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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男人，以及任何人，当他们希望显得更有权威时，通常都会降低自己的音高，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是下意识的。相比之下，高音是体形小（比如吉娃娃）、不成熟（像孩子的声音）和过度情绪化（出于欢乐、兴奋、恐惧的尖叫）的关键标志。就像卡梅伦所说：“说一个女人的声音‘刺耳’也是在暗示‘她无法控制自己’。”
    《语言恶女》
    无论女性用何种方式表达自我，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那就是告诉女性政治家、新闻主播、商业领袖，以及其他敢于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女性，她们应该闭上嘴巴别出声。
    《语言恶女》
    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无标记’或默认的权威声音是男性的声音，”卡梅伦说，“批评女性政治家的声音本质上是在强化仍然盛行的偏见，即女性没有领导权威。”
    《语言恶女》
    我们用来形容“霸道”女性的负面语言——“shrew”（泼妇）、“bitch”、“witch”（巫婆）、“cunt”——听上去与母亲不让我们优先用车，或逼我们做作业时我们可能使用过——或至少想过使用——的词没有太大区别。当成年人用这些词来形容女性政治家时，他们是在暗示女性在家庭之外维护自己的权威是多么疯狂和错误，就像“pussywhipped”"和“henpecked”（妻管严）这样的词暗示着男性允许女性这样对待自己是多么疯狂和错误一样。
    《语言恶女》
    无论你分析多少份剪报，你也找不到任何一家媒体在描述男性权威人物的演讲时使用性隐喻，然而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对女强人进行性类比的大量例子。卡梅伦分析了2016年英国大选时的媒体评论，惊讶地发现女性政治家，甚至包括女性辩论主持人，经常被比喻为几个典型的女悍妇形象，比如不苟言笑的女校校长，或者《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恶毒的护士。卡梅伦说，这些人物形象的共同点是，她们都“上了年纪，通常都样貌丑陋，要么性冷淡要么性饥渴，她们永不满足的欲望让男人感到恐惧”。
    《语言恶女》
    她们的声音轻柔温软，从不聒噪；音高略低，从不刺耳；经常夹杂着撩拨人心的咬舌发音和带外国口音的长元音。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属于那类不想成为总统，也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只是为了娱乐我们而存在的女人。如果这些女性要竞选公职，我敢保证，她们会因为听起来不够权威而受到抨击。
    《语言恶女》
    对位于双重束缚两端的女性进行批评是利用语言物化女性的一种手段。只要女性担任权威职位仍然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么她们的衣着、身体、声音以及性别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不怀好意的打量评判。她们将被迫在两难的境地中走钢丝，小心翼翼地避免落入标有“可爱的花瓶”或者“粗鲁的泼妇”的盒子里。
    《语言恶女》
    “从长远来看，要解决女性说话的双重束缚”很简单：我们需要挑选更多女性来当老板。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让女性加人工作环境并不会自动为她们赢得更多尊重，有时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这会吓到男性同事，迫使他们表现得更加强势。然而，当女性占据绝大多数（或全部）高层职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得克萨斯大学教授伊桑·伯里斯（Ethan Burris）研究了某个信用合作社的员工，其中女性主管占到74%。“果然，”桑德伯格写道，“女性主管的发言比男性更有可能被倾听。”研究还表明，总体而言，女性领导的公司表现更好。桑德伯格说：“由女性领导的初创企业更有可能成功。高层管理者中有更多女性的创新型公司利润更高；性别多元化程度更高的公司，其收人、客户、市场份额和利润都更高。”最终结果显示，女性领导男性的情况越是常态化性别天平越是平衡一那么就越不会有女性声音听起来“刺耳”或“粗鲁”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们不会再认为女性天然就应该顺从。那么“某特定性别的声音应该如何、权威的声音应该如何”这种怪异错位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社会语言学家邦妮·麦克尔希尼（Bonnie McElhinny）所写的那样：“我们越是允许男性和女性进入对方的领域，允许他们表现出通常被定义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言行，我们就越不会把刻板印象视为理所当然，并将重新定义对性别的理解。”当我们雇用女性来管理世界时，我建议也雇用同性恋者。因为如果对女性说话方式的疯狂误解导致我们无法过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你就更不想去了解，我们错过了酷儿语言世界里多少精彩绝伦的东西。
    《语言恶女》
    认为所有男同性恋者说话都像女人的文化刻板印象，跟认为所有女人都天然地说话声调上扬、喜欢八卦不喜欢讨论想法的刻板印象一样，都不可靠。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们的文化希望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坚信所有的男同性恋者说话都像女人——因为这样更容易把他们归为一类，然后就可以嘲讽他们。因此，刻板印象大行其道。“你觉得为什么男同性恋者有时会因为别的男同性恋者说话像女人而拒绝对？・性媒体家丹・奇（Dan Savage）“因为厌女症，”萨维奇回答，“他们想向文化证明，他们并非‘不是男人’，他们是好人，因为他们不是女人……然后他们会惩罚那些他们以为在任何方面都很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一个男同性恋者因为说话方式而感到耻辱，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说话的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在泰勒的调查访谈中，没有哪个女同性恋者因为听起来太“坚决果断”而被送到言语病理学家那里。
    《语言恶女》
    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沃什瓦里说：“你可以追求权力，但如果你作为男人却选择像女人一样说话，那你就是在远离权力，这是不被认可的。”
    《语言恶女》
    莱格曼注意到，这些词大多数都是男性导向的。如他所写，女同性恋者导向的俚语“肉眼可见”地匮乏。莱格曼推测，俚语的这种差异或许是因为女同性恋者根本不存在。按照他的标准，对女人感兴趣只是轻浮富家女的爱好，因为她们要么百无聊赖想找点乐子，是在假装，要么是被生活中的男人严重压抑。莱格曼写道：“在美国——或许也在其他地方——女同性恋行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人为的。它是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的一种罪恶，是进入剧院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它是胆怯的女人和半处女的安全性资源，是遭受父亲虐待而产生心理创伤的女儿们的色情释放口，是那些在性方面笨拙、野蛮或无能的男人的妻子和前妻们在绝望中的退路。”他认为，以上这些原因都导致良好的女同性恋词汇系统无法形成。
    《语言恶女》
    索尼娅·莱恩哈特指出，白人直男，也包括白人男同性恋者，为了显得时髦而说“yas”和“werk”这样的词，有点像白人流行歌手留脏辫、戴金链子、穿低腰牛仔裤。这种行为是单独提取了受压迫文化中“酷”的部分，同时却傲慢地忽视真正发明这些“酷”东西的文化背后的艰难处境。
    《语言恶女》
    “女同性恋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受到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忽视，导致她们一直是彼此孤立的。”正因如此，她们没有机会建立一个“能够发展女同性恋审美的、有凝聚力的社群”，佩内洛普说。
    《语言恶女》
    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推移，生殖器词汇所反映出的主题都那么一致，那么令人不安。正如格林在他的研究发表后不久告诉记者的那样：“阴茎通常被形容为某种武器，阴道被形容为某种狭窄的通道，性行为被描述为某种‘男人打女人’的方式。”这些恼人的比喻能存在如此之久绝非偶然。专门研究英语“下流话”的语言学家认为，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文化中对性的主流态度一即“性行为是插入式的”，“性行为结束的标志是男人完成射精”，“男人是好色的追求者，而女人是温顺的、无性欲的性对象”一只需看看我们想出的用来描述性的词语就行了。我们用来谈论性的那些令人不适的下流话，往往能清晰反映出我们现实生活中性行为的种种问题。语言学家拉尔·齐曼正是研究下流话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花了数年时间分析不同性别的人如何使用生殖器相关词语来识别自己的身体和性经历。“总的来说，很明显，我们谈论生殖器的方式集中体现了我们对性和性别的看法，”他告诉我，“人们在异性恋正典的性别指称方面做出的探索的确表明，我们谈论生殖器的方式反映出了我们文化价值观中最糟糕的部分。就像阴茎永远是插入性、侵人性的武器一样，性永远是暴力的；女人和阴道永远是被动的、缺席的，只是一个放置阴茎的容器。”这种“菲勒斯中心主义”*视角所影响的范围远不仅限于生殖器词汇而已，用来描述性的最常见的动词中就到处可见其影响：“bone”（骨头；硬了）、“drill'"（钻头；插人）、“screw”（拧螺丝；肏）。在这类词汇的世界里，勃起的人既是戴光环的主角，也是叙述者。如果有人从阴道的视角来描述性一比如说，“We enveloped allnight'”（我们整晚都包裹在一起），或者“I sheathed the livingdaylights out of him”（我把他的精气吸收一空），或者“Weclitsmashed”（我们把阴蒂撞开花了）一这将成为对主流性爱谈话的一种独特反叛，然而...
    《语言恶女》
    我的“va-jay-jay”可不是什么孤独空虚的坑，等着什么“快乐棒”来实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其实也并不那么喜欢可爱友好的“va-jay-jay”。毕竟为什么只有当女性的性被打上可爱的标签时，才能被接受呢？更不用说从技术上讲，阴道本身只是一个连接子宫和外部世界的空间一一一个通道，“放置阴茎的容器”而已。而外阴的性感带（G点、阴蒂）甚至根本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女性生殖器的一部分。
    《语言恶女》
    当谈到与性相关的语言时，我们的“阴茎中心主义”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多数人对“fuCk”这个词的解释一定会涉及阴茎，尽管这个词实质上并没有暗示阴茎的参与。15世纪之前，“o fuck”的意思是“击打”，这当然有强烈的身体暗示，但不一定就是阴茎这个部位。难怪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形成“阴道只不过是阴茎的一个容器”——比如，“cum sponge”（精液海绵）——的刻板印象。大多数有阴道这个器官的人往往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消除性爱“无聊”“令人沮丧”“不可说”的错误想法，最终找到有趣而满足的做爱（shtup）'方式。
    《语言恶女》
    格雷对于为什么异性伴侣没有良好性生活的解释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对性的欲望和沟通方式天生不同，仿佛他们来自不同的星球。他的每一条建议都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女人不让男人和她们进行足够多的性爱，男人也没有为女人提供足够使她们想做爱的情绪价值。“就像女人需要有爱才能敞开心扉接受性一样，男人也需要有性才能敞开心扉去接受爱。”因为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存在着社会不平等，导致卧室里（或客厅、小货车后面，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权力失衡，这使得女性很难，有时甚至也不可能将自己视为性爱场景中的主角，更不可能拥有词汇来表达有关性的一切。
    《语言恶女》
    男生被期望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他们被期望成为发起者、专家，女生则被期望遵从男生做出的任何决定。她们遵循了这类互动的不幸的潜规则，即女性必须“接受自己作为客体的地位”。她们的命运取决于男人的选择。根据我们对异性恋男性气质和男性性冲动设立的文化标准，男人要符合“渴望性并追求性”的社会期待，不论他们是否真的想要。
    《语言恶女》
    所有这些语法批评家——从单数 “they”的反对者，到推特上的语法老师，再到法国的法兰西学术院一有一些共同之处，即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纠正言语或阻止言语的改变。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每当语言改变时，就像生活中发生任何变化时，人们都会不禁感到有点坐立难安。这是因为语言的变化往往是更大的社会变化的标志，而大变化会让人们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什么时代，40岁以上的人总是讨厌青少年俚语，因为它代表着新一代的崛起和对世界的接管。
    《语言恶女》
    不管我穿着什么衣服，从迷你裙和高跟鞋到药妆超市里随手买的万圣节睡衣套装，我总会在街头被这样“搭讪”。我那身万圣节睡衣上写着“Bo0！”（嘘声），然后街头有个人就“嘘”了我，还向我求婚。那个男人并不是真想和我结婚，也并不是想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棒，他只是希望我听到他的声音，让我明白他能控制我，至少在那几秒钟能控制我。因为街头骚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
    《语言恶女》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
    《语言恶女》
    当女人开始进入他们的领地时，男人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巩固自己合法享有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无视女人并说她疯了，以及其他的噤声手段，都是在回应女人对他们权威的渐进挑战，都是让女人的想法和言论变得无关紧要的方式，都是阻止女人夺回权力的诡计。
    《语言恶女》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语言恶女》
    “称赞都有一种潜在的社交功能，可以创造或加强称赞者和被称赞者之间的团结”。如果有一个不熟悉人类社会互动模式的外星人，我们要用一种善意的方式与其建立联系，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微笑”是个不错的办法，面“让我拍拍你的美臀”绝对不合适。
    《语言恶女》
    2017，喜剧演员彼得・怀特（Peter White）街头骚者的荒唐辩解进行了精辟的纠正：“我认为男人应该遵守这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要在街上对一个女人说任何你不想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男人对你说的话。”
    《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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