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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辙断言,贫富差距是“理势之所必至”,不能由人力强行扭转。不仅如此,富民阶层还是国家基层治理的一层重要保险: “(富户)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苏辙:《诗病五事》,《苏辙集》,第1230页) “贫富相资”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国家主动放弃调控土地资源的分配,同时放弃直接主导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从而默认了贫富阶级在城乡地域通过借贷、租佃乃至兼并形成的“自发”秩序。这是一种妥协,……这绝不意味着“私”的领域能够豁免国家的横加干预。在专制君主-官僚制下,富民阶级主要起到财富的蓄水池功能。只要国家感觉需要,可以随时拧开龙头放水。宋人那句有名的本朝“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特别是它还有下半句:“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变法时代乃至宋代的官僚士大夫,正是这样来理解富民的作用的:不仅在于国家放弃部分责任时“为天子养小民”,还在于“为国守财”,“又供上用”。富民通过地租、利润、利息等形式,将底层民众生产的财富汲取上来,保存积累。然而,这笔财富并不全属于他们自己,同时也属于国家,所以苏辙说:“财之在城郭者(即兼并者)与在官府无异也。”因为,当时还不存在脱离于统治-服从关系以外的私有财产,“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即使私有财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也并不建立在合法权利的基础上。除了沉重的日常性财政汲取外,只要判断有必要,国家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官爵收买、抑勒、科率…)予以剥夺和占用,不用顾忌什么法理依据或授权。
    《王安石“强辩”考》
    当然,除了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和才能,皇帝的个性和施政作风,宋代政治决策中颇受研究者重视的“对”和“议”,皆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机会和场域,后文都会一一触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以“言语”或者说“辩”为核心的一个熙丰政治侧影。 最后,新世纪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而非社会经济角度来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所谓政治,涵盖了人物、事件、制度等。本书更关注政治思想。当然,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具有多层次性。·准确地说,本书关注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底色的政治观念,探索行动者习染的政治思想结构(某种意义上可称“常识”)如何影响了制度、政策及其他政治活动,也就是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据说,在新儒学的刺激下,宋代是先秦诸子以后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⑧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许多重大命题,如天命、人性、王权、君臣、正统、华夷、礼法,等等,历数千载之演进,至宋代已发展得十分成熟。④在现实政治中,这些思想元素以或潜或显、或强或弱的方式影响着宋人的倾向和选择。不过,在熙宁时代的政治辩论中,这些形而上的“大观念”,本身还不算是主角。政治辩论带有明显的情境性、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如何从这类“表话语”中解析出“里话语”,即书生政治家对理想或现实的政治本质、政治关系以及统治技术的一般认知、预设、思维结构,是一项困难而有趣的挑战。梁任公指出,研究政治思想史有三种路径:专题(如天下、国家、民本),年代(通贯、先秦、唐宋),宗派(如儒家-法家,道学-功利)。0这里是截取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为横切面,观其汇聚,观其沉淀,观其激荡,观其向后变化之端倪,并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宋晚期看似思想活跃,交流频繁,却没有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以上就是本书的蓝图,至于究竟实现了几分,就留待读者来批评吧。
    《王安石“强辩”考》
    前面说过,南宋朱熹也说他“直是强辩,藐视一世”,而且认为,别人怀疑王安石女婿蔡卞伪造《王安石日录》,其实简直是一眼真,因为“其词锋笔势,纵横捭阖,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书也”。©王安石在江宁的故居半山园旁有一土丘,俗称“谢公墩”,相传是东晋谢安(字安石)的故宅遗址,也是王安石日常游憩之地。他戏作过一首小诗,以为如今这个地名不妨改为“王公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文人胡仔借机戏谑说:“介甫性好与人争:在庙堂,则与诸公争新法,归山林,则与谢安争墩。”⑧可见,再往后,“强辩”这个标签,不仅和王安石的历史形象和人物评骘再难分离,甚至口舌之外的荆公文章、诗词,也被某些有心人发掘出好争辩的个性印记,包括后人对他书法艺术的品鉴一“躁扰急迫”,大概也与此有关,这些显然是北宋人想不到的。 综合上述“指控”,强辩的表面意思是清楚的:“强”是说王安石自恃学问高超,又有神宗撑腰,藐视同僚,蛮横无理,“辩”是说他思维敏捷,善于论辩。在王安石的反对者看来,他的“强辩”就是一种权势加持的无理之辩。 王安石“强辩”,是不是无中生有、众口铄金的污蔑呢?倒也不全是。他的政敌、净友、同僚、门生,一致认为他存在这个毛病,而且犯起来不大分对象和场合,对朋友、对属下,对同官、对圣上,态度上或许有些差异,本质上还是一样的。至于究竟说他是“强辩”还是“雄辩”,首先是个判断和立场的问题,根子在政见分歧。王安石多半觉得自己是“雄辩”,是在“辟邪说,难壬人”。0 退居江宁后,王安石写过一首《杖藜》诗: 杖藜随水转东冈,兴罢还来赴一床。 尧桀是非时入梦,因知余习未全忘。⑧ 六十岁以后的王安石,在江宁颇为闲适,每天悠游山水,寻访寺院,参研佛理,与友人联句,再修订几篇《字说》,一派退休后的学者生活。尽管如此,他仍感神宗知遇之...
    《王安石“强辩”考》
    最了解王安石的,还要算他的诤友和后来的宿敌一司马光。他说,王安石本是大贤,但有个最明显的缺点,就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其实,王安石的“强辩”性格,根源正在于此。细究起来,所谓“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应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王安石认为,比起眼前碌碌诸公,自己显然无比接近,甚至已经掌握了最高的、终极的真理。具体而言,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唯一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和立场都是智识或道德上的谬误,换个文雅一点的说法,就是朱嘉批评的“足己自圣”®。宋代士人原有很多很宝贵的品质:勇于质疑,强调独得,讲求致用,挟道自尊…①不过,对于“我”与“道”的关系达到王安石这般自信的人,似乎是极少的。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自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任满离职,途经会稽县(今浙江绍兴),知县谢景温是王安石的好友,后来还嫁妹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两人一同前往当地的名胜龟山游玩。龟山一名飞来山,山上有一座二十三丈高的多宝塔,可跳望海上日出。王安石登临胜景,兴之所至,写下了名篇《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① 身处万仞山、千寻塔的最顶层,才能目睹海上旭日大放异彩的奇观,岂能被浮云遮蔽了远跳的视线?这就好比一个人,从柏拉图的“洞穴”中走出来,看见了真正太阳的光辉,而不是幽暗中火光投映出来的影子,完成了“灵魂转向”,就类似一种Obermensch(尼采的超人)。e
    《王安石“强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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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周思成,男,1984年生,湖南长沙人。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职于中央编译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曾为德国图宾根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2012-2013)。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准聘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法制史、民族史。学术专著:1.《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和军事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2.《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合著)普及类著作:1.《大汗之怒 :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2.《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