：女人注定应该被捕猎（像鸟一样），被驯服（像小猫或奶牛一样），或者让人感到畏惧（像美洲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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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将女性比作甜点是我个人最喜欢分析的模式。凯特琳·海因斯（Caitlin Hines）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她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探明英语使用者把别人比作食物时的潜规则。1999年她进行了一项分析，发现女人被系统性地类比为甜的、水果味的食物，比如果馅儿饼和纸杯蛋糕，而男人类同的食物更具“男子气概”，如“beefcake”（肌肉猛男）这个词。更明显让人不适的是，像海因斯描述的那样，与女性相关的甜点总是“外硬里软，中间多汁，要么可以切成不止一块——‘cherry pie'（樱桃派；处女的阴道）、‘pound cake'（磅蛋糕；丰美翘臀），要么可被想象为一份易拿取的或外有包裹的甜点一‘crumpet'（烤面饼；性感美女）、‘cupcake’、‘tart’”。你从来不会听到女人被称作冰激凌甜筒或者巧克力慕斯，因为人们认可并熟知“piece of ass”（臀部；性感的女人）的隐喻并一以贯之：女人嘛，是像单人份小糕点一样甜甜的东西，很容易到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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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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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有趣的部分：了解了性别侮辱如何演变以及它们的作用之后，我们必须弄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怎样才能进一步确保像“bitch”“slut”“pussy”这类词彻底去污名化且不再倒退回侮辱性词语呢？我们如何才能以一种既有趣又活泼的方式来使用语言，同时又不会延续有毒的性别刻板印象呢？女性主义媒体大亨安迪·蔡斯勒告诉我，为了减少性别羞辱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是避免用它们来辱骂别人，也就是只在褒义的语境中使用它们：“Wow，impressive，she's a bad bitch！”（哇，太飒了，她可真是拽姐！）而不是“Fuckher，that evil bitch”（肉，臭婊子）。另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完全摒弃它们，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侮辱性词语都能被收复再定义。有些女性主义者就认为“slut”这个词就应该被取缔而不是重新定义，因为用一个词“专门”来形容性经验丰富的女性，本来就是居心不良。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不再如此强烈地厌恶女性的性主权，“slut”的概念以及这个词本身就不会再引起共鸣，随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某种语言表达消失的现象以前就发生过，例如“old maid”和“spinster”（老处女，老姑娘）”这类词早就过时了，因为到了21世纪，人们不会再批评一位女性到了40多岁仍然单身了。简而言之，当侮辱性词语所包含的偏见瓦解，这些词自然也就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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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发现你的确需要用到脏话来解决性别问题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试试想一些中性的词来表达，比如别用“cunt”骂女人，也别用“motherfucker”骂男人。更具体和有效的办法是，骂人只针对一个人的不妥行为，而不是针对其性别。比如说，任何性别的人做了什么恶心阴险的事情，我们可以骂他们“sitfilled，two-faced sneak”（满嘴喷粪、两面三刀的告密者），或者“goddamn villainous crook”（天杀的恶棍无赖），这样更有创意、更尖刻，而且直击要害一别再说没创意的“bitch”和“dic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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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拒绝使用“slut”和“pussy这样的词辱骂别人，你就是在拒绝针对女性性欲和男性气概的不平等标准，就是在抗议社会对女性性独立的谴责，男性借此是在拒绝成为粗暴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赢家，因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总体上更放松、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会被冒犯的社会。如果我们学习酷儿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们的词收复回来并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冒犯”这个词本身就会被废弃淘汰。提高我们对性别侮辱的意识，可以让我们在描述别人的外表和行为时更慎重、更包容，从而表达得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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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语言学家德博拉·卡梅伦在英国国家语料库（这是一个综合数据库，包含从各种来源收集的超过一亿个书面语和口语单词，该语料库台在提供20能纪末英国英语的代表性样本）中找到了证据。扫描数据库之后，卡梅伦发现当人们使用“female”而不是“woman”作为名词时，通常是在明显的负面语境中。例如：1.My poor Clemence was as helpless a female as you'd find in a long day's march.(我可怜的克莱门丝是众多历多长途跋涉、绝望无助的弱女子之一。) 2.Stupid,crazy female"was all he said as he set about bandaging it.(“蠢婆娘！疯婆子！”他一边包扎一边说。) 3.A call yesterday involved giving the chatty female at the other end one's address.(昨天在电话里把地址给了听筒那头的长舌妇。) 这些例子都包含说话者对被谈论者的贬损。尽管就算鬼“female”这个词换成 “woman”，他们的表述仍然带有侮辱性，但是会像卡梅伦说的那样“少了几分毫不掩饰的轻蔑”。语料库数据还显示，“female”作为名词，几乎从来不用于褒义语境，你不会听到有人说：“My best friend is the kindest，most generous female I have ever met.”（我最好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女性。）为什么在故意贬低女性的时候，说话者经常选择使用“female”这个词呢？卡梅伦推测，这可能是出于想攻击女性在生理结构上有缺陷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female”是一个用来措述动物躯体的科学术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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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晚期以前，“gender”这个词只被用来描述语法范畴，比如阳性名次和阴性名词，从未用在人的身上。《牛津英语大词典》记录的第一个用“gender”描述人类的例子要到1474年才出现，但在当时，这个词只是“sex”的同义词——“男性或女性”状态——这也就是在接下来的500年里人们对它的理解。人们可能仍然容易混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中所包含的身体特征（现在被理解为“生理性别”）和其中的文化、身份要素（“社会性别”），因为这两个词半个世纪以来总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和社会行为可能并没有内在的联系，才有人提出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语义差异。最先让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出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内的人，是20世纪中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家们——她们的斗争目标包括同工同酬和生育自主权等。她们发现，把自明的生理性别与所有基于生理性别而强加于人的文化期待区分开来，对政治斗争是有帮助的。活动家想借此表明，女人并不是天生就只适合过当时大部分的女人被迫过的那种生活。她们最终想要推翻的流行观点是：女人“天生”倾向做饭、缝纫和行屈膝礼，而不是刻板印象中男性倾向做的事情，比如穿西装和掌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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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 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费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话题在多个层面上向前推进。” 这种即兴演奏会式的轮转结构在全男性的会话中非常罕见。事实上，科茨发现男性会话中最显着的特点之一——一个有助于维持其垂直等级结构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会话往往是交替的独白，或者是一名发言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言，其间没有任何打断，葚至连最小反应式的插话都没有。这个特点使说话者“成为专家”，并向别人展示自己关于某个话题的知识储备。科茨解释说：“因为大多数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每次一个人说’的轮换模式，所以多人同时说话被认为是反常的、企图轮夺主导权的违规行为。”由于这个原因，男人有时候就认为女人之间即兴演奏会式的多人会话是侵略性的，非常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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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我们最终做了多少研究，汇编了多少语料库，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女性最纯粹的谈话是什么样子的。即使在女性感觉最放松的时候，社会期待仍然盘旋在她们的头顶上，导致她们总是下意识地检查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说话方式是否过于“后台”。科茨回忆起她录音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透露说，她幻想她班上的一个男孩“把发胶涂在他的阴毛上，然后杭毛”，此时她的一个朋友以不赞成的口气惊呼道：“劳拉！”不论谈话对象是谁，女性总有保持“正常”和“友善 ”的压力，这也是一直阴魂不散的桎格。“我们当中设有任何一个人能彻底摆脱保持某种前台姿态的需要。”科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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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1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失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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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头采访的这几天，我一直相信人们是想要变得更好的，相信所谓街头骚扰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相信男人真的只是想找乐子和夸赞别人。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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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特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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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针对男性的侮辱都来自对女性气质的描述，要么影射女人本身，要么影射男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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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女人的性别贴在她们的成就之前，对此最严历的批评可能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罗宾·拉科夫。拉科夫常常被认为是性别和语言研究的莫基人，她在1975年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为《语言与女性地位》，这本书引发了关于语言在创造性别刻板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激烈辩论。拉科夫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称呼“女科学家”“女校长”“女总统”“女医生”是在暗示女人做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这些性别限定词代表着女人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只是例外，而这种潜在信息很可能渗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拉科夫还说：“每次我们说‘女总统'，都是在强化只有男人才能担任三军统帅、成为美国的等征一毕竟美国的绰号是山姆大叔，而不是萨曼莎阿姨这一观点。而这会导致人们更难想象总统是一位女性的情形，也因此更不会投票支持女性竞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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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我们不断想出新的名称来描述性别光谱中的不同部分。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文化时刻：齐曼所说的“自我定义”正驱动并影响着我们看待性别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方式。多亏了互联网、个人品牌和其他关于个人主义的现代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谁，而且可以在一生中不断调整这些定义。我们毕竟不是环节动物，也不是类人猿；我们是有着复杂思想和经历、不断演化着的人类。我们身份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不能用死板僵化的术语来定义，包括社会性别。不论你的身体、言行习惯、穿衣风格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就是自我认同为“女人”的人。“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偏见，即女人把自己看作女人，因为她们小时候都喜欢玩洋娃娃；男人把自己看作男人，因为他们都喜欢体育运动。”齐曼说。这些外在特质不再是能定义我们性别的要素。“与此相反，”他说、“你的性别认同只与非常个人化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我是谁'的直觉感受紧密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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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让自己看起来更下流，只是为子拉近彼此的距离。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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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用这类词来形容性，那生活将会多么不同吗？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场景中，语言都把女人定性为主导者（主体），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性高潮会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为性生活公认的终极目标？这类问题让我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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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但当人类停止了迁徙，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所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士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建立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把像“cunt”这样的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一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读到这些词的词义转贬过程不免让人有点心灰意冷，但通过观察研究其中的语义演变模式，可以看到在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有关性别标准的重要问题。当讲英语的人想侮辱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她比作以下事物之一：食物（如“tart”），动物（如“bitch'”），或者性工作者（如“slut”）。这些正是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中注意到的主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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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1ik”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一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氨无半个世代。”一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家还发现，最不愿意创新的语言使用者是那些不爱运动的、年长的乡村男性《nonmobile，older，rural males），正t好组成一个首字母缩写词："NORMs”（规范，准则；正常人）。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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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为何会以这种方式推进语言演化，我们尚且无从得知。一种假设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更多畅所铁言、展现才华的自由。对网络俚语的研究表明，女性使用的网络语言更具表现力，比如有创意的标点符号、措述性强的活题标签、表情符号，以及OMG和AF等有趣的缩写“。另-种理论认为，原因在于女性更善于社交，因此更容易捕捉到微妙的语言线索。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除此以外她们并没有很多其他选择。对于那些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女性来说，语言是一种赋权的资源，世世代代都是如此。例……但对于那些还有机会的人来说，语言是一种逃离现属群体、获得更好生活的途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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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与路易丝·0。沃什瓦里的理论是吻合的，即生活在贫穷地区或群体中的年轻女性，以及年轻的移民女性，更有可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社会流动。这是为什么？一般来说，男性更容易获得蓝领工作，而且蓝领工作的薪水比许多工人阶级女性的工资要高。“从历史上看，在煤矿地区，一个矿工一周赚的钱比他当服务员的女朋友一个月赚的钱还多。”沃什瓦里解释道。理论上来说，女性是可以找到一份煤矿工作的，很多人也的确找到了，但这份工作很残酷，社会环境对女矿工也不友好。因此，如果一个女性想以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方式赚更多的钱，她就必须从事所谓的“粉领”工作，比如当接待员或银行出纳员。而这类工作需要新的语言技能，比如学习一种更“受尊敬”的方言或者一门全新的语言。沃什瓦里回忆说：“在西班牙有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学习加泰罗尼亚语以便出去找一份秘书工作，而男性会因为她们会说两种语言而取笑她们。”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看不起女性使用语言的方式，就像奥托·叶斯柏森和鲍勃·加菲尔德一样，他们经常认为女性的交流方式愚蠢而恼人。但是研究性别和外语的观察者注意到，男性和女性说话的方式之所以会产生显著差异，通常是因为女性被禁止使用某些词语、语音或文字系统，因此被迫进行创新。例如，在非洲南部班图语系的一些语言中有一项严格的规定，禁止已婚妇女说她们公公的名字，也不允许说任何听起来与之类似的或有相同词根的词，因此班图妇女经常通过借用其他当地语言的同义词来绕过这一规则。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就是吸气辅音（clickcomsomants）进入班图语的原因一女人们从西非的科伊桑语中借用了它们，最终使其进人了广泛使用的主流班图语。类似的数事也发生在中国，有一种叫“女书”的字体，通常被认为是与标准汉字迥异的文字系统。但实际上，女书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更语音化的书写汉语的方式，这是当地女性在不被允许学习读写的时代自己创造并发展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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