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 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
生活并非现代的机器,只需按下按钮就可以将选中的部分再重演一次。没有任何退回到过去的可能,我们的某些行为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假如在结婚前夜迷恋一个陌生的美丽女人,无论她的样貌有多令人痴迷。如果你继续固执己见的话,我恐怕你真的会后悔的,且不说你对你周围的人所造成的伤害将会有多大。你也许会对我说人们没法儿强迫自己做必须做的事情,但是你还有头脑,所以请用脑想一想吧。被一个女人扰乱了心绪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只要事情的发展没有比这个走得更远就行了。
马克·李维 《如果一切重来》1
马克·李维 《如果一切重来》1如果把疆界划分为居住地域、人际互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往这四重疆界,那幺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对同一部落的人而言,这四重疆界是基本重叠且共享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的四重疆界不再重叠,而且同一社群的成员也不再共享相同的疆界。这是多种跨疆界的遭遇的结果,也形成了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如今,在国际大都市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的信息交往是全球性的,物质交换是跨国的,人际互动是跨地域的,虽然他们可能长久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的四重疆界不再是重叠的。而身处同一个国家中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他们的各种疆界可能要狭隘得多。这个视野或许能更为精微地阐述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在这种视野中,同一国家中倾向于全球主义与忠实于本土主义的人口之间的差异,很可能被解释为双方处在不同的疆界之中。疆界的政治含义可能是权利义务的边界,在文化上可能是伦理判断的适用性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者”的暴力就是疆界之外的人群不被当作具有伦理意义的存在。这可能为理解各种歧视打开新的研究视野。遭遇提供了一个从生成(becoming)视野来理解政治共同体的变化和发展的视角。这个理论也为发展新的世界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另外,我仍然在思考“疆界——遭遇”的理论模式是否有可能对社会科学中经典的“能动者——结构”问题(agency-structure problem)进行新的、更精确的类型化处理。这里需要认真考虑,在什幺意义上它能够弥补比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存在的局限。这当然都是很费力的工作。问:这一构想的学术渊源是什幺?《疆界与遭遇:广义政治学理论纲要》大约会在何时完成?答:关键的两个范畴都是从其他学者那里获得的启发。在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研究中,有几位结构主义取向的学者发展出了“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他们有时候也用“boundary”的概念,在处理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当然,在官方由来已久的虚伪与近几十年来时髦的自由主义之间,横着一条鸿沟。那种认为性传播疾病并不严重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顶点,那时也适逢众多的男同性恋者把自己设想为一个类似“族群”的团体,其与众不同的民俗是性贪婪,而城市同性恋的生活体系变成了一个具有史无前例的速度、效率和规模的性传递系统。对艾滋病的恐惧,迫使人们对性欲采取一种节制得多的行为方式,而且这还不局限于男同性恋者中间。在美国,一九八一年以前的性行为如今对中产阶级来说已成了失落的天真年代的一部分——当然,这天真披着性放纵的外衣。在二十多年的性挥霍、性投机和性膨胀以后,我们处在了性萧条的早期阶段。以现在的眼光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注文化,就好比从一九二九年大萧条这个不恰当的角度回顾爵士时代。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作为一名斯巴达女人(古代的作家希望我们这么认为),海伦的命运就是从一名强奸受害者成长为年轻的新娘,接着变成不忠的情人,再成为情妇战利品,最后回归家庭,成为一名尽职的妻子。她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和性有关。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0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0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域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オー直想要“幸福”,并认为有死之人是能够幸福的。(95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她的立场是,假如你对自己说“我该审判谁”,你就已经输了。她一生总是被标上记号,就跟这本书引发的争论一样。即便她已经离世多年,她依然会构成争议的主题。几年前,一本描写她在豆蔻之年同马丁·海德格尔那段天真爱恋的书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场地震。这足可说明问题。作者将她刻画成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一个被纳粹老教授、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色诱的笨女人。这本书对她与海德格尔之间毕生的复杂关系作出了粗暴的解读,可是,一些评论者似乎对这种暴力简化的视角感到十分受用。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她曾经是处女,别人不会骂她荡妇或者娼妓;她结了婚,别人不会骂她老处女;她假装高潮,别人不会骂她性冷淡;她生了孩子,别人不会骂她不能生育;她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不想让别人骂她男人婆和厌男者;她从不唠叨或者提高嗓门,别人不会骂她泼妇……她时时事事小心谨慎,可是,那个陌生人还是用男人发火时责骂女人的脏话把她拖进了污水沟。伊夫琳纳闷,骂人的脏话为什么总是与性有关?为什么男人想贬低其他男性时,会骂对方娘娘腔?好像娘娘腔是天底下最恶劣的东西。我们做了什么让别人这么想?为什么性器官“屄”成了骂人的话?人们不再羞辱黑人,至少不当着他们的面骂人。意大利人不再被叫作南蛮子或意大利佬,礼貌的交谈也不再提到犹太佬、日本鬼子、中国佬或西班牙佬。人人都有个团体为自己呐喊,但女人依旧遭受男人的羞辱。为什么?我们的组织在哪里?这不公平。
范妮·弗拉格 《油炸绿番茄》0
范妮·弗拉格 《油炸绿番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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