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王安石反对国家一味靠征税、专卖来从民间索取财富，说这等于关起门来向自己儿子要钱（“阖门而榷其子”），哪怕把儿子榨干了，财富总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向民间索取财富的权利本身，基于某种父子共财的类比，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父权。 在古代宗法制的大家庭中，经济关系的本质是“同居共财”，而家父对家财拥有绝对支配权，在法律上完全吸干了子女的人格。直系尊亲如果在世，子女未经允许要分割出独立的财产，另立户籍，就是“别籍异财”，伦理上要视作“不孝”，法律上也要受到惩罚，宋初甚至可判死罪。
我们今天还是缺乏乡绅式的气质。我们今天有很多谈革命的人，却讲不清楚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下，为什么革命不可能。乡绅这样的人讲得比较清楚，老百姓怎么想，他们和体制是什么关系，是怎么混的。所以，多一批乡绅式的知识分子，不会给历史前进拖后腿，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拖后腿，但他们会对我们的现实有更全面、更精确的把握。在不革命的时候，他们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一些变革，而当革命成为必然趋势的时候，革命的先声其实就是乡绅和体制关系的破裂。所以不能把乡绅变成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把乡绅作为一种方法。
项飙 《把自己作为方法》0
项飙 《把自己作为方法》0我并不认为性教育应该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性教育是纪律和生活制度的个别的部门。
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教育文集》0
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教育文集》0
打破死循环的主动权在强势的执法机关，而非弱势的普通百姓。几年以前，我入住酒店，正好遇到警察查房。出于职业习惯，我让警察出示工作证，他十分诧异，说未带证件，但警服警号就等同于证件。我说，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出示执法证件是查验居民身份证的必要条件。警察愣了一下，还是下楼去取证件了，半小时后，再次査房。警察出示证件后，我自然非常配合地让其査验身份证件，而这位警察的“克制”也让我对“法治”二字多了一分信心
罗翔 《刑法学讲义》1
罗翔 《刑法学讲义》1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 颇能代表今天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 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剔出去，那幺，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阿拉巴马州剔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你也许会问：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人， 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的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察官与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幺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的权利。”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这里我想谈一谈有关辛普森“金钱买正义”的指责。在该案结辩之前，洛杉矶政府宣布，到当时为止，属于政府的检察部门，已经用了八百零五万ー干七百三十九美元，这些钱当然来自当地的税收。这笔费用还不包括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开支。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一个平民被告面临强势，实在不是一个什幺轻松话题。警察和检察部门可以动用以千百万计的金钱来对一个平民进行调查和诉讼，他们有可能是像达顿律师那样看上去是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至少有章有法；也有可能是像佛曼那样甚至比佛曼更糟、既有某种偏见又没有职业道德的执法犯法者，陷害栽赃都有可能。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在某种信念的引导下，打击一个和他信念不同的平民。而当一个政府，或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当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对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平民看不顺眼，想要“治治”的话，他们手里可以运用的，有的是巨大的财力和这种财力所可能调动的力量，尽管这些钱本身是来自人民。因此，你可以看到，个平民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幺这个被告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幺“正义和公道”可言呢？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很多阿姨来深圳前一直过的是没有被规则化的农村生活，成为保洁员后，严格的打卡制度、每天的晨会、每隔一个小时的签到，让她们感到“头昏脑胀”。来自四川、有着火爆脾气的冬容阿姨入职前就跟大经理打好招呼：“不要让我签字、开会，一开会排队，我脑子就炸了。”大经理应允了。两个月后，副经理不明缘由，让阿姨跟大伙一样，不能例外，否则就要换岗位。她很气愤，转身去工具房拿上自己的背包就离开了，算是辞职。公司没有扣她的钱，几天后她又在附近的写字楼找到了工作。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0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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