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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一“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t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将所有女性因素排斥为异己的后台谈话是保证兄弟权制的围墙坚不可摧的砂浆。尤其当你隶属于其中的某个亲密团体时一就像唐纳德和他的巴士兄弟一你就更难表达异议，因为表示“不同意”就意味着放弃这种兄弟联结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因此，你最终也会像比利·布什一样跟着对方一起笑。 然而女性之间的团结不是以上述方式建立的。因为女性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位置，本身也没多少权力可失去，所以她们在会话中建立纽带的方式是承认她们对性别现状的反抗，而不是尽自己所能去迎合现状。因此，当女性通过会话建立群体内部的联系时，她们的陈述必然是百分百真实的，否则这就不是一个值得分享的秘密，也不可能达成交流目标。
    《语言恶女》
    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监督别人的语法正误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厌女者的行为基本无异一—厌女者会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句尾升调或气泡音，就对她的话不予理会。二者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的语言。指出别人语法问题的人通常只是在借此回避话语中的实际信息，敏锐的听者是能分辨这一点的。“纠正别人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行为，而自命清高就代表着偏见。”卡梅伦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语言恶女》
    既然大家说话几乎都用气泡音、句尾升调、各种模糊限制语，那么为什么单单是年轻女性受到了最刻薄严厉的批评呢？按照语言学家的说法，人们如何接收并感知这些言语特征跟所说的内容关系不大，而是跟这样说话的人关系更大。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1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语言恶女》
    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一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家还发现，最不愿意创新的语言使用者是那些不爱运动的、年长的乡村男性（nonmobile，older，，rural males），正好组成一个首字母缩写词：“NORMs”（规范，准则；正常人）
    《语言恶女》
    对网络俚语的研究表明，女性使用的网络语言更具表现力，比如有创意的标点符号、描述性强的话题标签、表情符号，以及OMG和AF等有趣的缩写。另一种理论认为，原因在于女性更善于社交，因此更容易捕捉到微妙的语言线索。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除此以外她们并没有很多其他选择。
    《语言恶女》
    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或者说，偏见——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语言恶女》
    如果有人因为不喜欢你在句子结尾压紧声带发出气泡音、经常说“对不起”或是其他语言特征，就批评你愚蠢可笑、想让你感到难堪，请记住：就算那些“正常人”不理解你，语言学家也会懂你、支持你的。毕竟，那些讨厌你的人可能只是在为你用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而感到痛苦。
    《语言恶女》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语言学家拉尔·齐曼（Lal Zimman）告诉我，我们文化中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语言的作用远不如其他更具体的自由实现形式和压迫手段那么大，如同那句老话所说，棍棒和石头能打断你的骨头，但是言语永远伤不到你。“人们需要明白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人受到伤害、感到欢欣鼓舞，也能使人得到重视和尊重。这真的非常重要。”齐曼说道。
    《语言恶女》
    “女人即性对象”是父权制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数千年来的一种看法，即女性的个人欲望和性自由意志在本质上是坏的。即使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我们语言中针对女性的俚语，也会发现女性的性欲是可耻的，无论一个女人如何处理她的欲望。我们的文化只给女人的欲望两种归宿：若性生活丰富，就让她获得妓女的骂名；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末，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者朱莉娅·P。斯坦莉（Julia P。Stanley）在收集和分析了一系列针对女性性欲的流行俚语后，发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妓女——圣母”二分法的语言证据。她总共记录了220个俚语，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隐喻都是完全负面的，也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这枚意识形态硬币的其中一边：“献身”的女人被归类为荡妇，而那些矜持的女人则被咒骂为冰雪公主。与此同时，斯坦莉所收集的有关男性的大多数性隐喻——总共22个，正好是女性那组的十分之一——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含义。
    《语言恶女》
    我们的社会设立的男性气质的既定标准是非常极端且不恰当的：人们要求男人要强壮有力量，只能是异性恋，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为了展现男性气质、保护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压制女人的观点，必须无视女人的痛苦。正如贝丝·A。奎因在2002年所写的那样：“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儿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语言恶女》
    可这是为什么？用气泡音有什么好处吗？（当然，除了惹恼长胡子老家伙这个好处以外。）事实证明，气泡音的确有不少用处。首先，汤浅郁子指出，由于气泡音的频率非常低，所以这可能是女性与男性竞争的一种方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权威。她在研究中写道：“低哑的嗓音可能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提供了一种塑造成功形象的方式，同时还可以保持女性的吸引力。”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做演讲时，为了传达这种悠然自得的权威，会不自觉地用气泡音说话。当我问我的领导我在会议上有没有表现得缺乏安全感时，她说：“你听上去总是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哦对了，她也是个20多岁的女人。但是另一方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家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在2012年告诉《纽约时报》，气泡音也可以用来表示对某个话题不感兴趣——我十几岁的时候的确喜欢这么做。他说：“这是一种声带比较松弛时发生的振动…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在放松甚至无聊时使用它。”就像是在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告诉别人你觉得他们非常无聊。总而言之，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女性开始用越来越低的音高说话，更多地传达出主导性或者表示无聊，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年男人历来不喜欢女人做的事情。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鲍勃·加菲尔德和他的同行们如此毫不留情地抨击气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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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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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研究表明，现代人说脏话实际上很少带有敌意或冒犯；相反，脏话成了一种极其复杂、丰富多彩的语言类别，几乎可以用于表达一切情感——幽默、震惊、悲伤、团结。在一些语境下，有的脏话可能会被认为是礼貌的。大多数时候，脏话能促进社会和谐，比如你可能会对别人这样说：“That is a fucking brilliant idea'”（我靠，这主意真赞），或者“These cupcakes are the shit'”（这些纸杯蛋糕好吃到爆）。语言学家说，仅有的几种不礼貌的情况是你故意使用脏话威胁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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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个人很喜欢说脏话，并认为这是我之所以是“我”的一部分，尽管我很喜欢刻薄地跟别人说“fuck you”、“suck my dick”（肉你丫的），但我不禁注意到，我们词典中大多数最有力的脏话都不是为了我这个女性说话者而发明的。像“fuck you'”“suck my dick”这样的短语属于英语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脏话——与性相关的脏话——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类脏话只能代表一个性别的视角。我们语言中许多情绪强烈的短语——比如“pussy”和“motherfucker”——都是从顺性别男性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女人、男人和性的画面。这类词把性行为描绘成向内插入式的，把阴茎描绘成暴力而强壮的，把阴道描绘成软弱而被动的。“pussy”这个词并不能体现女性阴部的复杂性，也并没有描绘出对那些真正有阴部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部分（阴蒂、G点），而是把女性阴部描绘成一个模糊的、像小猫一样软弱、被动等着阴茎捅进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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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针对全世界医学院文献中性别偏见的研究发现，即使在看似客观的教材中，男性的身体——就像男性的说话方式一样——向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常态，而女性身上经常出现的症状却很少被关注，甚至完全被忽略。以心脏病为例，它是2015年美国女性的头号死亡原因，比癌症致死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心脏病致死人数中有超过一半是女性，而男性患者却更有可能被诊断出来。为什么？这是由于医学教科书和论文大多不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在内，而女性患有心脏病时的症状通常与男性患者不同，比如女性患者会感到恶心和颈部不适，而男患者感到的是胸痛。这导致许多医生根本不知道如何识别、诊治女性心脏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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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从小就成长在充斥着严苛言行标准和期待的文化环境中，而女性被要求“应该”遵守的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一不论是在会议中，还是在超市的队伍里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表演。“别问太多问题，否则你听起来会很不自信；不要说任何孩子的任何不好，否则你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母性的反社会人格；不要总是聊《美国白马王子》，这样显得你特别粗俗。”无论你的性取向或性别表现是什么，一个人只要曾经是女性——出生时被指定或是自我认同为女性——都不可避免地要被迫遵守父权制度为女性设立的一系列言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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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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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成问题的文化信念之一是相信观看、参与和谈论体育比赛比喜欢美容和时尚更有价值、更高级。我曾经在一家美容杂志工作，那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女性，但有几位高层管理者是男性。你很难不注意到这些家伙为了彰显自己的男子气概有多么努力：他们在公司内部做演讲时总是不厌其烦地用体育运动打比方，然后立即表示这种比喻恐怕超出了我们这些愚蠢女人的理解范围。客观地说，讨论谁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并不比讨论谁在纽约时装周呈现了最漂亮的时装秀更复杂、更重要。只不过前者更以男性为中心就被认为更重要罢了。好了我耳朵已经冒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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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想法”对立的刻板印象助长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女人彼此交谈就是在“闲聊八卦”（gossip），是无意义、琐碎的；男人的交谈则是“谈笑风生”（banter），更睿智、更成熟，而且他们从不会堕落到讨论不在房间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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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量数据支持的事实是，闲聊八卦是一种有用的、目标驱动的行为。我们的语言学家德博拉·卡梅伦曾解释道，仔细分析就能发现，闲聊八卦能达到三个主要目标：（1）交换个人信息，让一个社交圈内的人相互熟悉；（2）使参与闲聊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结；（3）加强该团体对某些价值观或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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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衣室闲聊”只是听起来更男性化的“聊八卦，加德博拉·卡梅伦所言，这是谈论不在场的人的行为，其目的是建立交谈者之间的情谊和小团体内的规范，实现手段是把不在场的被议论对象划归为“外人”，以及使用尴尬的个人经历和粗鲁的语言来交换信任。正如卡梅伦所说：“就像分享秘密一样，分享这类越界或冒犯的词语是亲密的象征…这样做的含义是：‘我通过说一些不想让全世界听到的事情，用一些不想让全世界听到的词语来表明我信任你。’”这是在邀请听者与自己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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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误以为使用“just”“I mean'”“I feel like'”之类的短语是女人犹疑不决的标志，但其实她们只是为了缓和语气。而且有研究显示，填充短语的使用有助于在会话中建立信任和产生共情。科茨解释说，类似的填充短语“被用来维护所有参与者的面子、讨论敏感话题，并鼓励其他人参与进来”。使用模糊限制语的表达更委婉、更包容，让听者感觉更好，并为彼此留下插话或者分享不同看法的空间。“语言表达并不总是必须用最精练简洁的方式亮出观点或传达信息。语言表达往往也是为了建立联系，是为了让你自己被人理解，同时试着理解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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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高超的交际技巧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不仅限于使用模糊限制语这一个方面。另一个被忽视的技巧被语言学家称作“最小反应”（minimal responses），指的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听者所说的诸如“yeah”（是的）入“right'”（对）、“mm-hmm”（嗯嗯）等小短语，来表示科茨所说的“积极的倾听”。琳恩总是任一个元整的意义单元的结尾，或在停顿间隙恰到好处地插入感叹词，永远不会强行抢过话头或打断会话，它们的作用是向说话者表达认同，同时表明听者在关注对方的叙述进展。这些感叹词使得会话富有成效，因为所有的“mm-hmm”和“yeah”都代表琳恩对谈话的投入和对谈话内容的支持，说明她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一堵任凭蒂娜自说自话的墙。科茨说，这些策略性的短语“说明女性会在谈话中敏锐地做出最小反应…这是一种成就，体现了谈话参与者在预测谈话如何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你坐在一群黑人女性中间时，会发现她们的对话中有很多闲谈，很多的‘mm-hmm'、‘girl，you'reght'（姐们儿，你说得对），”她说，“黑人女性之间的谈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建立共识和团结。”
    《语言恶女》
    小时候，男孩与其他男孩的友谊就像女孩之间的友谊一样亲密和情绪化。男性气质规范被灌输到他们身上之后，男孩才停止向彼此倾诉或表达脆弱的感情。到了18岁，社会上“我不是同性恋”（no homo）"的信条在他们心中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觉得唯一可以寻求情感支持的人就是女性，而这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生来就有义务承担人类情感事务”的偏见。*no homo源自20世纪90年代嘻哈界，可以译为“我不是同性恋”或者“我没别的意思”，是男性为防止自己因为某些言行而被当作同性恋时使用的短语，例如“That guy is hot！No homo。”（那家伙挺帅！没别的意思），或者“No homobut I really need a hug right now。”（我不是同性恋，不过我现在真的需要一个拥抱）。一译注
    《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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