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断言，贫富差距是“理势之所必至”，不能由人力强行扭转。不仅如此，富民阶层还是国家基层治理的一层重要保险： “（富户）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苏辙：《诗病五事》，《苏辙集》，第1230页） “贫富相资”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国家主动放弃调控土地资源的分配，同时放弃直接主导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从而默认了贫富阶级在城乡地域通过借贷、租佃乃至兼并形成的“自发”秩序。这是一种妥协，……这绝不意味着“私”的领域能够豁免国家的横加干预。在专制君主-官僚制下，富民阶级主要起到财富的蓄水池功能。只要国家感觉需要，可以随时拧开龙头放水。宋人那句有名的本朝“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特别是它还有下半句：“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变法时代乃至宋代的官僚士大夫，正是这样来理解富民的作用的：不仅在于国家放弃部分责任时“为天子养小民”，还在于“为国守财”，“又供上用”。富民通过地租、利润、利息等形式，将底层民众生产的财富汲取上来，保存积累。然而，这笔财富并不全属于他们自己，同时也属于国家，所以苏辙说：“财之在城郭者（即兼并者）与在官府无异也。”因为，当时还不存在脱离于统治-服从关系以外的私有财产，“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即使私有财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也并不建立在合法权利的基础上。除了沉重的日常性财政汲取外，只要判断有必要，国家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官爵收买、抑勒、科率…)予以剥夺和占用，不用顾忌什么法理依据或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